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讲真相的重点人群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他们受中共宣传的毒害尤其深。

师父讲：“大家讲真相的目地就是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而被毒害最严重的那就是中国人。从表面上看，大法弟子是在反迫害，实质上大法弟子最大的责任就是救度众生，这也是证实法的真实体现。对大法弟子、对中国民众的迫害是恶党在中国大陆发起的，所以大家要针对的就是中国大陆，也就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人。”[1]

如果一个中国人退出了中共或它的所属组织，我总是很感动，这样一来我更加明白我们在大教堂前讲真相的展位是多重要。冬天在大教堂前很艰难。天气冷加上大风，感觉温度更低了，但是当有人退出中共及其组织时，他们闪亮的眼神让我们觉得做的都是值得的。

心性关和向内找

我以前不知道珍惜这些宝贵的讲真相机会，记得二零零五年初，《九评共产党》刚刚发表，我们突然无法得到（在大教堂前）讲真相的许可。每个人都开始向内找，找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执着。另外我们还找到颁发许可的负责人解释我们的活动目地，但还是没有得到许可。

五个月之后，即二零零五年的夏天，在科隆举办一个基督教的活动，大约有来自世界各地一百万的年轻人会参加这个活动，那么多众生，可是我们不能在那里讲真相——不行，不可以是这种结果。我们不接受这种状况。于是我鼓足勇气给负责发许可的警察部门打了电话。没想到我和也是同修的姐姐得到在大教堂前举横幅讲真相的许可。

那时我才开始渐渐意识到，在此之前我没有真心的救度众生。我以为我在做好三件事，但是我是抱着什么想法站在大教堂前的？在此之前我一直在展台前和其他同修交流经验，中途炼功，发传单，但是我的心并没有放在路过的众生身上。

我那时就象只是在完成任务表中的各项任务，很多次都是这样的情况：路人来到我们的信息台前，而我正滔滔不绝的和同修交流心得。只有当他们停住脚步观看横幅时，我才走向他们，但是他们会不高兴的拒绝我递给他们的传单。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会拒绝，而且还很生气，突然我豁然开朗，我应该给他们讲真相而不是在那儿和同修聊天，当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心情沉重，有多少人因为我那时强烈的执着而错过了得救的机会。

师父说：“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著心指使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它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著心。在这些方面我觉的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2]

同时我还找到自己的另一个执着：显示心。我想告诉其他同修我为大法做过什么好事，我在哪儿发传单甚至和某个路人的谈话内容。在此，我想跟同修道歉，因为我的执着——显示心，带来了负面的场，以至于减少了能够听到真相的人。

在那几个月中我也认识到，在活动中如果我们心性哪儿出现问题，警察或者是治安局的人会来给我们提示。有一次治安局的一名工作人员找到我们，并认为我们不能发传单，于是我们给他看我们的许可，他就走了。但是我和同修姐姐立即向内找，为什么突然发生这个事，向内找后发现我们过多的发传单而减少了与路人交谈，给他们讲清真相。

一次一个警察走到一名学员面前非常气愤不友好的说我们让游客感到有负担。在活动结束后我们相互交流发现那名警察说的没有错。当时我们一看见有中国游客来就一起冲过去，我们在场的每个人都想塞给他们一张真相报纸或传单。这种方式不符合大法弟子的风格，强迫不符合真善忍的原则，虽然我们有给他们真相资料的迫切心，但是我们不经考虑的方式造成反面效果。于是我们事后改变了做法，我们保持和中国游客的距离，看见他们先点头微笑然后由一名学员走过去和他们讲。

师父说：“我们说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2]

给德国总统真相资料

二零一六年天国乐团在科隆旁边的城市進行了一次大游行，因为我参加了准备工作，所以我觉得必须去参加乐队的游行，但是那样就不能守在大教堂前了。

在参加乐队游行的前一天，我和姐姐先前往科隆大教堂参加每周的集会，那里一名年轻的保安人员告诉我们，今天大教堂里因为祝圣的宗教活动不开放，明天也不开放，因为德国总统要来大教堂。

我一晚上都在考虑到底自己选择哪个，是参加乐队游行还是留在科隆。做这个决定真的很难，我应该选择哪个？哪个是正确的？我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我能得知德国总统来大教堂的事不是偶然的，于是给一名游行筹备组的同修打电话推掉了参与游行的事情。

第二天我和姐姐准时来到大教堂前，下午总统来了，身边围着一群警卫。我俩把横幅高举过头顶，这样人们从远处就可以看得清楚。

当总统進入大教堂里后，我们开始收拾东西，这时一名女士告诉我她从市政厅过来，总统的车停在市政厅。我想在市政厅那儿应该也有不少人，也许我可以给总统的司机一些真相资料，并请他转交给总统。于是我带上东西前往市政厅。到那儿时总统的车已经不在了，但是有人告诉我，在科隆音乐厅里马上有一场音乐会，届时总统致开幕词。

于是我们带上东西立即赶往去音乐厅途中车辆必经之路的一个地点，那里站满警察，我们给他们讲真相并告诉他们我们很想将资料交到总统手中。警方同意了我们的要求，不一会儿总统真的来了，正好经过我们设想的这个地点。他看到了穿着黄色体恤衫的我们。一个学员递给了他资料，我也给了他的助理一份。

在我们白天举横幅等待总统时，碰见两名中国人，我们给他们资料时他们很高兴。我很感动也很高兴自己留在了科隆，而且还多来了四名同修支援我们。那天的场非常祥和。

结束语

最后我有一个对讲中文同修的请求，即便任务艰巨，也请把那些有中国游客来往的地点视为我们得到的一个礼物，因为在那里我们可以给中国人讲真相，可以解开他们心中的结，也可以让他们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

对此师父在二零一四年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讲法中说：“上次法会的时候我谈到了，在旅游点讲真相不能放松。尤其中国大陆出来的那些个游客，一定要针对他们去讲真相。各地都在行动，做的很好。”[3]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五年旧金山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 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二零一九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交流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