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玲是我大学同学，现在是教授、大学校长，平素我们联系不多。一次聚会，谈天说地，聊养生保健，我把话题引到修炼上，顺势劝她“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艾玲有些迟疑，我说：神佛不是实证科学能证实或证伪的，万一是真的呢？艾玲笑着说：真善忍的理念非常好。遂用自己的网名做了“三退”。

毕阳、席萍夫妇，一个是省里厅级部门主管，一个是某研究所的教授。某假日，夫妇双双来访。闲聊时，我说了自己修大法祛病健身的体会，谈到“莫须有”罪名下的迫害，他俩认同真善忍，说他们的熟人中原来很多人炼法轮功。说到“三退”，席萍说：给我们退了吧，毕阳笑着说：好、好。

狄刚是某地级市人事局副局长。有一天，我去一个两、三年没去过的大型超市买东西，一出门就碰上狄刚了。他知道我一直在炼法轮功，我就跟他讲了“三退”保平安的道理，他说：行，你帮我退了吧。狄刚很有意思，他公开劝一位我也认识的经济学副教授：快退出你加入的中共吧。一次在酒桌上，狄刚举杯说：祝贺某某退党，群众队伍更纯洁了。

易钧是某单位的党委书记。因为他是个为人谨慎、作风清明、少有的好人，我很怕清算邪党时株连到他，几次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都不同意，说他的身份不允许。后来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我正从一个黑沉沉的巨大院落里往外走，院外熹微。快到大门口了，却有许多人往里走，其中有易钧。还遇到一男子扶着一个四十多岁的盲妇往里走。这盲妇胖头肿脸，右小腿上燃着一尺多长的火焰，她却无知无觉。梦里有声音说：“这就是行尸走肉。”我再遇到易钧，把这个梦讲给他再次劝他三退，他沉思一会说：好吧。说完他竟如释重负。以后再见面，感觉易钧的精神面貌前所未有的好。

傅明是我丈夫的好友，某地级市政协常委，一处级部门副局长。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后，我也受到迫害，他通过公安局的朋友做了不少营救我的事。我借托他办事的机会，跟他讲真相。他对大法弟子的遭遇很是同情，说原本是国家提倡的全民健身运动，没想到共产党说变脸就变脸，一下坑了这么多人。他说：嫂子，你给我退了吧，退的人越多越好，给共产党个眼罩戴。

葛耘是我的学生，本科毕业十几年后，他已是博士、副教授、某大学的一个学院的副院长了。我跟他讲真相、劝“三退”，他爽快的说：“行！”我俩道别后，没走出五步，他又回头叫我：“老师，我刚答应的事再放一放吧，我再想一想。”我嘴上说“好吧”，心里有遗憾，机缘不知何时再有。两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一家银行与葛耘不期而遇。打了招呼，各自办事。等我办完事，葛耘已经走了。我很后悔不该先办私事。没想到回家路上又遇到他了！我赶紧叫住他问：我两年前跟你说的事想好了吗？他说他这两年也关注了一下这个问题，看了一些东西，最后他说：“您帮我退了吧。”

何峻是经济学教授，硕士导师。何峻上大学之前，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恢复高考后才上的大学。他来自社会底层，有忧国忧民情绪，深恨腐败，参与“六四”较深，被停职两年，留党察看。二零零五年，何峻去香港旅游回来问我：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人类这场试验，谁赢了？我说：结论不言而喻。何峻说他在香港到哪都看的见法轮大法真相展板，他为法轮大法弟子的坚持而折服。我找个机会给他做了“三退”。他说：中国靠共产党是不行了，就不知能不能指上你们了。我说：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但一定能给人类带来福祉。后来何峻去台湾旅游，还特意带回《大纪元时报》给我看。

纪兰是某三甲医院副院长，某某民主党派本市负责人。我丈夫患病时在纪兰工作的医院住过十几天院。纪兰说她搞临床二十多年，没见过象我这么耐心的患者家属。我告诉她：我炼法轮功，修真善忍，与人为善，何况家人。她很惊讶：法轮功的人这么好哇！我给她讲真相、劝三退，她以自己修佛教婉拒。大约过了一年左右，我在一个婚礼上遇到她，我知她女儿在韩国留学，她曾去探望两次。我问她在韩国见过法轮功吗？她女儿跟她谈起过吗？她点头。我说法轮功都传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唯有中共迫害。你退出它吧。这次她答应了。

柯诚是我丈夫的朋友，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也曾是市人大常委，退休后被外地医院聘走了。我一直想劝柯诚三退，苦于没机会。一天我乘火车出门，在候车室刚坐下，一抬头正看见对面坐着柯诚！我们寒暄一番，柯诚早知我炼法轮功，认可真善忍。我告诉他，天象示警老天要清算中共，希望他退出邪党组织，别被牵连了。没说几句，他就答应了。

刘琴、梅涛夫妇是我的亲戚。梅涛是某市副市长。我给刘琴讲真相、劝三退，过程很顺利。但对梅涛却几次也说不通，他总是说：好你就在家炼，各信各的。随着时间推移，我越活越精神，刘琴的身体、心态却越来越差，刘琴还比我小两岁呢。梅涛看在眼里，想来想去，决定让妻子跟我学炼功，并让妻子打电话给我帮他退出邪党团队。梅涛是眼见为实的人。

倪山、欧阳夫妻原是我的邻居，他们是杰出的年轻学者——博士、教授，调到南方一知名大学好几年了。一天，我去市里某区办事，正等车呢，碰到这对夫妻及他俩的侄子，也去某区，我们四人便拼车同行了。倪山觉的我这个六十多岁的人面色、精神状态比他四十多岁的妻子好多了，问我怎么保养的，我告诉他们：我炼法轮功二十多年了，修真善忍，心平气和，就一个不生气，少得多少病啊？我讲法轮功祛病确有奇效，离开真善忍，世上没好人，讲中共的迫害违法，讲天象变化，最后很顺利的给他们三人、还有司机做了“三退”。

彭元是我的晚辈亲戚，某银行行长。我给他的妻子讲真相，做了三退。但他妻子很严肃的跟我说不能给彭元退，怕误了彭元前程。我想这事也就随缘，不能强为。第二年，一天我要去彭元家，说好了彭元妻子开车去车站接我，没想到彭元妻子临出门突然内急，拉肚子，一次又一次，只好让彭元接站。在车上，我三言两语就帮彭元退出了邪恶组织。原来彭元的妈妈信神，对彭元影响很大。我告诉彭元，他妻子不让我跟他说这个事，但我觉的事关重大，不能不说，彭元表示没关系，能够理解，并说一个政府怎么能不提倡真善忍呢？

齐川是我朋友，某公安局副局长，他也知道我一直炼法轮功。一日，齐川来我家做客，我找个机会跟他说：这么多年你也没少看法轮功资料，你心里一定明白这是个冤案。中共这么祸害人会被神佛清算的，你别被它连累了，化名退出来吧。齐川告诉我，上一年他去俄罗斯旅游，当地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同行的人都三退了。我听了非常高兴，国外大法弟子做的多好。

任伟是我的亲戚，一九九九年任某派出所所长，辖区有七十四名大法弟子，他压力很大。为了解法轮功，读《转法轮》，读到一百五十多页，不敢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再看他就信了。我说：信了多好。他说：象你似的，门不能出，班不能上。我当时被停职反省，离开本市须报派出所。我对任伟说：那也不赖法轮功啊。任伟说：共产党嘴大，没办法。有一次，任伟跟我抱怨：你们法轮功还修真呢，说话最不算数，抓進去打，就说不炼了，不上访了。放出去还炼、还上访。我问：你们不抓不打，会有人说不炼吗？他说：不会，这些人信的可诚心了。我问：怎么看的出真不炼还是假不炼？他说：很容易，烟、酒、嫖、赌一样不沾，就得看着；这四样犯一样，就跟党中央保持一致了。我问：那你说谁是邪的？任伟说：你有理，架不住它有权啊。我劝他做了三退。以后他再见到我，第一句话常常是“法轮大法好。李老师好。”我也不知道他是真心的还是哄我。后来他升职了，管其它事项了。一年冬天，他开车送我去车站，车后备箱上贴着“法轮大法好”的粘贴，一边翘起来了，任伟搓热手捂了好一会粘牢了。路上被交警拦下，撕下粘贴给他看，任伟说：“哦，法轮大法好哇！”看来任伟是真心的。

宋海是我的同事，博士，副教授。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前他炼过一段时间法轮功，后来迫于压力转向佛教了。他有重道之心，人很朴实、本份，胆子小，因为他家庭出身是地主富农，历次政治运动，他家老是挨整，被整怕了。一九九九年底，我去北京为师父、为大法讨清白，临行前，我把评卷事项委托给宋海了。当学校要以停职处分我时，找宋海核实情况，宋海害怕了，说没有委托他那回事，我被动了。由于我是按教学進度计划，完成教学工作后、出完考试题、写好答案、评分标准，才请事假走的，没耽误工作，并且高校教师不坐班，没法确定我“旷职”天数，邪恶无空子可钻，所谓处分不了了之。几年后，宋海就这件事跟我道歉，当时我也没有怪他。在那么恐怖的氛围里，他害怕了很正常，是我考虑不周全，让他担惊受怕，又承受不仗义、不诚实、对不起我的愧疚。我跟他回顾修大法时的美好，揭穿“自焚”伪案，人权灾难。他选择了退出邪党团队。

唐君，教授，年轻的博士导师，我们私交很深，我还没深说呢，唐君就说：我信你，帮我退了吧。

韦笛，博士，副教授。一次路遇，我跟韦笛讲真相、劝“三退”，他同意了，还说：快把我媳妇也退了吧，她是党员呢，这两年她老想上单位退党，我怕惹麻烦，没让她去。韦笛的妻子也是博士、副教授。我跟他说：回家得跟你妻子说一声，她同意才行。韦笛说：没问题。

杨霄，我丈夫。他以前看过《转法轮》，说：好，严谨，自成体系。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后，他不让我炼了。怪我当时法理不清，没耐心的跟他讲清真相，对他的处境、难处也缺理解、体谅，两人关系一直紧张。后来他生了重病，我以修炼人的慈悲，象母亲照顾孩子一样，不辞辛苦，不怨不烦的照顾他，终于感动了他。他说我比他娘对他还好。我抓住机会跟他讲真相，他终于做了正确选择：发表严正声明，退出邪党组织。认为江泽民们没事找事，瞎折腾，误国误民。

讲真相中，跟好多人的相遇、相逢，看似偶然，其实都是师父的巧妙安排，是师父把该救的人带到我身边来了。而跟知识份子讲真相，也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难。一边是法轮大法，一边是中共江泽民们，谁正谁邪，谁好谁孬，这场迫害的是是非非，知识份子哪个不心知肚明？只是迫于邪党淫威不敢表态而已。

（注：文内人名均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