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被重庆市监狱系统迫害的部份法轮功学员案例

1、重庆市女子监狱

重庆女子监狱原为永川监狱的一个中队，位于永川市红炉镇月琴坝；于二零零二年正式挂牌成立重庆女子监狱；现在搬迁至九龙坡走马镇。

重庆女子监狱同中国大陆迫害法轮功的所有黑窝一样，表面上实行文明管理，鼓吹人性化；实则是中共邪党为非作歹的一个缩影。在伪善的面纱背后，一切都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

据不完全统计：二十年来重庆市女子监狱非法关押328名女性法轮功学员，刑期最长的达十六年。入监队大队部的“法所办”和监区长黄利、教导员况慧文、教育科恶警科长李晚娟和恶警徐永红、唐安智等，指使监狱罪犯不择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转化”迫害，她们常说：“打死你谁给你作证？八十元就烧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迫害致残，有的被迫害致精神失常，有的年高七旬，仍被强迫做奴工。

案例1：

李基凤在狱中八年多，身体受到巨大伤残

重庆法轮功学员李基凤，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二十年中，屡遭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判刑八年，在女子狱中遭受到非人的折磨。

二零零零年的元月，李基凤因去北京为法轮功鸣冤，被重庆北碚区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并被送入洗脑班继续迫害一个月。

二零零零年六月，李基凤第二次去北京，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一年零三个月。在劳教所中，李基凤被恶警插胃管，吊打，罚站，撞墙等各种酷刑折磨，甚至被骗至劳教所医院及三二四医院迫害，造成李基凤精神恍惚，警察也认为李基凤被迫害成“精神病”了。从劳教所出来后，李基凤通过学炼法轮功，身体很快康复。

酷刑演示：悬空抽打

二零零三年五月，李基凤再次被北碚警察绑架到党校洗脑班迫害。期间恶徒对李基凤拳打脚踢，扇数百耳光，用装满水的塑料瓶子打双手，大字形吊到窗户上等各种恶毒方式折磨，逼她“转化”。由于未达到目的，警察又把李基凤关入北碚戒毒所和看守所继续迫害。

在所谓“转化”企图未能得逞后，北碚区法院对李基凤非法判刑八年，于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将她劫持到重庆永川女子监狱。

李基凤坚持对大法的信念，女子监狱以拒不“转化”为由将李基凤关在入监队迫害了五年半。期间把李基凤送一个所谓“法研班”疯狂迫害，动用一切阴毒下流的手段对李基凤进行心理及生理上的摧残，李基凤曾连续三天被强迫灌不明药物，导致大脑昏沉，牙齿大部份被毒坏脱落，左眼失明、咽喉，舌头也受到严重损伤。

酷刑演示图：灌不明药物

这期间，“法研班”恶徒企图给李基凤安上一个所谓“脱逃”的罪名，先用语言诱导李基凤要到监狱外面去，然后有意安排门岗走开，旁边暗中跟踪，等李基凤走出门外后拖回来摔在地上进行折磨。由于被长期的折磨和被灌食不明药物，致使李基凤在一段时间里出现大脑昏沉、思维恍惚的状况。

在狱中八年多，李基凤的身体受到巨大伤残。

案例2：

“把你拖死在监狱又怎样？最多花80元钱（指火化）就解决了。”

刘范钦，女，重庆原光学仪器厂退休干部，二零零零年三月被劳教迫害一年。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因曝光重庆大学研究生魏星艳事件，被非法抄家，被抄走价值二万多元的财物，被绑架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对她进行酷刑折磨。被连续吊铐三十几个小时， 撕心裂肺的剧痛和多次昏迷后，恶警才把她放下，双上肢当时就残废了，然后将她关押在大渡口区看守所。

酷刑图：吊铐

二零零四年三月，大渡口区法院无视刘范钦被酷刑致残的事实，以她在曝光重庆大学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艳在看守所被恶警强奸事件中传递消息为由，对她非法判刑九年。于二零零五年八月四日被非法押往永川女子监狱劳改九年。

在入监队，她被单独关一小监舍，不能与别人接触，选配四个包夹人员昼夜寸步不离对她监管，每天一言一行所有情况都作详细记录汇报；与众不同的是，包夹人员还要护理她的日常生活。

下面是刘范钦的自述：

入监队的任务就是洗脑、转化。几个月的强制灌输洗脑，我没有转化。于是将我转到监狱办的洗脑班强力转化，两个恶警李小娟（教育科科长）和徐永红坐镇指挥，四、五个邪悟者协助她们欺哄骗诈。经过颇费心思的引诱、欺骗、威胁，都没能达到转化我的目的。对此，恶警李小娟非常恼怒，对我说：“你这个样子（指我的伤残），把你拖死在监狱又怎样？最多花八十块钱（指火化）就解决了。”

由于不转化，我每天被强制在矮凳上坐十六、七个小时强化洗脑。坐姿要求：双脚并拢，腰背挺直，不许晃动。这是一种看着不起眼，实则很难支撑的体罚。因肩关节损伤，上肢下坠，坐立时间一长，就象在牵拉受刑，肩、臂、腰伤处疼痛难忍，我越难受警察要求越苛刻，不准我靠床坐、不准用腿托住上肢、不准……不准……。

酷刑演示图：坐小板凳

寒冷的冬夜，别人都睡了，却强制我“学习”到十一、二点钟，早上起床也比别人早。所谓的“学习”内容全是造谣抹黑法轮功和其它洗脑内容，而自己买的法律书却不准看。为了迫使我转化，恶警要求包夹人员有些事不准再帮我，否则会受到追究处罚；同时以“加强活动锻炼”为借口对我折磨加压，要求我自己洗澡、自己洗衣服等；恶警文红梅还挑起整个大组几十人对我仇恨施压，煽动说她们辛辛苦苦做了一年，没有评上先进，影响了她们加分、减刑，就是因为我不转化；还取消我每月一次的给家人通电话，亲人依法会见在狱警的严密监视下只允许十分钟（一般服刑人员都在半小时以上），并严格限制日用品的购买。

在生活上都无法应付的我，又被强迫到狱工场参加劳动。恶警强迫我到狱工场地去选珠子（劳动任务是用玻璃珠子编织汽车坐垫），去扫地做清洁。狱工场地摆满桌子，地上到处是散落的珠子和线头线尾，每天要重复扫多次，晚上还要加班，等到犯人收工后，我还得把场地打扫干净。不服从安排要被加大惩罚，我就更加承受不起。

由于肩关节失去功能无法支配上肢，我就只能用双手尽量稳住扫帚杆，将胳膊肘抵在腰身上，用身子的移动勉强带动小臂和手中扫帚的移动才能扫地。就是这样轻微的移动，也有如千斤重负，因为伤残的肩、臂承受不起这样的用力，到了夜间常常痛得我睡不着觉，甚至整夜难眠。上肢的无力、无用，处境的无奈，伤痛的巨大折磨，象山一样压着我。

二零零八年元月，我从入监队被转到全监狱最脏最累的生产车间（二监区）生产班组，二监区生产布鞋鞋底，一天的任务是几千或上万双鞋底。监区长李小娟（原教育科长）为了迫使我转化，布置班组长：凡是服刑人员轮流做的事情（生产任务除外），例如做烘干炉清洁、打扫生产场地卫生、到饭堂打饭（全小组十几人的饭）、寝室卫生等等都必须强迫我做。李小娟还刁难我，在集体排队收工的众人面前，命令不能帮我提开水瓶，自己用水自己提，不提就不准用。

那时正是下雪的时候，没有开水我就只能喝冰冷的自来水，用刺骨的自来水洗脸洗脚。显然，对于我这双残废的手而言，在这样的环境和这样的迫害下，我是很难生存下去。我就绝食抗争。两天后，李小娟找我说：事情做不了可以写一个报告，经过批准可以请别人帮助。就这样，我才可以用钱请别人代劳各种摊派任务和解决生活不能自理的问题。但是狱警不准法轮功学员来帮我。

所以，不但做清洁、打开水、打饭、叠被子整理内务、换洗衣服等每一件事我都要用钱请别人抽空帮我做。恶警以“加强活动锻练”为名，每天强迫我跟服刑人员一起出工参加辅助劳动。即使是最轻微的活动，也会加重伤痛。我在这种“加强活动锻练”的迫害下，精神和肉体都经历着煎熬的苦痛和炼烤，我的上肢状况也越来越糟。

案例3：

深受欢迎的女教师遭受种种残酷折磨

重庆市合川区云门镇双眼小学教师高婕（女、现年六十三岁），由于曾经多种疾病缠身，多年医治无望，一九九六年五月病入膏肓，在死亡边沿上苦苦挣扎的时候，她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为标准，从内心做一个好人。经过几个月的修炼，她重获新生，一身的疾病全都神奇地痊愈了，成了一个走路生风、性格开朗、精力充沛、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师生家长好评的教育工作者。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高婕女士失去了近九年的人身自由，二零零零年三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二零零三年六月二被非法判刑五年，二零一二年六月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受尽了中共种种残酷折磨，直到现在对她的迫害还未停止。目前，年已六旬的她依然过着居无定所，漂泊流浪的生活。

二零零三年六月二十日晚上十点多钟，她来到重庆大渡口跃进村一同修租住地才三天，就被大渡口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十几个恶人恶警绑架。同时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刘范钦、李章琼。

下面是高婕女士自述她这段痛苦经历的摘录：

在看守所里，我们受尽了非人的残酷折磨。第三天，四、五个彪形大汉逼着我在他们写好字的纸上签字，我不从，他们对我拳打脚踢，抓着头发往桌上撞，硬掰开我的手指拖去盖了手印。六月二十七日上午，看守所里全部搜查舍房搜身，然后报数回舍房，我们没违法，就不报数，我与刘范钦遭到看守所长蒲所长的训斥、打耳光、罚站淋雨。十点多钟，管舍房的恶警刘维友（音）叫来两个就地服刑的男罪犯，把我按在花台上，刘维友用二指多宽一指厚的楠竹块朝我身上猛抽乱打几十下，等她打累了，才放我进舍房。回房后，同监舍的人看到我的臀部、大小腿布满了紫黑青红的伤痕，欲哭而不敢。

当天十二点钟左右，我和刘范钦刚端着饭碗吃饭，又被叫出去，说是办案人员“提讯”，我被关在大渡口看守所第一提讯室非法审问，刘范钦被带出看守所，不知关在什么地方。恶警们自我介绍他们是刘光静（音）、王东陵（音）等。由于我不配合，他们就把我吊铐在提讯室的屋角用钢条与角钢焊接成的切角壁上，踢掉我穿的拖鞋，光着脚，脚跟踩在角钢口上，双手臂分开被斜直吊铐在钢条壁的最高处，如果脚踩平在地上，手铐就越勒越紧，所以脚尖只好踮着；眼前上方吊着几百瓦的电灯铐着。刘光静、王东陵、张林、彭××（他们称政委），杨××和一个从某派出所借来的实习女生张玲（音）每天轮番折磨我持续五天五夜，不准喝水，不准睡觉，不准屙屎屙尿。那时我正值经期，也不许上厕所换卫生巾，这样屎尿血盛满流出卫生巾，流满裤裆裤腿又流在地上。炎热的夏天臭得我难以呼吸，而我的下体则更难受。

酷刑演示图：吊铐

有时还不给我饭吃。而那些恶警们是由大渡口公安分局副局长陈波负责送西瓜、饮料、矿泉水等防暑解渴，常躲在隔壁空调室里乘凉。见我稍一合眼，就扇耳光、用书或杂志抽脸、用饮料瓶、矿泉水瓶敲打头部。

大渡口陈局长、国保支队队长文方火和主任华勇都来“审讯”过，得不到所要的结果，就由办案的几个恶警拳打脚踢，任意折磨我。王东陵用塑料袋拧成绳索，一端系在手铐上，拉着另一端往一边用力拽，疼得我的手腕几乎失去知觉，王却说：“我们是虐待狂，你是被虐待狂，我们就是要这样虐待你。”刘光静坐在椅子上用力蹬钢条壁，钢条壁来回弹动，猛烈的撞击我的尾骨、背部和头部，尤其是铐着的手腕象秋千一样荡着，皮快被勒破了，疼痛难忍。刘还恶狠狠的说：“我们是警官，让你也久关，多做你几年，关死你。”

我的双腿肿得象柱头，双脚象面包，肿胀发亮，脚背边沿充血发紫，张林（男）还用竹签（牙签）来刺，说是给我放血，但未遂。我给他们讲真相，讲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个姓杨的却说：“我们问你你不说，把你打死了，打死还不是打死了，烧了就是，谁也不知道，你们法轮功平反了，我们遭恶报，你还不是先死了。”王东陵还说：“去拿白粉来灌，等她瘾发了自然就会开口。”吊铐了三天三夜后，在我神智不清、视力模糊的情况下恶警头子华勇强行我在他们写好的纸上签了字。

取下了吊铐的双手继续关在提讯室的屋角迫害两天。五天五夜后，我被送回舍房，躺在铺板上，失去了知觉。几天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双手、大小臂、肩部不能动了，剧痛难忍，生活无法自理，所里派了两名在押人员护理。所里的一警察说：“你说法轮功好，现在你把你身体炼好嘛。”我忍着剧痛，坚持炼了两三个星期的功，身体开始恢复。可是，还没有恢复到一半，七月二十八日看守所又搜舍，我又被恶警刘维友打了好几十大板，我的臀部、大小腿新伤盖旧伤，很难找到巴掌大的完肤。那真是遍体鳞伤。这之前，我还因不配合照相，被所内恶警李×叫所内男服刑犯抓住我的头发使劲往未糊水泥砖墙上乱撞。

非法判刑五年，在监狱继续遭摧残

二零零四年三月，大渡口区法院对我、刘范钦等三人非法庭审，我们三人在庭上陈述了我们修炼‘真善忍’无罪，信仰合法，没有损害他人、集体和社会丝毫利益，而我们在大渡口租住房里才三～五天，只是在家里学法炼功，连门都没出，就被恶警们抢劫财物，绑架了我们，关在看守所里遭到办案恶警等的刑讯逼供，酷刑折磨致伤致残的事实。

公安警察对我们酷刑迫害致伤致残，已经构成《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和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的犯罪，理应受到法律的严惩，我们也理应得到治疗和赔偿。但是，为了掩盖真相、逃避罪责，公、检、法、司公然践踏法律，把我们非法判刑入狱，他们在“610”的胁迫下置法律而不顾，冤判刘范钦九年，我五年，李章琼四年。企图利用漫长的刑期和监狱封闭的邪恶环境，把刘范钦拖死在监狱灭口销毁证据，从而掩盖公安警察的“故意伤害罪”和检察院“渎职枉法包庇罪” 对此，我们先后向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写了三封上诉信。可是，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仍然裁定维持原判，进而下达了“入监执行通知书”。

由于邪恶的残酷折磨，导致刘范钦双臂残废，我虽双手臂开始恢复，但血压持高不降，心脏病状明显，肾脏、妇科状况时好时坏。我们两人都是送去监狱几次被拒收。后来，大渡口看守所护送医生田贵海直接打电话请示市“610办公室”，“610”强权胁迫监狱收下了我，当然双方还进行了金钱交易才谈妥的。刘范钦被送了五次，在次年八月被送入监狱。

我被入监后，恶警们强行洗脑，昼夜四个罪犯夹控，长期罚坐小板凳，白天耳朵被强行灌诬陷、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声音。晚上强行看遭殃新闻，每次洗漱包括洗澡洗衣被都在十—十五分钟内，大便不让解完就催出厕；不报数、不打报告就不让上厕所和不许买日用品（包括卷纸肥皂等）。

最为阴毒的是把法轮功学员折磨得差不多了，就送监狱办的洗脑班，强制“转化”，两个恶警李小娟和徐永红，在那里督阵，由四、五个邪悟者协助邪恶主导诱骗、“转化”其他法轮功学员，她们时而神神秘秘的样子，让你看一两段新经文，表面上在对照法去谈，实质上让你迷糊，导入邪悟，达到她们“转化”你的目的，如果你不理它排斥它，反驳抵制它，恶警邪悟者们一起上，狂轰滥炸。监狱内的法轮功学员都是在这种欺骗、威胁、高压与各种折磨下被所谓“转化”的。

我被所谓的“转化”后，分到老弱监区二组，被迫做奴工：每月要转运煤和陶瓷珠子（用来穿椅子坐垫的），每袋货百余斤，从大门外二、三十米处扛着上坡进大门越过大操坝上二楼堆放，卸一次货要扛五六包。我被摧残得如此虚弱的身体（七十多斤，血压和心脏都是问题）扛一趟都极度的艰难。我常常不是被压趴下，就是货袋滑落在地上再也扛不起来，只好用空袋子分装多运几次，主管恶警还常常骂我消极怠工。每天的劳动任务要穿两张靠背椅坐垫，跟年轻人的和同年龄段身体健康的罪犯同样多。我被吊铐伤残后的手常处于麻木僵硬状态，高血压、心脏、肾脏与妇科病情有增无减，完成工作量极艰难，完不成晚上就加班，做完才收工。

我意识到“转化”是错的，在参与一些活动时，或写总结、汇报中就不配合，有机会还接近其他同修。张监区长就把我安插到杀人犯与疯子组，吃住劳动都和她们在一起。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精神正常的犯人隔离，没疯的杀人犯护监坐牢已坐疯了的杀人犯，轻微的疯子无规律的说唱打闹跑跳，严重的随时都有可能打人骂人。我白天被安排在说唱笑不止，有时还打人、咬人的肖素华同桌同方劳动，晚上在距离严重精神病罪犯最近的铺位就寝，时时提心吊胆，常常夜不敢眠。平时都有公开的和暗中的两种人（都是杀人犯）包控。公开包控的一—二人，劳动任务减半，暗中监控的人（不知有几）是得奖分，包控人之间互相检举包控不到位的。如果我主动帮助别人或与他人讲了话，就要被恶警涂芯责骂、罚站。

我在这样超负荷的繁重劳动和高强度的精神折磨下，又不能炼功调整身体，血压多次上升至220/125甚至更高，心律严重不齐，出现心脏和大脑缺氧缺血，经期流量过多。二零零八年五月出现大出血，人开始虚脱。监区派人用板车送我去监狱医院抢救。姓赵的狱医（二十多岁）给我取环，她听介绍我是大法弟子，虽“转化”但仍坚定自己的信仰，就不顾我的死活，用镊子在我的子宫里乱捣乱扯，流了很多很多血，痛得我差点昏过去。我说，我再也坚持不了了，不取环了。住了两周的院，过程中一直躺在铺上很少动，一动就流血。

血还没有完全止住就出院了。我已严重虚脱，全身无力，连坐都坐不住。可回到监区，涂芯又叫我出工，我想请假休息两天，可恶警凃芯说：“监区有规定，医院没出休息证明，不能休息。”我坐不稳只好趴在工作台上。当天劳动任务没完成，晚上，凃芯又罚我在走廊上罚站或坐小凳子。当女儿来看我时，非常惊讶的问：“妈妈，您怎么了，身体这么差？我差点认不出你了。”

案例4：

重庆七旬老太遭两次判刑、一次劳教

重庆荣昌县现年七十三岁的法轮功学员李雨亭，一九九八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严格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身心受益。然而一九九九年中共打压法轮功以来，她遭遇两次判刑、一次劳教。身心备受摧残。

下面是老人自述被迫害的部份经历摘要：

被跟踪绑架折磨并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在荣昌宝城寺村同修家，我和同修正准备出去贴法轮功真相粘贴，被跟踪的荣昌国保警察雷天明、杨恩培绑架，他们把我劫持到荣昌安富镇的一个招待所里对我进行残酷折磨，几天几夜不准我睡觉，轮番审问。

又在荣昌看守所被拘禁一年多，看守所的恶警打骂我，有一次给我铐上脚镣好几天，我整个脚都肿起来了，和我同时被拘禁在里面的女儿看到我遭受如此的痛苦和迫害，哭着求看守所的恶警解开铐在我脚上的脚镣。还在寒冷又下着雨的冬天，中共邪恶之徒把我母女和另外几名法轮功学员，还有其他在押的犯罪人员一起，被劫持在车上游街示众侮辱，还把我们劫持到荣昌的莲花广场开公捕大会。然后荣昌“610”（凌驾于公检法之上、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邪恶和荣昌邪党法院，非法诬判我三年，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迫害。

游街示众侮辱

参与迫害的恶徒有法官毛义权（任审判长），检察院公诉人邓成文。恶法官毛义权（荣昌邪党法院刑庭庭长）积极追随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已遭恶报肾脏癌死亡，年仅四十多岁。

第六次被绑架并诬判三年半

中共邪党用金钱诱惑、收买不明真相的世人。我和女儿同修、另外两位同修被不明真相的恶人诬告，在荣昌的玉屏街的副食店帮忙时，被荣昌国保雷天明、杨恩培等人绑架、抄家，抄去我们的电脑和其他私人物品，劫持到荣昌看守所迫害。

在看守所，我们绝食反迫害一个多星期。我和女儿分别被荣昌法院诬判三年零六个月和三年，参与迫害我的恶法官毛义权，是第二次参与对我的迫害了，我也是第二次被法院诬判迫害了。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在邪恶的黑窝里，每天强制劳动十多个小时。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雨亭又被劫持到重庆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每天包糖数十斤，完不成任务就受体罚、面壁或打坐。跟恶警一提宪法、法律，就遭受体罚十几个小时，站军姿。

案例4：

女教师谭凤皓被迫害一度失去语言能力

谭凤皓，女，34岁，西南大学毕业。曾在重庆任教的女教师谭风皓，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所谓的执法机关、执法人员反复迫害。二零零一年一月被绑架，被非法判劳改4年。2008年又被恶警绑架，后被劫持到重庆市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两年。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的十年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多数时间却是在监牢里度过，期间她本人及亲人所经历的巨大身心痛苦，难以用语言尽述。而这一切，却只是因为修炼大法，因为要做好人。

下面是谭凤皓所述：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被重庆市渝北区龙溪镇派出所非法抓捕，被所谓“留置盘查”四天五夜，远远超过法定的留置盘查期限——四十八小时。对超出的期限，公安人员以一纸“监视居住证”掩盖其违法行径，谎称我在被抓捕四十八小时后，继续关押在留置室的期间是所谓的“监视居住期”。其实留置室根本就不是正常的能居住人的地方，里面阴暗沉闷，只有一个水泥台和一个供大小便使用的洞。十二月底的寒冷天气里，我就在冰冷的水泥台上睡觉，五个夜晚没有一夜能够安睡。因为公安人员不给任何被褥，睡着后最多几秒钟就会被冻醒。在办案人员非法提讯期间，我遭到殴打、恐吓及语言羞辱，整个人处于精神恍惚状态。办案人员为掩盖其刑讯逼供的罪行，趁我精神恍惚时诱骗我承认“办案人员没有打我”的笔录属实并按手印。

后我被龙溪镇派出所送至位于两路镇的渝北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在看守所被强迫做劳役并曾被铐手五天。一年后，渝北区法院对我非法判刑四年，我被送往当时位于永川市的重庆女子监狱。

我在女子监狱遭受了被强制洗脑转化，被关禁闭室，被强制穿囚服，被禁止上厕所，被打，被禁止购买卫生纸、卫生巾等女性必需品、被强制劳役等各种残忍迫害，导致在二零零二年精神失常，几乎不能正常言语，正常思维，并持续至二零零三年非典期间才恢复正常。在“服刑”期间，我被万州区教委非法开除公职。

案例5：

原重庆大学校长秘书　遭遇三次劳教一次劳改

现年五十多岁的王娅女士，曾经担任重庆大学校长秘书，后来参加一次八百人的考试，考取前三名，在重庆渝中区大溪沟社区担任社区主任一职。

九十年代，王娅在重庆大学任职期间，是学校出名的老病号，同事还私下议论：看着终于招来了一个高材生，结果病恹恹的，工作效率也不行。王娅患有家族遗传的风湿关节炎，年纪轻轻，就饱受这种病痛的折磨。风湿关节炎使她在誉称“火炉”重庆的夏天，都得穿着棉毛衣衫才能正常生活。为了治病，她和丈夫各方求医，听到什么偏方也要去试，有些偏方采用的食材是很恶心的，为了摆脱病痛的折磨，她横下心都要去尝试一下，结果一次次的希望换来一次次深深的失望。

一九九六年，她有幸学习了法轮功，并严格按照“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很快她发现以前一直如梦魇般折磨她的疾病悄然消失了，她终于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滋味。无论是工作还是家庭，她都能自如地兼顾好了，以前靠家人照顾的她，修理后成了照顾别人的家中主力。

但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王娅就因为向恶党强权说：不！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这个大家公认的优秀的贤妻良母，前后遭到三次非法劳教和一次劳改，在监狱里度过了八个春秋。

二零零零年，王娅因到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在重庆女子劳教所（原茅家山）遭受迫害。

二零零二年一月二日，王娅刚从劳教所出来一个多月，在重庆小泉又遭绑架，一月四日被劫持到重庆李子坝看守所。被劫持至监舍后，她就遭到一顿来自610指使的狂风暴雨般的毒打，整个一层楼都听得见。王娅大喊：“610打人…”，就被捂在被子里继续打。几天后分局的人来非法审问无任何结果后，恶警指使里边的“牢头”说：“她不懂规矩，教教她。”唆使那些人打她，结果她又遭到一顿狂风暴雨的毒打。后来听人说，公安局就是这样告诉监舍里面的人：“进来的法轮功人员，你们就给我打。”这次，王娅被非法判刑三年，二零零二～二零零五年被劫持在重庆永川女子监狱。

酷刑示意图：毒打

二零零七年二月一日上午，王娅在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游玩休息，又遭恶警绑架，被非法劳教十九个月。在重庆女劳教所邪恶黑窝内，王娅坚定正念，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指使。恶警丧心病狂的指使那些犯人暴力毒打她。为了得奖金，为了升官，他们用各种方式迫害，妄想让王娅“转化”，在酷刑迫害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恶警将王娅秘密单独关押，用各种灭绝人性的方式加以迫害。瘦弱的王娅在邪恶疯狂的折磨下坚定正念，依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二零一二年五月四日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至女子劳教所迫害，这是王娅第三次深陷重庆女子劳教所的魔窟，在那里遭遇着恶警们歇斯底里的吼叫，和伪善而荒唐的表演。家人和朋友都非常担心，也非常气愤！她丈夫在外地工作少有时间回家，刚赶回家与亲人团聚，没想到妻子第二天就无辜被绑架。无奈的丈夫只有向社会呼吁，请善良的民众伸出援助之手，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还他妻子的清白和自由，还他一个和睦的家。

王娅的丈夫在社会里也是小有名气的，虽然王娅多次被非法劳教与判刑，家不像家了，他对王娅一直不离不弃。因为他最清楚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好人！他努力的挣钱，心疼王娅的节俭，他要用他的办法去安抚妻子受到的身心伤害，他尽自己的努力让王娅过上好一点生活，以此来表达对妻子的深爱。

他相信妻子做好人没有错。于是二零一二年王娅被绑架后，他给重庆市人大发出公开信，叙述妻子修炼法轮功，身体健康，做好人，十三年来却一直遭迫害，责问中共：一个弱女子如何“破坏了法律实施”，要求当局给予解释。

重庆市走马女子监狱的罪恶

重庆市女子监狱搬迁至九龙坡走马镇，重庆走马女子监狱对遭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首先与新犯一样整训，遭遇更残酷。一般10 点睡觉，法轮功学员必须11 点才能睡，还被恶犯人监管，所谓“一级严管”。“考核”完了后，一般犯人就下组，法轮功学员全被转到一楼由所谓的互监组进行残酷折磨迫害，每天弄去整训完了就是强迫洗脑，按规定时间上厕所，必须是一个一个的打报告。洗漱只能用洗拖把的水龙头，上面拴个帕子，互监们洗澡的脏水溅在上面。上面的水龙头是互监们用的，法轮功学员不能碰。一周洗一次澡，洗澡时间说是15 分钟，有时不到5 分钟就不准洗了。一点不合意就不准睡觉。她们所谓的“学习”，就是强迫你配合她们诽谤师父，诽谤大法。法轮功学员只要不配合她们，那就是严酷折磨，不准洗漱，不准上厕所，饭减一半，定2 两只能吃一两，定一两只给吃5 钱，不准吃肉，只能喝点清水汤和白饭，不准买任何食品，就是要折磨你，使你承受不住向她们妥协。如果你妥协配合了，同样一不顺她们的心，脚尖耳光就来了。有法轮功学员整口牙都被她们打松了，几次被推倒在地，还说在地上板懒人。

每天五六个人围着法轮功学员打骂、吼叫、造谣诽谤、乱咒乱骂、骂你的家人。法轮功学员王正兰为了不打报告上厕所，只好不喝水，不喝汤，过了几天，恶人逼她转化，整天二十四小时不准她上厕所。开始让她二、三点才睡觉，后来通夜不准睡，逼她写，逼她说，她就是不写不说。特别是互监高英最邪恶，是长刑，整天骂个不停，声音又大。

还有法轮功学员谷艺艺也被折磨得很严重，其他的法轮功学员也一样，刚进去时很漂亮的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折磨得不像人样，走路一身都是僵硬的，小步小步地移动。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全启明，不配合邪恶，喊“法轮大法好”，三月十八日上午七点吃早饭时，被七、八个互监弄到楼梯间下边，那儿监控看不到，打倒地上爬不起来，警察苏毅敏在那儿骂她。

法轮功学员徐开华，在去年最热时，收了工吃了饭就被叫到一楼强迫学习，学到晚上二三点钟才回4 楼睡觉，早上六点又起床。白天劳动按键盘，经常按得鲜血直流，弄点东西捆住又继续按，完不成任务又要挨整。整天累的筋疲力尽，非常痛苦，几个月下来，人瘦了许多。

监狱用尽各种手段邪恶至极的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拿人守着打骂，反过来还要你为她们歌功颂德，你不顺着她的意，就继续折磨。每天还要写她们如何如何的好，颠倒黑白地胡乱说。

69岁的法轮功学员谭昌蓉的自述

唐安智打算在一个月内“转化”（即强迫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我，除指使四个专门负责迫害我的“包夹犯人”（刑事罪犯）打骂折磨我外，她也多次亲自动手打我，扇我耳光。我说：“你不是受过高等教育吗？为何张口就骂人，还动手打人，打人是违法的。”她说：“你不‘转化’，老子就是要打你，这是监狱，是暴力机关，你是失去了自由的人，今天是老子的天下，没有你龟儿子说话的权利。”“老子起了一天的云，没下到雨，那怎么行。”“骂你打你又怎样？你去告我，我不怕，下十八层地狱我去就是。”“没有哪个人敢和我对嘴，你居然敢和我对嘴！”她又来打我，扇我耳光，还说：“你转不‘转化’？不‘转化’老子收拾你的办法多得很，把你两个儿子叫回来，在监狱外面租房子，天天叫他们来给你做思想工作，不准他们去挣钱，你以为共产党的钱那么好挣吗？”我说“转化”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唐安智说：“那不行，到了我这里必须‘转化’。要人人过关”。

我不写污蔑法轮功的“五书”，她就拿写好的让我抄，我还是不抄，她就用电棍电击我全身，我全身被电得伤痕累累，那个“五书”是唐安智用电棍逼我抄的，那不是我的真实思想。晚上洗澡，包夹犯人都把眼睛闭上不敢看我的身上的伤痕。我听几个包夹犯人议论说：“好难看哟，全身都是触满了的，触得好老火哟。”

酷刑演示图：电棍电击

一次下午四点多钟，唐安智把我带去教学楼无监控的房间，让我蹲军姿，不准换脚，不准我吃饭，直到晚上十二点多，又扇我耳光，说我不写思想汇报就不准出这个门，我说你是一个警察，我几十岁了，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按规定不准刑讯逼供，不准打人虐待，你是在执法犯法。她说你没有权利和我谈法律。我说，我几十年来，见过很多运动，文革时期打死人、打伤打残人的，运动过了，最后都受到了惩处。被她折磨近八、九个小时，又是盛夏酷暑，又不准我吃饭，我昏倒在地，她还说我倒在地上是“痞”她。

我没病没痛，却被强行灌中药水，是药三分毒，我不喝，几个罪犯和狱警就强行按住撬开我的嘴灌，我的门牙被撬掉几颗，而对其他罪犯却随便喝不喝 ……

谭昌蓉举报重庆女子监狱遭报复

二零一八年二月出狱后，二零一八年九月二日，谭昌蓉向重庆市司法局和监狱局，实名举报自己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八年在重庆女子监狱，遭狱警唐安智殴打、辱骂、长时间电击等折磨。现谭昌蓉遭中共重庆市司法局、监狱局和重庆女子监狱，勾结潼南区政法委、公安局、检察院等单位报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合川看守所，并再次被构陷到江北区检察院。

64岁的法轮功学员曹学均的自述

当天到了女子监狱，在厕所里，我被扒光全身衣服，拳打脚踢，六、七个刑事罪犯抬手的抬手，抬脚的抬脚，将我抬起往地下摏。我不“转化”就天天罚站，把我腰杆打伤了，打得我站不起了，倒在地上。唐安智还叫人来拍照，叫所有的人来看，照完相说我耍横泼。唐安智还指使包夹犯人把我从屋里倒起拖到操场去强制集训，那天操场还在下雨，我全身都湿透了。

唐安智指使包夹犯人天天逼我“转化”，逼我写污蔑大法的文章，我不写就对我拳打脚踢，不让我睡觉，说什么时候写就什么时候睡，吐口痰也打，蚊子咬了动一下又是拳打脚踢。白天黑夜都不准睡，困得眼睛闭一下，包夹犯人罪犯田立新、明进就对我拳打脚踢，用冷水泼我。还不准说话，我一说话田立新就用厕所的又脏又臭的踩地的帕子来塞我的嘴，塞了好多次。田立新还说：再不“转化”，我就用夹过的卫生巾堵你的嘴。田立新，明进把我弄到放鞋子那个屋里去打，我被打晕死了，我大小便拉到身上也不知道，说是把我抢救过来的。

69岁的法轮功学员李正英的自述

在一监区，我曾昏倒多次，包夹犯人刘燕、刘召军从二楼将我拖到一楼监舍，说我装死。几个罪犯轮流踢、打，用扫把戳我、泼水。后来我昏迷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刘燕报告给唐安智，刘燕说：“唐警察（唐安智）说了，她装死耍泼，把她抬出去，甩到外面操场坝暴晒，看她还敢不敢装死，死了用席子一裹就完事了。”

唐安智和一监区狱警，每天轮流审讯、问话。包夹犯人每天强迫我站着背监规、写心得体会、诽谤师父、诽谤大法。但我每天都写“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写大法的美好、神奇。包夹犯人刘燕、刘召军看后撕烂，逼我按她们的要求写。不按她们的要求写，就每天从晚上站着写到天亮，每天熬通宵。

为了逼迫我所谓“转化”，每天逼迫我看诽谤大法的碟片，逼我骂师父，骂大法。刘燕、刘召军写好所谓“断绝书”，我不照抄就不让我上厕所、不准睡觉、不准洗漱、不准用勺子吃饭，她们还用擦厕所的臭毛巾堵我的嘴，经常打我的耳光，刘燕把我左边耳朵都打聋了。我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我每天还被迫站军姿、坐小板凳，屁股都坐烂了。

重庆女子监狱的残酷迫害导致我的眼睛至今看不清，脚走不稳，脚肿胀直到大腿，全身疼痛，屁股至今都坐不得。

酷刑演示：坐小板凳

64岁的法轮功学员丁红梅的自述

包夹犯人罪犯陈海燕说：“对待法轮功要象冬天的冰雪一样冷酷无情，水火不容，是敌我矛盾，采取什么手段折磨都不过分。”其她包夹犯人还说：“对待法轮功我有新招，打她呢我们手痛，用新招就不用手痛。”

她们用洗脸盆装一满盆水，让我端在手里，不准挨着身体，水不能洒在地上，若有水洒在地上，就用我的衣服来擦，擦完就甩给另外同室的另外一个法轮功学员洗，洗完就归她。有时让我双手提两个大半桶水，不准将桶放在地上，若被发现桶挨到地上了，就会被加满水。从早晨七点多一直要提到凌晨五点半才让睡觉，五点五十又起床打内务，吃饭，之后继续提端水，连续不断的折磨，双手被打起八个大血泡，站着也打瞌睡，双腿肿胀得象大象腿。

包夹犯人还让我连续不断地在矮凳子起坐，起来坐下为一个，让我连续做一千六百个，若不连续，又重做，累的我上气不接下气，衣服被湿透，且不准洗澡换衣服，再臭都得穿，做完下蹲就是站军姿，接着又提水，军姿站不好就用帽扇把狂打，扇耳光，还用笔尖刺我的头部，跟打针一样的痛。每天强迫看栽赃陷害大法的邪书、光碟、并按包夹犯人的意思写心得体会，由包夹犯人修改，再由本人誊抄，包夹犯人认为合格了，才准睡觉，常常是每天只能睡半小时至一小时，不“转化”就一直不准睡觉不准上厕所。最恶毒的是只能站着写，手里拿着软软的信笺纸，没有垫的，写得很慢。写不完不准睡，我就只能站通宵。如果困得睁不开眼睛，包夹犯人就用茶叶水泼我的脸，用风油精刺我的眼睛。打我的头、扇耳光、敲我的背，不准我闭眼，让我清醒。我身上到处都是大包小包，青的紫的，数不过来。

酷刑演示图：暴打

一次，因为我写了两篇讲真相的心得体会，犯人包夹陈海燕看完后，一把抓起我的衣服，拖我到洗漱室，把我推倒在地上，狠狠地暴打我。一边骂一边打，陈打完了，张莹、兰怡、石玥又跟上，接着暴打。我全身上下，特别是小腹部位的淤青个半月都没消退。

更有甚者，除酷暑天不准洗澡，还每晚都强迫我盖监狱发的八斤重的棉被，只要看到我没盖好，就将棉被重新扎紧，严严实实的，象冬天盖被子一样。不准掀开。重庆那么热的天气。八斤重的棉被盖在身上，有多热可想而知。 可是在乍暖还寒的三月，包夹犯人却将一盆盆的冷水从头上泼下，我被呛得出不了气。衣服湿透不准我换，硬逼我穿干。每天我做洗漱室卫生，陈又一盆盆水泼在我布鞋上，不准换，穿干，令我脚湿气，起泡烂痒，出黄水。

酷刑演示图：冬天泼冷水

每天早餐吃馒头，我要求拿一个最小的，可包夹犯人故意选两个最大的强迫我吃完，还不准我喝水（我水瓶里的水，她们全部倒走，根本没水可喝）只能干咽，咽得我呕吐、差点背气。这种折磨持续了六个半月。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日早晨，我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包夹犯人张莹一掌推到洗漱室的墙上被弹回来倒退两步，致使我左手腕已严重错位骨折（至今已经两年过去我的手腕还鼓起一个大包）。晚上包夹犯人端两盆水泼在我身上，还讥笑我：“疯婆子，贱人，莫装……”

至今两年过去了，我于二零一八年出狱后到医院检查，我的手还是这样。

张臣英被迫害的生命垂危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底，张臣英被投入重庆市九龙坡区走马镇女子监狱。重庆女子监狱在对她进行所谓“转化”期间，一监区副监组女警察唐仁智（警号为：5021204）唆使监狱犯人对张臣英进行长时间非法折磨和打压。

由于张臣英拒绝所谓的“转化认罪”，女警察唐仁智授意犯人在（二零一四年底到二零一五年初期间）冬天开始，每天晚上只准张臣英睡觉不到四个小时，寒冷天气里强制脱掉她的保暖衣服，只准穿一层薄囚服，不给被子在木板上睡觉，包夹白天和晚上轮番拖到厕所往张臣英身上泼冷水，如果张臣英反抗就对她拳脚相加，当张臣英喊出声时直接拿厕所的拖把塞进张臣英的嘴里。

女警唐仁智在选择包夹时，都是挑监狱里最心狠手辣的犯人来迫害张臣英，隔离折磨期间不允许有其她犯人靠近和接触，就这样每天反复折磨。更为狠毒的是，唐仁智教唆犯人不光在肉体上对张臣英长时间打骂，还给里面的服刑人员灌输对法轮功仇恨，怂恿包夹每天从张臣英饮食中克扣饭菜，每次饭量不足拳头大小，导致她摄入食量严重不足，每顿吃饭时候包夹人员在原本就少量的饭菜里，不是加入辣椒酱就是加入刺激的酸味，时而盐多、时而变味；每天用酸辣刺激交替的方式长时间对张臣英的胃肠食道进行迫害。由于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和大量酸辣刺激变味拌少量饭让她吃，导致张臣英的胃肠道出现功能紊乱不能吃东西；每当张臣英吃不下饭的时候，包夹人员又假意在饭上加很多肉，同时让其她服刑人员看见说：给她这么多好吃的居然不吃，然后当着众人的面倒掉饭菜诬陷说法轮功人员就是这样“怪”。

长时间的这样折磨，导致张臣英二零一五年下半年被迫害成胃肠穿孔，身体皮包骨，体重从一百二十多斤骤减到八、九十斤。在胃肠穿孔疼痛期间，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端午节，张臣英因剧痛倒地在地上翻滚，包夹人员还跳到张臣英身上乱踩，并用脚狠踢她的身体说她故意装死，直到她一直躺在地上吐血后监狱方面才意识到有所严重；一监区副监组的几个警察连夜将张臣英抬到重庆市九龙医院做手术，医院诊断检查是胃肠糜烂穿孔，经历四个多小时的抢救才把张臣英抢救过来，住院几天后转回到走马镇女子监狱医院继续迫害。

二零一五年七月监狱通知家属接见，张臣英的丈夫看到她被两名包夹人员搀扶出来时，竟然不敢相信眼前就是他多年的妻子--脸色惨白无血色，瘦得连嘴唇上的肉都不能包住牙齿，说话没有多少力气……”，她丈夫在背后偷偷落泪。这期间，狱警唐仁智联系张臣英丈夫说：“监狱医院里面的药只能勉强维持张臣英的命，要想让她恢复元气和体力，只有让监狱医院给她输蛋白质，不过这个是要家属拿钱自费，蛋白质一袋的价格是九百元，看着办，钱是上在监狱账上，明码标价，我们人民政府是不会乱收你们一分钱的。”为推卸责任，在家属接见时故意诬陷张臣英有胃病为什么没有给监狱讲以前她的病史情况从而专门“关心”她，张臣英丈夫说：没有炼法轮功之前是有，自从一九九八年她炼法轮功身体恢复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症状和吃药了，被你们关押之前都是健康的一个人，经过你们监狱这么一折腾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女警察唐仁智厚颜无耻的说：“我们是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正常执法……”

张臣英的家属接见后强烈要求监狱保外就医，女子监狱的警察回复：还没有达到保外就医的条件。

长时间的折磨和营养不足，导致张臣英不光胃肠穿孔的伤口没有恢复，更加重病情的蔓延，最后导致食管破裂，食管胸腔瘘，左侧液气胸，食管狭窄，肺部感染，胸腔感染等严重危及生命的重大病情。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张臣英在监狱被迫害不省人事，监狱医院在无法维持生命的情况下，紧急转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当医院检查了解到张臣英如此危重病情无法医治后，女子监狱才同意张臣英保外就医，转回由家属联系的重庆万州区人民医院医治。

当万州区人民医院胸外科专家会诊张臣英因为食管破裂，食管胸腔瘘，左侧液气胸，食管狭窄，肺部感染，胸腔感染后发出病危通知--因为任何一个环节继续恶化都会导致胸腔隔膜破裂，胸腔内物质进入肺部就会直接导致不能正常呼吸而死亡，当即将张臣英转入医院ICU（重症监护室），第二天联系重庆西南地区顶尖的胸外科专家对张臣英联合会诊，结果是目前医学治疗水平最多只能延长几个月，就算花上百万也无法挽回当前的严重病情。

付俊光老师诉述她的遭遇：

我今年74岁，是高中化学教师，曾患有多种疾病：慢性结肠炎，子宫和一个卵巢囊肿全切除，阵发性晕眩病，胆固醇、胆油三酯，血粘度，血压全高，左膝关节肿痛，全身浮肿，走路都困难。还有严重过敏性鼻炎，晚上鼻子堵得无法睡觉；上一节课下来，擦鼻涕的纸都有一大堆。吃了无数中西药，也曾练过多种气功，仍然病情不断加重，最后连一个班的课都胜任不了。直到一九九七年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功，短短三个月，所有的病症不翼而飞，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因为我按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言行，提高自己的心性和道德水准，我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和区先进教师。

这利国利民的好功法却受到邪党江氏流氓集团的残酷迫害：自一九九九年以来，我两次被非法判刑，第一次三年，第二次一年零二个月。在重庆女子监狱期间，我的身心受到了残酷迫害。

第一次在重庆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三年我被大渡口区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并被大渡口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不准上诉，不准请律师，没有通知家属，宣判后直接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家人经多方打听才知下落。

当时所有的法轮功学员都必须在一监区进行强制转化，监区的门墙上写着：一监区强制转化监区。四个包夹负责监控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包夹田志娟对我说：“如果你不转化，口水都要淹死你，我们有的是办法对付你。”负责转化法轮功学员的警察周小小后来公开承认这话是她叫包夹这样讲的。

在那里每天强制灌输各种诬陷、栽赃法轮功的谎言，每天还要写“思想汇报”。不准写“师父”二字，只许写师父的名字。写的不符合包夹的要求就被包夹撕了重新写，直到包夹满意才让睡觉，否则一直写下去。有的包夹把不符合自己要求的心得体会撕了强迫法轮功学员吞下肚里。早上叠被子不符合包夹的要求就一直叠，直到包夹满意为止。做清洁也是被罚重做，早上起床后要求十五分钟内做完清洁和内务整理。我曾因多次被罚重做，没有时间洗漱，有八次忘了拿勺子，只好用手抓饭菜吃。

每天只准上四次厕所。超过四次必须给狱警打报告，经批准才能解手。吃饭由包夹控制，有时只给一点点，吃不饱；有时故意盛满满一碗，强制吃完不准剩。因此造成经常拉肚子，去给警察申请上厕所还被骂，有两次拉在裤子里了。洗漱时只准在下水道洗拖把的地方接水，不准在洗漱台上接水。洗头洗澡洗衣限制在十五分钟之内，不准站立，只能蹲在地上洗。有时还没有到十五分钟，包夹就宣布时间到了，立即停止。一次在回监舍的路上，被包夹陈媛媛故意用脚绊我跌跤，我只说了一句：“你为什么勾我的脚让我跌跤？”结果陈媛媛反而骂我污蔑她，还得给她赔礼道歉，写检查才算完事。

监狱不准法轮功学员之间有任何眼神交流，打手势，更不准相互说话，否则又算违规。由包夹随心所欲罚抄监规数遍，而且是在晚上写完了“心得体会”后抄写，经常不能睡觉。我有多次被罚深夜两点后才睡觉，有的法轮功学员甚至通宵不能睡觉。第二天照样被强制洗脑，写心得体会而不许闭眼，否则又被罚站、抄监规、不许睡觉，同时还经常被包夹辱骂，言词不堪入耳。

最为恶毒的是逼迫写“五书”：认罪书、保证书、悔过书、坦白检举书、揭批书。五书必须按照包夹的要求反复写，直到符合包夹的要求为止。揭批书由文化较高的包夹代写，写完后叫法轮功学员一字不变的抄写，然后在“揭批大会”上念，才算“转化”。

在监狱遭受长期的精神折磨和身体上的残害，我的体重下降了三十多斤。在离开监狱前一个月，我发烧、腹泻，到医院输液，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药，突然感到走路不稳，要跌倒，头晕、昏昏沉沉，眼睛也睁不开，记忆力大大减退。

回家后看到熟人都想不起是谁，过去的事几乎都想不起来了，这是从未出现的现象。后来在我姐姐同修的帮助下，开始学法、炼功，几个月后才有所好转。是师尊，是大法再次救了我。

以上披露的重庆女子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行径只是冰山一角。

2、重庆市永川监狱

永川监狱位于重庆市永川市游家湾（原127），是重庆市监狱系统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场所之一。二十年来在这里非法关押迫害了近200名男性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八年，永川监狱出笼了一份全年度的计划，该计划刊载在监狱内部报纸“新胜通讯”上，为了确保全国“先进”单位的称号，要把所谓“转化率”、“巩固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奥运期间，它们更把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首要任务，要求统一布置，专人专管，层层落实，“责、权、利”结合，与奖惩、提干、升级挂钩。这个迫害计划是一个铁证如山的罪证。

二零零九年初，组建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职机构“教育矫治中心”（实为暴力洗脑中心），由各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组成。该机构专门研究每个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并针对性地制定迫害方案。其组织成员亲自参与并监督胁迫各监区警察、犯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由此，永川监狱形成了多层次并相互交织的迫害体系，直接听命于610及市监狱管理局。

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监区是分布在东山分场的二监区、西山分场的四监区。前几年，为混淆视听，该监狱无耻地推出了所谓的“阳光工程”，但不管怎样装点门面，也掩盖不了他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累累罪行。

法轮功学员谢照明、谭学礼送到永川监狱分别十五天、六天就被迫害致死，永川监狱迫害手段的惨烈可见一斑。

案例1：

重庆市电脑工程师张全良在永川监狱遭多种类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

下面是张全良所述：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被押送永川监狱关押。在永川监狱十一监区（原二监区十三分监区），在永川监狱副监狱长王东、教育科张龙剑、王晗威、原二监区分管法轮功的副监区长石永均、十三分监区王强、付本平（后调永川监狱总部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一个八人机构中）、石德兵、张猛（现在永川监狱十监区）等人的直接操控下，劳改犯张敬波（重庆璧山人）、方茂禄等人对我大打出手，他们公开在犯人中叫嚣，“打法轮功（学员）没有事，干部准许打，打死白打”。张敬波在监区其他服刑人员中也是公开讲：是监狱领导叫我们打他的。

在监狱，我被单独关在顶楼角落的一间牢房里，由犯人方茂禄、张敬波、熊正刚专门对我实施各种酷刑。在这里我遭受过刑讯逼供、暴力殴打、辱骂、冷冻、水牢，各种暴打和人格侮辱，不准上厕所、不让睡觉、不准喝水、吃大小便、灌辣椒水、灌食盐夹指骨、敲脚筋、踩指骨、不准睡觉、饥饿、夏天蒙被子、冬天穿水衣、不准换姿势的连续下蹬、站、坐直到精神崩溃致疯狂或昏迷或休克，多种类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精神和肉体备受摧残。略举两种。

分监区长王强指点“要加强学习”， 张敬波等人就连续一个多星期不准我睡觉，强迫通宵“学习”，偶尔睡上一、两小时觉，还要求写欠条（指睡了觉）。王晗威找我“谈”一次话，随后我就被毒打十多天。王晗威问“身上有伤没有？（指表面）”答“没有”，就暗示继续整。长期饿饭后又突然一次强迫吃很多饭、吃不下就专打胃。后来他们自己对我实施酷刑也感觉很没意思了。就干脆强迫我连续几个月的不睡觉的站立、连续几个月的不睡觉的蹲着、连续几个月的不睡觉的坐着，睡着了或倒地了在春秋季就是一顿暴打，在秋冬季就是泼冷水，全身不知脱去多少层皮。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冬天到来时，就开始坐水牢，刚开始找来一个大的垃圾桶，灌满水后，站在水中，人倒后，水桶就翻了，满屋都是水。后来就改为往身上泼冷水，然后打开窗户吹冷风冻你、往地上和被子上不断泼水，就这样一直蹲在地上，身体稍有动弹就是一顿暴打，三天三夜后，双脚几乎泡烂完，我就不断倒地，他们暴打累了，才准躺在床上，但是被子全是被冷水泡着的，我也照样睡了两个小时。然后就改为坐刑（连续不睡觉不准上厕所的坐），小便用馒头蘸着吃干，不准吃饭，七天解一次大便，就这样直到晕死或被逼疯狂后，才稍休息一下，又换一种酷刑。不承受酷刑就意味着死亡的近2000多个日日夜夜啊！至今，我仍不时有短暂的精神恍惚和狂躁，手脚也时常疼痛，大小便失控，脑子经常不清楚、做事尽出错。

案例2：

重庆永川监狱医院：人体试验是上面的指示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中午，重庆市大足县六十几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刘书荣，在永川监狱操场上声明自己在残酷迫害下违心所写的所谓“四书”作废，高呼“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祝师父生日快乐”等口号，狱警对刘书荣体罚并强制“学习”洗脑，一直强迫他连续坐到十九日。刘书荣就绝食反迫害，被送到监狱医院继续迫害。

永川监狱所谓“教育”科长王某、医院正副院长李某、杨某等恶警的策划下，制定出了一个邪恶的方案，在刘的身体上做人体试验，看刘有多大的承受力。

不法人员们用脚镣手铐把刘书荣的身体固定在病床上，把食管从鼻腔插入胃里，强行灌毒食，输毒液，每天四瓶共二千毫升，每分钟一百五十到一百八十滴，甚至接近二百滴。有个女恶警说：输快点，不管这么多，输死就算了。

那位年轻的李主任说：你死了，就算了，国家最多花掉四百二十五元就解决了（拉到黄瓜山火葬场的费用），把你进行人体试验又怎样？这都是国家政策允许的，是合法的，是上面的指示。

据悉，这种毒液毒药，可以顷刻置人于死地。刘书荣当时每时每刻都在死亡线上挣扎，直到六月二十日出院整整一个月。

酷刑演示图：输毒液

二零一一年底，邓富寿头皮突然大面积溃烂，后慢慢结痂。头皮溃烂那段时间，眼睛又突然失明。邓富寿于二零一二年初突然离世。从邓富寿突然出现的异常情况看，他很可能是被恶警做活体试验、下毒所害。

案例3：

刘亚林在监狱医院“治疗”后，病情急剧恶化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刘亚林出现高血压高危症状，一个多月被送入监狱医院，在所谓“治疗”后，病情急剧恶化，四月二十五日开始出现吐血症状；医院给他注入不明药物后，刘亚林即刻出现头部剧痛、心慌、气喘、手脚抖动、记忆力减退等严重症状，现已丧失自理能力。

在刘亚林病情如此严重、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医院竟从五月十五日停止对他进行所谓“治疗”，强行让他出院，并于五月十七日将他转往永川监狱第十一监区。如此罔顾病人生命的医院，让人强烈质疑之前的一个多月的“治疗”是什么“治疗”！

该监狱医院还心虚的向家属隐瞒刘亚林的病情，家属再三要求看病历，均无理拒绝。家属提出无条件释放刘亚林的要求，也遭到恶警拒绝。

案例4：

永川监狱强迫大法弟子从事繁重的奴役劳动

从二零零九年三月以来，重庆市永川监狱，将非法关押于各个监区的大法弟子全部转移，从新分散关押在位于永川县东山的各个监区内。现在仅第十四监区（原四大队二支队）就非法关押有大法弟子七名。监狱不仅限制大法弟子购买生活必需品，还强迫大法弟子从事繁重的奴役劳动，就连身体残疾的和年老体弱的也不例外。

大法弟子费明彦原本手脚严重残疾，因拒不穿劳改服，遭至暴力殴打，全身是伤，而且被强迫去抬煤炭。大法弟子刘亚林已是六十多岁高龄，于二零零零年被非法关押于重庆市西山坪劳教所时，牙齿被恶警撬掉，只能吃少量稀饭，身体已十分虚弱，在十四监区时，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被强迫去抬煤炭，之后即显出高血压症状，并且伴有头晕、哮喘、手脚发麻等（之后被紧急转往监区医院）。

案例5：

江津区法轮功学员赖云昌被施冻刑、火烧等酷刑折磨

永川监狱对江津区法轮功学员赖云昌施冻刑，寒冬腊月罚穿一件衣服在山上站立，稍有身动，施暴罪犯用明火烟头烧大小腿的毛，实质上烧了脚腿肉。

中共酷刑示意图：冷冻

恶警为了逼迫赖云昌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在二零一零年的整个冬天，逼迫赖云昌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在冰天雪地里正坐。期间下雪时身体上还积了很厚的雪。偶尔打了瞌睡，恶警指使服刑人员马光平用燃着的烟头烫赖云昌的眼睛；要是没坐正时，被恶人拳打脚踢，情景惨不忍睹。

重庆江津法轮功学员赖元昌在永川监狱拒绝转化，遭到警察指使恶人殴打致头破血流，每天被强坐二十多小时的独凳，只准睡一个小时的觉。

案例6：

遭毒打生命垂危被扔在医院的高级教师，因炼功转危为安后被判刑

重庆大法弟子雷正夏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北重庆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迫害。

雷正夏原是重庆市沙坪坝凤鸣山中学的高级教师，现已七十多岁，在教学中受到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因修大法被多次迫害。二零零七年在雷正夏的家里，新桥派出所恶警李红（音）在该派出所指导员欧礼长的指使下，往死里打雷正夏。雷的内脏器官全部被打坏，不能动弹，送到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白鹤林看守所怕出人命，将雷弄到重庆肿瘤医院抢救，雷的鼻、口插满了抢救用的管子。

就是这样，派出所还派人在医院二十四小时监控。但因伤势太重，不管怎么抢救、治疗，也不见好转，眼看人快不行了，新桥派出所和沙区国安出的医疗费用也用完了，这两家也不再拿医疗费来了，医院当然也就不再给雷正夏治疗了，也没人监控了。

雷正夏被迫害得生命垂危

这样在医院里，雷正夏处于无人管的状态，总不能这样等死吧？雷正夏想回家，雷正夏的干儿子就把雷正夏背出了医院。为避免恶警骚扰，他们没回家，在外面租房住下，学法、炼功。很快，雷的身体恢复健康，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日，雷正夏回凤鸣山中学给妻子送钱物，被新桥派出所刑侦科警察陈林孝、石传林二人跟踪到张家湾雷正夏的租房处，新桥派出所再一次绑架了雷，又把他劫持到沙区白鹤林看守所。拘押了七个月后。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北重庆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迫害。理由是“破坏法律实施罪”。

据知情人说：法庭上仅有一个法官，书记员和一名法警，再就是雷老师。旁听席上有他的两个妹妹和妹夫，一个弟弟和弟媳，雷老师的夫人和十一岁的养女。

法官嘟嘟囔囔宣判，说经人举报，雷在自己开的小吃店里向学生宣传法轮功，从他家里搜查出宣传品，等等。判三年徒刑。雷当场喊“我无罪，要上诉。”法官和书记员匆匆退场，只留法警陪着雷老师签字。

案例7：

曾遭九年冤狱　周笃伦再次陷狱遭奴役、体罚

二零一五年六十六岁的重庆法轮功学员周笃伦被关押在重庆永川监狱12监区，在那里遭受严重迫害，身体与精神的承受能力几乎达到极限，现在他面黄肌瘦，身体几乎脱形。

周笃伦老人每天被强制坐小凳做奴工、受体罚约二十个小时；监狱剥夺了他的睡眠，强迫他凌晨2～3点睡觉，5点钟起床，只准他睡两、三小时觉；监狱吃不饱，使他在饥饿中长期受煎熬；监狱还强制洗脑转化，强迫法轮功学员写“三书” ……

周笃伦老人曾经是某大型国企的一个车间工会副主席，从事过财务工作。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大法后，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主动将以前单位巧立名目发的相当于自己两年工资的钱退还给了单位。他的关节炎等疾病，在修炼法轮大法后好了，抽了二十多年的烟轻而易举的也戒掉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因周笃伦坚持修炼“真、善、忍”做好人，于二零零二年被中共非法判刑十三年，周笃伦实际遭九年冤狱后，于二零一一年才离开监狱黑窝。

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周笃伦欲在电杆上张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不干胶，被沙坪坝区井口派出所警察跟踪绑架、关押构陷。二零一四年一月十五日上午，沙坪坝区法院对周笃伦非法庭审，公诉人出示周笃伦在电杆上张贴不干胶的所谓“证据”，周笃伦当即指出，所谓证据是警方制造的假证，因为当时还没来得及贴上去，就被绑架了，可是公诉人手中的所谓证据却是已经贴在电杆上不干胶的照片。（注：贴不干胶属公民言论自由的范畴，本应受到中国宪法保护。）律师为周笃伦做了无罪辩护，律师指出，诬蔑法轮功是×教找不到任何法律依据，在中国修炼法轮功应该是合法的。要求法院无罪释放周笃伦。

可是沙坪坝区法院于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七日上午再次对周笃伦进行非法庭审。沙区法院对周笃伦对律师无罪释放有理、有据、有力的陈述置若罔闻，却非法强硬宣判：周笃伦曾因宣传法轮功而被判刑，这次属重犯定罪为由，非法宣判周笃伦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

当审判长宣判完毕，家属们拉住法官衣服哭诉，并指责法官放着贪官污吏杀人放火的不管，却冤判好人。周笃伦家中还有高血压达二百多的八十多岁的老母亲，法官此举无异于要了老母亲的命。家属的哭诉引来路人注目，有观众惊讶问：怎么修炼法轮功还会被“判刑”？

周笃伦母亲得知此消息后，因思念儿子无辜受害怄气染病，于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日去世。周在监狱不知道母亲去世的消息。

案例8：

一个优秀的好青年，遭遇十一年的非人的折磨

亢宏，男，生于一九六八年，毕业于重庆市医科大学，原为重庆市教委保健所医生，一九九三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前亢宏曾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修炼法轮功后他严格按法轮功功理“真、善、忍”要求自己，逐渐变成一个淡泊名利，待人友善，而又充满正义感的好青年。多年的修炼，使他具有了真诚、善良和宽容的优秀品质，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多年被评为先进。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亢宏多次被中共非法抓捕，遭受过种种酷刑、群体殴打、电击、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等等非人迫害……

三次被非法劳教，每次劳教二年。二次被非法判刑，一次被判刑三年，一次被判刑两年。遭受过奴工、体罚、群体殴打、电击及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迫害等非人折磨。

照片是亢宏便血、呕血致休克昏迷送医院急救时拍摄

下面是亢宏自述摘录：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我因在重庆解放碑讲法轮功真相，被朝天门派出所绑架，判刑三年，送往永川监狱迫害。因不放弃信仰，在永川监狱入监队，我曾被五～六名恶警连续高压电击几小时。在永川监狱四监区六大队，恶警李春等指示刑事罪犯李道民、杨柯、刘振维等长时对我进行暴打、体罚、长时间罚站（一天二十二～二十四小时连续站着，我曾被这样连续折磨二十多天，以至全身水肿，溃烂，双脚变形，站着都会昏倒）。在永川监狱四监区八大队恶警继续指使刑事罪犯江术海等对我进行非人折磨，夏天暴晒，冬天冷冻，长时间罚站，长时间不准睡觉（我曾被强迫连续十几天不准闭一刻眼睛）。

这些年来，重庆“610”及铜梁县“610”不但对我进行迫害，还时常对我的家人进行骚扰、恐吓、威胁，给他们精神上造成了伤害。父亲亢荣恩是重庆铜梁县农机局局长（是当地有好口碑的干部），由于冠心病多方医治无效，一九九七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身体康复，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被迫放弃修炼以致旧病复发。“610”长期的恐吓加上社会、邻里、亲友的不理解给他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于二零零一年三月（当时我还被非法关押在西山坪劳教所）含冤离世，据家人讲父亲临走前还叫着我的名字；母亲叶春秀也由于“610”、居委会的骚扰，长期担惊受怕，于二零一一年含恨而去；哥哥、弟弟他们也被当地“610”、派出所等威胁，说什么：我修炼法轮功会牵连他们不能提干，子女也不能当兵、上大学（在电信局上班的弟弟也确实因此借口而没被提干）。这一切对我及家人的身心伤害，都是因为在江泽民淫威下诽谤、诬陷法轮功造成的。

案例9：

刘道权命在旦夕　永川监狱反复收监迫害

被非法判刑八年的重庆法轮功学员刘道权，被永川监狱迫害得奄奄一息，狱方被迫于六月二十三日同意保外就医。

重庆企业家、法轮功学员刘道权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被警察绑架，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被沙坪坝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被关押在永川监狱。在永川监狱，刘道权坚持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长期遭监狱残酷迫害。刘道权多次绝食抗议迫害，被重庆永川监狱迫害致生命垂危。

二零一六年六月三日，刘道权肾衰竭，肺部严重感染，住进重庆医学与永川附属医院ICU病房抢救。在律师的交涉下，办理了保外就医，于六月二十三日转自重庆西南医院救治。

然而重庆沙坪坝政法委、610、国安、派出所便衣却闯进医院骚扰刘道权。监狱当初以同意刘道权的妻子作为保证人，以让刘道权保外就医为诱饵，在家属筹措、花费了二十余万巨额医疗费后，仅仅保外就医十四天，就违反保外就医有关规定，再次将刘道权收监迫害。

案例10：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诬判三年半，已经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

重庆法轮功学员王忠明，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在六月底被渝北区法院罔顾事实，诬判三年零六个月后，向重庆中级法院提起上诉。近日，律师与重庆中院法官联系后才得知，重庆中院已经作了二审非法判决。王忠明已经被劫持到重庆永川监狱。

王忠明出生于一九六五年，当年是重庆大学的高材生，因成绩优异被学校保送读研。一九八九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了以从事科研与工程技术为主的重庆钢铁设计研究院（中冶赛迪的前身）工作。工作不久就得了“乙肝”，曾经被病痛折磨七、八年，修炼法轮功后，很快无病一身轻，精力渐渐充沛，成了中冶赛迪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受聘“中青年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作中他不负众望，在宝钢、湛江钢铁、越南河静、巴西、马来关丹等一系列国内外重大工程项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他从不居功。时有厂家为推销产品找到他，给红包，送礼物，他都以“我是炼法轮功的，不符合真善忍的事情我们不能做”而婉言谢绝，并退回礼物。他乐于助人，对谁都好，没有尊卑贵贱的差别。部门里有人出了车祸，他每天早出晚归主动上下班接送一年多。无论是亲戚、朋友、同事、邻居或是曾经的保姆，谁有困难了，他都会或出钱或出力，主动相助。

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早上七点左右，渝北区国保及大溪沟派出所的警察趁王忠明出门上班时，突然闯入王忠明家中，非法抄家并绑架王忠明。国保警察均未着装，也未出示身份证件。当问他们到底是为什么事情要抄家，是不是因为炼法轮功时，他们矢口否认说：“不是。”又问，是不是所谓的“敲门行动”，警察说：“你知道哈。”他们出示的搜查证上仅写着：依法对你家进行搜查，公安局局长签字栏空缺。

王忠明无故被抓，给家庭带来了无限痛苦，给单位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王忠明所在部门的领导曾多次与渝中区国保沟通，几位领导亲自到渝中区国保大队要求见人，然而均被拒绝。十一月三日，王忠明被非法批捕，随后由渝中区看守所被转至渝北区看守所非法关押。

二零一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渝北区法院非法庭审王忠明。尽管两位律师依据法律条文有理有据的作了无罪辩护，但渝北区法院仍然罔顾事实，于六月底诬判王忠明三年零六个月徒刑。

3、渝都监狱（原来的重庆市监狱）

案例1：

袁志强在渝都监狱头脸被涂抹清凉油、风油精。

袁志强，男，五十四岁，长安公司一厂区32车间职工。二零零零年～二零零二年被非法劳教。二零零三年五月在江津被绑架，非法关押在江津市看守所一年多，遭到严重迫害造成肺部感染，中共当局还是对他非法判刑九年。二零零四年又被转到重庆渝都监狱迫害。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又被绑架，二零一六年八月被非法判刑两年半。二零一六年十一月，袁志强被劫持到永川监狱。十二月二十一日从永川监狱被转至渝州监狱。

二零一七年八月一、二日，由于法轮功学员袁志强不写所谓“思想汇报”，就被罚站暴晒，从早上七点三十分站到晚上九点；十一月一日至十三日，因袁志强不按要求写所谓“思想汇报”，被剥夺睡眠，期间遭受包夹罪犯的殴打、辱骂，往颈子里浇冷水，向头脸涂抹清凉油、风油精。

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八日，因袁志强声明违心写下的所谓转化的“五书”作废，被以不遵规守纪为由罚站，从早上七点三十分站到晚上十一点；九、十两天从早上六点四十分站到第二天的六点三十分，每天站立的时间长达二十二小时以上，不让睡觉。

案例2：

中学教师吕明在重庆市渝都监狱遭到摧残

重庆市垫江县第五中学教师吕明，男，四十多岁，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一日被绑架关进垫江看守所迫害，被非法判三年，于二零一零年二月五日劫持到重庆渝都监狱（原四川省二监狱）。

下面是一位曾在渝都监狱的人士讲述他了解的监狱方面对吕明的迫害情况，这位人士说：“我现在虽然不知道吕明是在家里呢还是在洗脑班还是在哪个地方，但是我真心希望吕明不要再被迫害。”“如果我们中国人都象法轮功弟子那样，我们中国才有希望。”

吕明二零一零年二月初被劫持到渝都监狱一监区，坚持对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抵制所谓的“转化“，遭到一监区副监区长张斌的迫害。二零一零年十月中旬，在教育干事外出学习期间，张斌指使与其关系特好的流氓警察刘铸对吕明进行迫害。（刘铸曾经是渝都监狱五监区的狱侦干事，因为与刑事犯称兄道弟，经常帮一些犯人把东西从监狱外带到监狱内，造成了恶劣影响，就调整到一监区继续担任狱侦干事。在一监区，刘铸与刑事犯称兄道弟更甚，一些刑事犯直接称刘铸为“柱子”“铸子”“阿Sir（像港片的警察那种称呼）”等。）

一天下午，趁所有的刑事犯人吃饭的时候，刘铸派了几个“临时包夹”把吕明从住了几个月的一监区的前监舍秘密转移到一监区的后监舍，象电影电视中黑帮土匪那样，用黑布罩住吕明的头。在后监舍的那个秘密地方，任何刑事犯人都不允许接近。后来，听那几个“临时包夹”讲，在前一天，刘铸就已经派人把一监区近十年都没有使用过的早已经锈迹斑斑、很难拿动的也只有严管监区才配使用而一监区绝对不允许使用的脚镣、和同样是一监区也不能拥有和使用的土铐、老虎凳等搬到了那个秘密监舍。

吕明被移到后监舍后，“临时包夹”首先强制把吕明按在老虎凳上，戴上土铐，然后取下头罩，再接着上大型脚镣，几个小时后，“临时包夹”一个人捉住吕明的右脚上的脚镣，另一个人捉住吕明的左脚上的脚镣，那两个“临时包夹”同时不停的、连续的长时间的抖动脚镣的两边。张斌和刘铸的主要目的就是逼迫吕明写一些诋毁大法的东西，而且“临时包夹”到处讲，只要吕明“投降”，张斌、刘铸会给他们每人一个“奖励”，每人可以减刑5个月。

在二零一一年三、四月份，吕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把在一监区被迫害的情况告诉给监狱的以前是教育科科长的、后来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弟子的警察（女）骆敏，听说当时把双脚的踝关节展示给骆敏看了，要求监狱方面对一监区的恶警张斌、刘铸的迫害行为进行调查和处理；同时表示，法轮大法是好的，在高压下、迫害中写的东西不算数，离开监狱这个环境后，照样会继续修炼。后来，监区的所有刑事犯都没有听说监狱方面来调查张斌、刘铸，反而那几个”临时包夹”到处讲，他们的奖励、减刑，监狱照样会给。

案例3：

罗向旭遭受各种酷刑迫害，出狱时下肢已残废

罗向旭，现年四十六岁，原系重庆通用集团公司总装车间钳工。自从炼了法轮功，年年被评为公司的先进，也当过市里的先进工作者。一九九九年十月却因修炼法轮功，被厂方强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钟，罗向旭在家被江北区公安分局石门派出所绑架，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四年徒刑。在法庭上，法警完全不顾法律，当着许多旁听者的面对罗向旭进行毒打，过后几名法警又把罗向旭押到办公室，进行毒打。二零零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罗向旭被送往永川监狱迫害，遭受各种酷刑迫害，出狱时下肢已残废，行步艰难。

二零零六年元月四日晚八点多钟，江北区公安分局石门派出所十余警察闯入家中，强行抄家，遭到抵制，公安大打出手，致使罗向旭滑下五楼，摔成重伤，被公安送往重庆市骑士医院医治，左大腿骨折，脚掌趾骨折，肩胛骨伤，脱臼，住院月余。

二零零七年初，在江北区国保违法闯入罗向旭和妻子的租住房，把他妻子非法收监时，罗向旭从四楼阳台跌下，双腿重伤。两年后，去拆大腿钢板时，被诊断为右腿股骨头坏死，后来为了生计，他忍痛工作，但下班后，只能躺着床上，在床上翻身和起床或在走路时，经常痛的呻吟：好痛啊，好痛！因为股骨头坏死，他的右腿比左腿短了至少五厘米，走路明显残疾。

案例4：

中科院研究生洪伟在狱中中遭沉重劳役迫害

洪伟，北京大学九八届毕业生，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生，家住重庆市璧山县。洪伟一九九四年修炼，在学校是同学们公认的好人。一九九八年，洪伟自北大毕业后，被保送至中科院微生物所。因坚持法轮大法信仰，多次遭绑架、非法关押，洗脑，二零零三年夏被秘密判刑十年，被非法关押在重庆监狱。洪伟在监狱里被强迫奴役，劳动量非常大。

案例5：

七旬老人于小儒、冯传家被非法判重刑

于小儒老先生是重庆市奉节县第五到十届政协委员、常委。从一九九九年四月到二零零二年三、四月份三次赴台湾探亲，留台期间参加台湾地区法轮功学员的炼功活动，并带回法轮功真相资料，回国后于二零零二年十月被非法逮捕，并被非法判十一年重刑。（详情请见明慧网二零零三年一月十一日文章《大陆喉舌媒体透露了什么？》）

奉节县的法轮功学员冯传家，于二零零零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法轮大法好”，被中共非法抓捕劳教一年。二零零一年九月解教后，冯传家写了揭露监狱凶残迫害法轮功学员黑幕的文章，委托于小儒带到台湾上明慧网发表，因此于二零零二年十月被逮捕，被非法判十年重刑。

恶党还在媒体上对他俩进行造谣诬蔑，电视、大报、小报满天飞，还于二零零三年一月在央视上诬蔑，第二天万州电视台又重播几次。

于小儒、冯传家于二零零三年或者二零零四年五月被非法转关入重庆市监狱（弹子石监狱），从此音讯全无，生死未卜。

4、垫江监狱

“他们就是不让我吃饱，我很饿”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一日十点多，家人终于在重庆垫江监狱见到了因修炼法轮功被610绑架的袁庆生。当时他弯着腰走到亲人面前，步履迟缓，面容憔悴黝黑，人瘦的变了形。家人们都吓了一跳。他一只手无力的靠在窗台上，一只手下垂，明显看得出下垂的那只手已经溃烂，他不想让亲人看见，靠在窗台上的这只手也呈紫色。旁边有两个恶警在看着。

袁庆生对家人说：“我没关系，他们就是不让我吃饱，我很饿。”此时，家人赶快给他去买了饼干和蛋，他刚吃了两块饼干，就被一边的恶警强行没收。

5、南川监狱

重庆市九龙坡区张敬之遭到摧残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六日，重庆市沙坪坝区法院秉承薄熙来的指令，以“侮辱国旗”罪重判张敬之有期徒刑三年，随即强行将张敬之投入重庆市南川监狱关押。下面是张敬之的自述：

在南川监狱，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和拒绝出工，遭到狱警用警棍打、搧耳光，特别是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恶警任波和唐曹强迫我辱骂李洪志师父，我拒绝不从，他们就指挥包夹（刑事犯），将我四肢成“大”字，固定在死人床上受刑，连续四十八小时不解铐，屎尿拉在床上，叫我痛不欲生，以此来摧残我的身体，折磨我的意志，我差点就死在了监狱里，睡“死人床”恶警们先后整了我两次，但是，我坚信我的师父，坚信法轮大法，我不能死，我一定要活下去。三年后，我活着走出了黑窝。

原南川区东胜火电厂车间主任曹阳被迫害致死

曹阳，男，三十岁，原南川区东胜火电厂车间主任。二零零零年十月十二日早上六时许，南川市公安局恶警以复印法轮功传单为由将曹阳绑架。二零零一年二月非法将他判刑三年半。二零零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晚九时死于垫江东部劳改农场严管队厕所。两天后，监狱才通知家属。曹阳的妻子及时赶往劳改农场，也未能亲眼见到解剖遗体。最后仅由法医向亲人宣布曹阳为“自杀”。曹阳家属拒绝在“死亡报告”上签字。

几天之后，劳改农场又派人到南川伙同公安局警察到曹阳家属被逼迫签字，要家属同意曹阳是自杀身亡，否则，家属和亲人全部失业。在当地警察和监狱的双重压力下，曹阳家属被迫“签字同意自杀”。据来自监狱的消息称，曹阳在监狱中饱受邪恶的折磨和摧残，在邪恶的所谓揭批会上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监狱警察对他进行了邪恶的酷刑暴虐摧残。曹阳用牙咬破手指在监狱的墙上用鲜血写下“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

6、涪陵监狱

黔江区人谢霞菊被涪陵监狱迫害致死

谢霞菊，女，黔江区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重庆黔江区公安局恶警迫害大法弟子。上午十一点，重庆黔江区公安局“610”办公室恶警李庆怀，伙同黔江区城西派出所警察共六人，非法闯入大法弟子谢霞菊家，抢走了一本《转法轮》和一台笔记本电脑，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被非法抄家、绑架，被关押在重庆彭水县看守所内。二零一零年五月被重庆市公安局“610”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涪陵监狱受迫害致死。

谢霞菊是怎样被迫害致死？在涪陵监狱遭受到什么样的摧残？不管监狱如何掩盖，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作恶者难逃此究。

以上这些惨无人道的迫害事实就发生我们身边，发生中国当今的“和谐社会”，是多么的令人触目惊心，不可思议。而且针对的是一批按“真、善、忍”做人的好人，把迫害好人当成获取权利、向上攀爬的阶梯，这有多可悲呀！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应当受到宪法与法律保护。以史为鉴，自古以来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好结果。善恶有报是宇宙永恒不变的真理，这几年几百万被惩治的贪官，表面上是以贪腐论罪，其实都是各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元凶，这些铁的事实足以证实了善恶必报的因果关系。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全都得报。我们曝光重庆市监狱系统二十年来的所犯的滔天罪恶，目的是震慑和规劝那些还在干坏事的作恶者，赶快停止作恶，改邪归正，将功赎罪，用自己的行动赎回未来，否则时机一过，悔已晚也。

（全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