中共一手控制着暴力工具：枪杆子，一手控制着舆论工具：笔杆子，无论报纸、电视、网络，只不过是中共“伟光正”的喉舌而已。

然而，当揭开历史迷雾之时，中共从上至下的封锁事实、戕杀真相的内部程序，令人震惊。

“二号病”的由来

发生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大饥荒，是中共发起的大跃进导致的人祸，而不是天灾。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人们只听说“三年自然灾害”，却并不知情这三年全国并无真正的自然灾害，更不知道仅仅两三年间，由于饥饿死亡人数竟至数千万人。

那么为什么从一九五九至二零一九年的六十年间，人们对于三年大饥荒致使大量的人失去生命，却知之甚少，甚至当谈论起由于饥饿，死去多少人时，会有相当一部份人表示怀疑呢？

因为，当时饿死不能叫饿死，而是叫“二号病”。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六日，经中共卫生部发密级通知，令各地卫生部门，今后对因饥荒造成的浮肿患者，诊断书中一律只能写为“二号病”（“中国卫生年鉴”3卷1985版）。

大饥荒期间挨整的人中有医生，罪过是诊断出大批人生病死亡的原因是饥饿。医生王善身在被问到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少了什么药时，说了一句：“少一味粮食！”他被开大会批斗，扔进监狱。

二号病，在医学上霍乱的含义从来没变过，只不过是为了掩盖饿死人的情况，把饿死说成是传染病死，所以，在整个大饥荒期间，二号病也隐讳地代称浮肿！这个代称从初期一直沿用了三年。其实，当时不光是用二号病来掩盖，在大饥荒期间，某中央领导感慨，怎么有那么多高血压心脏病肝炎死的！其实，都是饿死的。

由于过度的饥饿，一些地区出现“人相食”，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三日，安徽省公安厅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自1959年，共发生特殊案件（人相食）1289起，其中阜阳专区发生302起，蚌埠专区发生721起，芜湖专区发生55起，六安专区发生8起，安庆专区发生2起，合肥市发生201起。——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

三年大饥荒中，甘肃通渭大规模饿死人事件被称为“通渭问题”。一九六五年七月通渭县委报告称：“全县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了孤儿，外流11，940人”。二零零零年通渭县老干部座谈会上，亲历者说当年上报的数是缩小的，是实际饿死人数的三分之一，70%以上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大量尸体没人掩埋。

大饥荒通渭县大量饿死人，除了高层，对外严密封锁信息，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外面的人还很少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为了封锁消息，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

大饥荒时，中国所欠苏联外债总共为57.43亿，而一九五九年财政支出达520亿元。所以实际上当年中国所欠债务数额并不大，而同期对外援助金额远大于还债金额。而长期以来解释三年大饥荒时，却大讲“自然灾害和对苏还债”，“对内怨老天，对外怨苏联”成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多年以来，让大陆民众深信不疑。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大饥荒时期，中共拒绝了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其中一九五九年与一九六零年中共净出口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对于世人的生命，是何等的漠视？对于真相的封锁，是何等的密实？一句“三年自然灾害”，让由于饥饿而死去的三千余万生命，竟没有任何交待。

现在日子好了吗？

一九四九开始的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浩劫，致使民不聊生，百业凋敝，中共为延续其对于大陆人民的统治，把土地可以承包，企业可以民营。哪里没有中共，哪里就有生机，在大陆几乎成为民间的一个共识，只要中共不插手，这件事就能办成，只要中共要上“规范”，能办成事也要荒废。

中共的《人权白皮书》，号称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基本人权”，大家知道，对于普世价值而言，正常的社会公民还应有生命权、财产权、尊严权和公正权。

有人张口闭口，共产党给的钱，我花的钱是共产党给的钱，共产党的钱哪来的？早在二零一四年，世界银行就指出中国总税率64.6%，远超欧美发达国家。而专业的经济数字更显示，中国的企业所交的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占到了中国企业税前利润的70%；而个人交的税，直接税加上间接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全部加在一起，中共政府向个人抽的税高达平均所得的51.6%。这两个数字，是全世界自从有人类以来的最高。没有一个国家敢收这么高的税，中华五千年历史也没有一个朝代敢收这么高的税，结果我们这个时代有。

即便百姓手里这点钱，中共靠印钞票发展经济，让票子越来越毛，逼得人们只能买房保值，《2018中国家庭财富健康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城市家庭的户均总资产规模为161.7万元。在这些资产中，有近8成是房产。

老百姓掏出储蓄当首付，甚至花光所有积蓄买商品房，中共央行资料显示，2007年末，居民的消费性贷款只有3.27万亿元，而2018年却达到了37.80万亿元，增长10倍，主要是用于住房消费。住房成了压在百姓头上喘不过气来的大山！

上面说的是城市，那么农村呢？不用说收入、教育、卫生都低人一等，也不用说由于户口限制，农民工无法在城市落户，就单说孩子无法在城市上学，而导致的留守儿童这一项：

在中共官方二零一三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推算，中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2万，报告的公布引起了社会强烈的反响，此后类似的报告再也没有公布。

二零一二年十一月，有5个留守儿童在一个垃圾房内用煤炭生火取暖，不幸全部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二零一五年六月，贵州毕节同一家庭的4个留守儿童，年龄从5岁到13岁，服用杀虫药自杀身亡。对此现象，《北京青年报》发文说：“留守儿童的问题已经很严重，根据研究人员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在贵州和安徽两地，留守儿童自杀、意外的发生率分别为12.88%和20%。”

中共口口声声说人们吃的饱穿的暖，然而却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农民成为事实上的贱民。

《宪法》中的自由在哪里？

人除了物质需要，还有精神需求，在《宪法》中虽然写着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仰自由，然而中共却让整个社会沦为财富、金钱的阶下囚，对于言论、信仰则一概封杀，与一九五零年的镇反、反右等等运动整人没有什么两样。

最近，湖南维权人士王美余在衡阳看守所不明猝死。他的妻子曹曙霞相信，王美余是被迫害致死。王美余去年曾在衡阳、长沙等地举牌，要求没有合法性基础的中共下台。今年七月八日，在长沙火车站被警方以寻衅滋事抓捕，关在衡阳看守所。仅仅两个多月，王美余就“被死亡”。

举个牌子要求选举就被抓、被关，哪里有民主？哪里有言论自由？不仅如此，还剥夺了他的生存权。

一九九九年至二零一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二十年中，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更多。每天都有被抓、被关、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大量证据证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使用了各种酷刑折磨，还犯下强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

根据明慧网的信息来源，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这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一人多次被抓算多次）至少为两百五十万到三百万。

只因为信仰，就遭到中共的非人对待。据法轮大法明慧网公开资料显示，被中共迫害致死、有名有姓的就有4361人。

此外，在明慧网已查证的案例中，截止到二零一九年七月十日，有86050人被绑架，28143人被非法劳教，17963人被非法判刑，18838人被绑架关入洗脑班，809人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各种酷刑迫害的总人次518940。中共的迫害造成了太多的法轮功学员广受歧视、失业、失去收入、长期遭受精神迫害、家庭破裂、伤残、死亡。

在九评编辑部出版的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这样概括：

“前三十年‘抓革命，促生产’，‘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官儿做得越大；后几十年是用经济来维护统治的合法性，追求血腥的GDP至上，不顾及民生与环境，只为升官发财；

前三十年让民众仇恨‘国民党反动派’、仇恨‘美帝野心狼’；后几十年让民众仇恨自由及西方民主理念、仇恨真、善、忍的普世价值观；

前三十年用斗争扼杀人性，让人不敢讲真话，谎言假话大行其道；后几十年更是爆发了‘诚信危机 ’，假货遍地，毒食品盛行。假烟、假酒、假奶粉、假车票、假文凭……大概凡是能买到的商品、有价值的证件、牌照，都有造假的。利用高科技做出的种种有毒食品，是前三十年的人想都想不到的；

前三十年有‘亩产万斤’的荒唐造假；后几十年有‘天安门自焚’骗局，不知蒙骗了多少人，搅动起多少仇恨；

前三十年是闭关锁国，关起门来一言堂；后几十年是信息封锁，敏感词过滤，实名制监控；

前三十年政治挂帅，破坏传统文化，打掉传统信仰，用政治的手法搞经济，出现了濒临崩溃的经济危机；后三十多年一切向钱看，用经济手法搞政治，用金钱物欲和情色迷乱来填补信仰真空，带来的是触目惊心的道德危机。”

这样的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可以一直比较下去，然而没有必要了。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逆天毁德，灭绝人性的邪恶本质，就会一直存在下去。因此，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是一句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大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