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法轮功学员王永航律师

七年冤狱期间（注：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六年），饱受苦楚，身心重创，野蛮殴打、关小号、长期剥夺购物权、被围殴后连续半个月押严管只给喝粥等等，种种手段，不堪回首。其中，尤以二零一二年沈阳第一监狱对我实施的连续十三个昼夜的“熬鹰”最为恶毒。

二零一二年，正值体制内高层权斗呈图穷匕见之势，沈阳第一监狱开始了“在监狱内彻底消灭法轮功”的邪恶行动。当时我在该监狱第一监区二管区，为防止我和其他犯人过多接触，监区把我单独囚禁于食堂，由负责打饭的犯人张伟辉监视。食堂除了一日三餐外，其余时间上锁。（张伟辉，铁岭籍盗窃惯犯，自称努力表现、减刑的目的是为了早点出去“马不停蹄地继续干”，终未如愿。二零一五年十月死于心梗）

二月下旬，即有犯人朋友私下告诉我：某某监区对你们进行强制转化，手段特别残忍，你当心点。二月末的一天早上，一监区一管区的一位即将刑满释放的管事犯人（监狱内被警察授权日常管理囚徒的犯人，小组长、大组长之类。管一个分队的称小组长，管一个监区的称大组长）找我，正式告诉我，他所在的一管区正在搞强制转化，“这次转化运动来势凶猛，是要在监狱内消灭法轮功，你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死，要么转化。一管区的法轮功基本都签字了，就剩下一个，也快了。”我回答说：你转告他们，我会用生命捍卫我的信仰。

其后，不断听到各个监区对法轮功学员“熬鹰”的消息。

二零一二年五月八日午饭后，迅速就食的囚徒刚刚散尽，听到有人喊我，寻声望见食堂一米多高的栅栏门外站着五个着装严整的年轻警察，分别是一监区二管区共五个分队的队长。近三个月的传闻应验了。

食堂的门打开，其中一个警察说：“刘大（刘爽大队长）在号里（囚徒监舍）等着你，要和你谈话”。

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跟他们讲这种转化的非法、无理和无聊。他们也很少说话。我一再告诫他们：做什么是你的职责，怎么做就看你的良心。

我当时在四分队，分队长是韩东，鞍山人，研究生学历。大概三月份的一天，他蹓跶到食堂和我闲聊。我问起在其它监区搞强制转化的事情，他说：“听说好像在搞，你先不用管它。”我说：“别说我们这些人没有犯罪，即使真罪犯，已经判刑投入监狱服刑了，作为刑法的刑罚目的也就达到了，有什么必要非要追着、打着、逼着要求人在心理上再如何如何呢？决定这件事情的最高权力者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啊！”韩东当时说了一句：“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这是韩东作为一个正常人基于人性的判断，但是，一旦运动来了，组织上要求把强制转化作为“重要的、严肃的”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时候，党性的一面要求他必须不折不扣地去执行组织决定。

回到号里，刘爽已经等在警察办公室。他看到我，没多说话，带我走出办公室，往“警察谈话室”走，刚走两步，他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轻轻叹了口气。

警察谈话室平时是囚徒给家人打电话的地方，门上已经遮上厚厚的帘子。屋子里虽然有两只大功率的灯泡，和屋外午后的光线比还是很暗。

我被勒令坐到监狱自制的铁椅子上。适应了一下光线，发现十几平米的屋里晃动着十多个人影。离我最近的是教育处副处长阎天翔，他向我宣布：根据省局和监狱的统一安排，现在对你进行强制思想教育转化，你有什么可说的？

我说：“我们没有犯罪，被投入监狱已经够冤枉的了，你们有什么必要继续这样折磨我们？有什么意义？”

阎没有回应我的质问，命令犯人把我手脚固定在俗称“老虎凳”的铁椅子上。铁椅子是该监狱第十八监区自制的。沉重而且牢固。前面有个挡板打开，人进去落座后，挡板扣死，双脚脚踝即被铁圈圈住，双手被铐住。没有外人帮助，被固定的人自己无法挣脱。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屋里留下两个本监区杂役犯人、两个内看守杂役（直属狱政处管理，能够行使诸多特权的犯人，多是残暴狡诈之辈），还有两三个警察。

电视开始播放光碟。对于看过法轮大法书籍的人来说，光碟内容不具有任何迷惑性。我是二零零六年底开始走入大法修炼的，光碟内容几乎都是二零零三年前的，在我修炼之前就反复比对、求证过，全是鬼话。

企图证明“天安门自焚”是他们的重头戏。且不论事实如何，单是用老虎凳的方式逼迫人认可“天安门自焚”不是伪案，这无异于把人眼睛弄瞎以证明世间不存在阳光。

有张光碟是有个叫王渝生的宣讲他如何在国外展示所谓“百万群众大签名”条幅，重达几吨的条幅被专机运到美国、条幅展开有多少公里。

我知道，那个条幅的重量和长度，是靠强奸民意堆积成的。因为我就是参与者之一。

二零零一年春天，“自焚”伪案发生后不长时间的一个下午，我被单位要求去开会，会后看电影。会场气氛诡异，他们读完动员令后，逼着会场一千余人按座位排次整齐列队，逐个到台上签字反对法轮功。三台摄像机从多个角度威慑性地对着列队的人群，面对这种重大政治表态，没人有勇气退场，我也是。会后的电影是宣扬无神论的《宇宙与科学》，一部粗制滥造的应景片。

适应室内光线后，我看到窗台上摆满了长短不一的电棍，不少于二十根。

诬蔑法轮功的光碟，连警察看了都感觉没有说服力。后来他们决定，只播放一张和法轮功无关的、列举西方十大邪教的光碟。

西方十大邪教，都没有邪恶到用“熬鹰”方式改变别人信仰的程度。（编注：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最大的邪教）

被熬鹰的当天晚上，刘爽也一夜没睡。我不知道他这么做的本意，但我相信应该不是，或者说不仅仅是为了感化我。

始终有一个犯人被要求坐在我右前方，面对我，面部距离不超过半米，只要我的眼睛闭上超过三秒钟，他会采取行动把我弄醒。其中有个叫郑杰的河南籍毒犯下手最重：用拳头或者五个手指聚成锥状，直击我的右肋。

被熬鹰的头三天，他们没有给我饭吃。好在饥饿不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干渴和瞌睡。两只高功率的灯泡是专门用来加速干渴的，犯人的拳脚是用来阻止瞌睡的。有一天，内看守杂役趁其他人不在屋的时候，用拳头猛击我的腰部和两肋，巨大的疼痛使我很快疼晕过去。等我有意识后，向刘爽诉说了内看守杂役的残暴。又过了大概一天，内看守杂役退出了房间。

头三天，他们押我出房间去了两趟厕所大便。后来，这上厕所透透气的福利也被取消了，小便每二十四小时允许一次，在凳子上解决。之后的十天，吃的实在太少，竟然一次大便也没有。

门窗被厚帘子堵得严严实实，在屋子里根本无法判断白天黑夜。头三天我还可以通过囚徒们早晨出工和晚上收工的脚步声判断大致时间，后来就没有这个判断能力了。

每天被允许喝半瓶水，大概250毫升。水瓶被放在眼前的桌子上，我的眼睛往往不自觉地被吸引。

头两天，警察还经常在屋子里和我聊天，提问题，和我辩论。后来屋里的空气太差，他们就很少过来。一天，副监区长陈东安排人在我脸的正前方约一尺远支起一个摄像头，另一端连到警察办公室的电视上。这样，警察在办公室即可以监控我的睡意，据说整个电视屏幕上只有我一张脸。而杂役犯人依然在我身边端坐，他捅向我肋部的拳头，摄像头是永远照不到的。

犯人的恶很容易被激发和利用。我被押进黑屋子时，穿了双质量不太好的毛线袜子，每次洗要掉很多绒毛。熬鹰几天后，袜子味道太冲，被他们扔到墙角。在我被折磨到痛苦至极而喊“法轮大法好”时，其他犯人往往拿相对干净的抹布堵我的嘴。那个河南籍毒犯郑杰，每次都要专门找那双臭气熏天的袜子用。本来袜子就臭，长期禁食、限制饮水使我嘴里的味道比袜子强不了多少，再加上循环使用、袜子绒毛不断往嘴里掉，口腔干燥导致吐都吐不掉，给我增加不少苦恼。也是这个郑杰，有一天当着我的面向刘爽建议到别的监区借专门播放诬蔑法轮功的耳机给我戴上，未获刘爽采纳。

世上没有人真正喜欢坏人、恶人。我从黑屋子出来不长时间，郑杰的杂役美差即被剥夺。

当然也有因参与“熬鹰”折磨我而立功的。三分队的队长，叫张超，在五个小队长中是最卖力的。后来果然被升迁到监狱教育处。

熬鹰持续大约六天之后，我眼前不断出现幻觉，开始还能分清哪是幻觉、哪是现实，后来就分不清了。一天，我的大脑出现了真正的空白，我非常努力去思考、回忆，但是什么也想不起来，甚至连自己是谁、是否曾经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想不起来，一种巨大的恐惧使我精神立即崩溃。据后来犯人描述，当时我大喊大叫着站起来，手铐挣脱开。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布条把我捆绑在老虎凳上，嘴里塞上布团。

这时，我知道他们是用这种熬鹰的方式把我折磨疯。我不怕死，但我怕疯。疯了，他们会造谣，嫁祸于我的信仰。

这次崩溃之后，我写下不炼功的保证，并表示我内心不会真正转化的。他们答应，只要我签字就行，真转化假转化无所谓。

但是，他们并没有放过我。据说因为我又喊了“法轮大法好”，又据说因为我斥责经常来打探消息的阎天翔，总之，我被继续铐在老虎凳上进行下一步的“真转化”。真转化的标准和标志，是要配合他们冲着摄像机认罪伏法。

我拒绝录像，不是因为我好面子，而是怕他们拿出去骗人、造谣，蛊惑他人。

“真转化”期间，对我的折磨进一步升级，每天好像连半瓶水都不能保证，此前他们还顾忌我的右脚脚伤，没有套进铁环，现在右脚也被固定住。有个辽阳犯人周红伟，也是心狠手辣之辈。他明知我右脚有伤，每当我合眼的时候，他总是猛踹我的伤处。一次我实在忍无可忍，盯着他的双眼斥责他的残忍。他还是有些羞耻之心，自那之后不再碰我右脚。（周红伟后来因为抗拒改造多次被关押高戒备，吃苦也不少。）

直到有一天，我再也无力支撑下去，再次屈辱地答应了他们的邪恶要求：面对摄像机表示认罪伏法，真正“转化”。

我被架出黑屋的时候，特意看了一眼走廊里的电子打卡器，这一天是五月二十一日。

熬鹰结束的当天晚上，我发烧至40.4度，呼吸困难。次日，陈东带我去监狱卫生所透视，发现胸膜炎症状、两侧胸腔积液至第二根肋骨。

熬鹰结束后两周内，我的脉搏每分钟超过一百次。此前，我的心脏很正常。

熬鹰结束后一个月内，无法正常睡眠，始终处于半睡半醒的昏迷状态。

长期端坐老虎凳导致脚踝以下浮肿，发黑。从黑屋子出来后褪掉一层厚厚的死皮。

二零一五年七月，部份709律师（当年七月九日起被抓捕的律师）在电视上被公开认罪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脸上的倦容，看到他们背后阴暗的光线，想到他们可能遭受的熬鹰折磨。我也想起高智晟律师在《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中记载特务残酷折磨他时说的一句话：“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

很长时间，我总在想：709律师对电视镜头认罪、他们遭受的折磨，与我屈辱的妥协之间，会不会有某种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