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邪党从一诞生，就是靠“杀人”两字起家！从共产邪党歌颂的无产者攻占法国巴士底狱起，一路杀向全世界（百度“巴士底狱”可看见真相），再到中共邪党把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其精神上，表现在诋毁、摧残，直至毁灭中国传统的神传文化；物质上，表现在大规模的杀人，先从杀戮地主开始，把人按有钱、无钱划分界限，先从杀有钱人开始，一直走到“文革”形成了一个个的杀人系列。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有地、富、反、坏、右、走资派等等“黑类”。而这“黑类”完全是以莫须有罪名被扣上了“罪该万死”的帽子。

邪党每杀戮其中的一类人时，那类人的亲属便会被株连，在所谓的“暴风骤雨”的“群众运动”摧残中，家破人亡，从成人到稚子，无人能幸免，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仅被打倒在地，还要踏上一只脚，叫其永远不得翻身。受迫害的人完全失去正常生活的自由，平时走路都抬不起头来，处处受人歧视，活的卑微和没有尊严。

而这一切的得力执行同样离不开“人”，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在执行这些政策呢？

一种是天真幼稚的人，被邪党洗脑欺骗，真的以为邪党比爹娘亲，真的以为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悲惨不堪的，真的以为是共产邪党拯救了中国人，真的以为没有共产邪党就没有了中国；另一种人则是为名利而奋斗的人，想出人头地，升官发财，赚个盆满钵盈，因为紧随邪党积极参与运动就可以被提拔，就可以当上官发大财。这两种人不管什么动机，干出的效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迫害了无辜的人！而天理是真、善、忍！天理讲因果报应，天理不管你什么出发点，天理只看你干了什么，并按你干的事定你的罪，并进行惩罚。

让我们看看前车之鉴吧，文革中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号召，打砸抢有功而被毛泽东接见的五大红卫兵头目最后的下场是：“五大学生领袖”早在1970年“5、16”时即被隔离审查，失去了人身自由（折算刑期）。而下令关押他们并把他们打成“5、16”反革命分子的正是毛泽东和“四人帮”们。1978年4月19日，他们被正式逮捕，1983年3月10日，同时被北京市中级法院判刑。

聂元梓，女，1921年生，河南滑县人，1938年1月入党。文革前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蒯大富，男，1945年生，江苏滨海人，清华大学学生。因反革命罪判刑17年，剥夺政治权力4年。

谭厚兰，女，1940年生，湖南望城县人，1958年入党，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因犯罪情节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免予起诉。”

韩爱晶，男，1946年生，江苏涟水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因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力3年。

王大宾，男，1946年生，四川凉山人，1965年入党，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由武汉市中级法院判刑9年，剥夺政治权力2年。

“五大学生领袖”被宣判后，北京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会上，北京市的警察们把韩爱晶等人分别押上主席台批斗。事先，有关人士可能是为了改进割张志新喉管的经验，事先给蒯大富和韩爱晶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细尼龙绳（据韩爱晶说可能是麻绳）。在批斗会上，聂元梓和蒯大富表现较好，绳子没起作用。而韩爱晶对大会发言者指控的许多罪名持“不同政见”，趁警察们不注意，突然用戴着手铐的双手拉住绳子，不断地喊：“不对！”“不是那么回事！”“没有这回事！”“不是我干的！”态度极不老实，气得警察们赶紧勒紧了他的脖子。对付不老实的反革命分子，不能客气。“勒脖子”比起给张志新“割喉管”要人道的多！……

今天看看现实是不是很荒唐！积极响应“革命”的人竟被以反革命罪名判刑，这就是报应，天理昭彰，敢不信因果？！这些人的可悲之处在于，明明是响应“革命号召”，却被以“反革命罪”定罪！甚荒唐，到头来是为邪党作嫁衣裳！其实邪党根本不在乎你站在哪个阵营，邪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变着花样杀人！因为邪党属于鬼！

那么，在邪党领导下，在名利、职位的诱惑下，程志远又是何许人？在对待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时，程志远的作为，他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看看人伦道理，看看历史，再看看今天响应邪党“号召”，参与迫害一群修佛向善的炼功人所做的这一切，程志远是不是应该深思呢？无数的“程志远”们，请做事留后路，下手休太黑，莫做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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