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徐玉兰，家住辽宁葫芦岛南票赵屯，在没修大法的时候，我患有多种疾病：甲亢、糖尿病四个加号、血压低、鼻炎、腿痛。一九九九年我开始学法轮功，不到二个月，身上的这些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从那以后再没得过病，没吃过药。

2015年3月16日，我和八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在朝阳东大屯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朝阳东大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朝阳看守所非法关押，当时警察没穿警服，没出示警官证，当时我身上只有二张光盘和新买的30个家养鸡蛋。接下来我们九名同修都被朝阳国保非法抄家了。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工资本等物品都被抄走了，我三年冤狱期满后才要回各种证件。

在朝阳看守所的遭遇

在朝阳看守所，我被非法关押一年零两个月，我所在的监室的牢头叫沈朝红，因诈骗进来的，每天都是她给我们分派活，扎锡纸，叠元宝（就是给死人烧纸用）。一天叠三千五百个。干不完这个数量就罚站班。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干这些活实在是干不完，我在这看守所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几乎都是罚站班，站班就是别人从早七点左右在干活叠元宝，到晚上六点半至七点收工。我就是在别人干活这段时间一直就这样站着。比干活还累呀。我所在的监室最多时有三十人，少时有十多个人，大约三天轮一回站晚班。就是大家都睡觉时有两个人站着看着大家睡。约是一至两个小时，腿都站浮肿了，腿肿的老粗老粗的，走路艰难。

原先的狱警叫艾园，后来换了叫宋艳玲的狱警，我向她诉说我实在是站不了这么长时间，经宋同意变成只站半天班。有一天轮到我站晚班，宋狱警说在监控里看到我站着睡觉，就是这样，我被罚坐板达一个月。就是别人到看电视时，我背对着电视坐着。在这里我想问一问宋狱警你站着能睡觉吗？

有一天同监室的两个人被叫到办公室，回来和我说，狱警打听你的情况，我俩给你美言了，说你人很好。过两天我被宋狱警叫到办公室，办公桌上有一套新的紫色保暖衣（里面是带黄色绒的），宋狱警对我说：你把保暖拿回去，我问：给谁的？她说：留你换洗吧！当时我心里犯嘀咕，不知是宋狱警送的？还是同修存的？我也没敢问。背监规是每一个在押人员必须的。宋狱警叫我背监规，我对宋说，我真不会背，我这么大岁数了，没念过书，你就别让我背了。宋听我这么一说就再没叫我背。

有一天，宋狱警对我说：徐玉兰你欠我的，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这是找我要钱呀，这是明着向我要呀！有很多在押的人员给那些狱警们订水果，在订水果时我也花了200元钱给宋狱警订一箱芒果。那些警察们都是一箱一箱的往家里拉。那里的水果高出市面上好几倍。

刚进到看守所时，进行体检就是把衣服都脱光检查，只允许穿秋衣秋裤进监室。刚进去时是三月份天还很冷，我就一直这样冻着。有一天狱警叫我到她办公室问话，我有机会向办公室的一个警察说：我太冷了，这么冷的天只穿了秋衣秋裤，那个女警察给我找了一条旧棉裤。只穿了三四天，白天站班热，我就脱了下来。沈朝红不让把我的棉裤放在屋内，叫我扔到门外面去。就这样我又没有棉裤穿了。一个崔姓同修给了我一条绒裤，沈朝红不让穿。我对沈说：行了，我都冻了这么长时间了，让我穿吧！就这样好说歹说的才让穿上。可是好景不长，只穿了一周时间，看守所所长刘娟来检查，说你的绒裤为啥系个扣，因松紧带松了我打个结。就这样不合格被扔了，又没穿的了。我问所长那我穿啥，她说找狱警。我心里清楚如果直接找狱警，沈朝红会不乐意，我和沈说了可一直没给我解决。后来和我在一个监室的，因偷东西进来的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她小便处经常瘙痒，总用手去挠，一直抹药……沈把她的一条棉裤让我穿，我知道她没安好心，但我心里明白我是大法弟子不会被传染上。就这样我才穿上棉裤。

在朝阳看守所里，我们穿的棉袄棉裤花了180元一套买的，被褥花了200多元一套。可看守所狱警对我们说：“如果上面来人检查就说棉衣棉裤还有被褥就说是看守所免费送给你们用的。如果有人问你们就说一天放二回风，上午一次下午一次。（放风就是到监室外面呆上半个小时左右透透空气）。如果有人问你们伙食如何？你们就说一天三顿，顿顿都有肉。”上面有人来检查，到了吃中午饭时，看守所不开饭，啥时等检查组的人走了啥时吃，一点钟走一点吃，二点钟走二点吃。

看守所以查违禁品为由，一到元旦、“五一”、“十一”就进行人格侮辱，叫所有在押人员衣服脱个一丝不挂、站在地上检查……

在看守所里，所长刘娟做我的转化，被我拒绝。检查行李是警察们的每天任务，被褥叠得必须像豆块一样整齐。一天别的屋的警察检查我的行李，我的行李里掉出来一小块手纸。就这样当着监室里二十多人的面被那个狱警羞辱了一顿。过一会宋狱警又羞辱了我一顿。有一老犯叫常和丽红，是因吸毒进来的，上午被两个狱警骂了一顿，下午她又罚我站五个小时。

在朝阳看守所，和我一个监室的有一个叫姚晓楠，二十多岁因打架进来的，她患有精神强迫症，表现的症状：把自己的手抠破了，出血后往衣服裤子抹的都是血，别人洗的衣服她会给扔到便池里，把自己的裤头及衣服撕的一条一条的。看守所的警察是如何对待这样的一个人呢？先叫她把衣服都脱下来，一丝不挂的在那站着达半天时间；再就把她叫出去用电棍电，把她的两个手用绳子绑上给定位，用穿着的皮鞋踩她的脚，脚被警察踩肿了。最恶毒的是给她灌不明药物，灌完药物后，姚晓楠就流口水、手哆嗦、说不了话、出不了声，像得了脑血栓一样的症状。由于大家不断地反映她的情况，最后才给她吃了解药，使她有了好转。

别人的六十六岁都是在儿女的祝福中度过的，而我的六十六岁大寿是在看守所里做奴工及体罚这样的日子度过的。在朝阳看守所的那段日子那真是人间地狱呀。

在辽宁女子监狱的遭遇

后来我们五名法轮功学员被朝阳双塔法院法官刘玉立冤判三年。2016年5月24日我被转到沈阳女子监狱十监区二小队。

刚到监狱里，每天晚上所谓“学习”，逼我站着，有两个包夹看着，一个叫芦凤娟，另一个叫王慧芳的老犯，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芦凤娟是因吸毒被判无期后变有期，六十岁左右，没事有事的找各种理由欺负我。王慧芳是因贩毒进来的，她俩强制我转化，不转化就叫我站着，站两天蹲两天，再不转化就打我；不转化不叫使用钱卡（家里给存的钱不让用）。我自己的衣服得她说的算给谁不给谁。

一天十二个多小时做奴工，每天从早上六点到晚上六点半，有时还到晚七点，去车间干活，做棉袄棉裤。流水作业，我经常干画片子、断片子、粘胶、翻大身及翻兜的活；松紧带二十五对一捆，一天要捆好二千对。我所在监室的老犯叫崔丽群，她是因吸毒进来的，很多活由她来分派，她把没人愿意干的翻大身累活都分给我。后来换了一个老犯侯平，还和崔丽群一样，把她应干的活推给我。我一个快七十岁的人要供三个人的活，每天累的全身疼痛。一个小队每天创造价值就是一万多元。

2018年3月15日我走出了辽宁省女子监狱。在2010年我曾被非法劳教一年，在辽宁省马三家劳教所，有一个叫杜玉红的三十多岁的一个女同修因不转化被上了抻刑，六个人往两边抻手指，动完刑后，警察对我说你快点叫杜玉红爬墙，我说啥叫爬墙，她说就是手在墙上往上走，不停的动，怕她手残废了。这些行恶完的警察也怕担责任。

由于这两场迫害使我对不起我孩子们，三年后我回来都不敢相信，我的大儿子由于担心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六十岁的人，很多头发都白了。我更对不起我的师父，在那种高压迫害下我违心地写了四书，在此我郑重声明：在监狱里所说所写的四书全部作废。重新走回修炼，坚修大法。

三年的牢狱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往事不堪回首，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拿起笔来曝光这场对我及其她人的迫害。虽然我遭遇了这些迫害，但我并没有因此而怨恨别人，其中包括那些曾经参与迫害过我的公检法司办案人员，我知道他们也是因不明真相才被利用而参与其中的。一旦这场迫害被终结之时，那些曾参与对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迫害的人都将为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正因于此，我才凝聚着血与泪写成这封信，诉说着我的经历和期盼，也是为了唤醒那些还在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别再参与迫害好人了，用人的本性和良知来衡量自己的行为。

愿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走出谎言的漩涡，别与邪恶为伍，站在正义的一边，善待大法修炼者，为自己也为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