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二零一零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中国太太比我早两年开始修炼。但是我们知道师父早就在看护着我们。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时正在科索沃做一个欧盟项目工作，二零一一年回到香港时，香港有了英文版《大纪元》报纸，所以我就为英文大纪元工作。

真相点

二零一二年六月开始，一个叫“香港青年关爱协会”（简称：青关会）的中共组织开始专门攻击香港的法轮功真相点。一天，我到红磡真相点，发现青关会的高音喇叭的音量极高，我向警察投诉，一名警员先登记了我的身份证。两周后，我的家庭地址竟收到一封青关会的恐吓信，收信人的名字是我很少用的身份证上的全名，这令我感到香港已被红黑势力浸染。大多数香港人直到雨伞运动时才发现香港社会在各个层面被中共红色政权渗透的严重程度。

在青关会攻击法轮功真相点最猖狂时，我常去铜锣湾的Sogo真相点。一天，青关会又用他们的横幅遮盖我们的横幅，我和几个同修在旁边炼功。一个青关会头目突然跳到我面前做出要击打我的动作，我立即本能的做出一个防卫的姿势（这说明了我有争斗心），但我碰都没碰到他。这个头目向警察撒谎说我打了他，警察马上就把我带上警车。在去警察局的路上我一直跟警察讲真相。

我在警察局录口供的几个小时期间一直被迫呆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次警察开门时，我看见一个青关会头目在警员办公区内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走来走去。到了午夜我被保释，但每月要回警察局报到。有一次报到让我等了很长时间，我就在警察面前的公众报案等候区炼了一个小时的动功。在案件撤销之前我报到了三次，每次我都给面试我的警官讲真相。我最后一次去报到时，那个警官明显被我讲的事情触动了。这件事对我也是一个教训，我的争斗心现在已经修掉了很多。

自从二零一四年，青关会减少了对真相点的直接攻击，改成在旁边骚扰我们。每次我们举行集会游行反迫害，他们就在旁边用高音喇叭播放反法轮功的污蔑宣传，即使投诉噪音扰民，警察还是袖手旁观。每次青关会都用巴士从广东和新界的新移民聚居区运人来，中共的不同部门也派来特务摄影。我一点不在乎被拍照，反正他们都认识我了。我喜欢中国，但是自从二零零八年起我再没去过大陆。

在香港我们每年都有十次以上的反迫害集会游行，我都尽量参加。我看到台湾和其它国家的同修千里迢迢来香港证实法，吃了很多苦，我义不容辞。游行时，我特别留意表现出好奇的西人，我会递给他们英文真相传单，有机会也和他们交谈几句。我也常和负责维持秩序的警察交谈，有些警察对大陆的政治形势很感兴趣。

做媒体

二零一一年我开始拍摄体育比赛照片，后来开始有体育团体聘请我做他们的比赛摄影师，我以大纪元记者的身份为他们工作，他们付的钱可以直接支持大纪元。

一年前，负责中文大纪元经济类新闻的编辑要我跑一些新闻发布会摄影，有些中资公司阻挡大纪元华人记者的采访。我采访了不少这类会议。现在我们收到很多香港甚至还有大陆公司的采访邀请。我有时也跑娱乐新闻。所以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其它媒体同行。拍照期间，我会谦让其他摄影师，尽量留出空间给他们拍照或支三脚架。有些会说英语的，我和他们交换名片，介绍大纪元，如有机会也讲一些真相。有几个人告诉我很喜欢大纪元报。

有一天，为等下一个新闻发布会，我去了金钟太古广场的星巴克喝咖啡，当时人很多，一位香港商人坐到我旁边，我们开始聊了起来，然后话题转到了法轮功上，他非常感兴趣，但奇怪为什么他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告诉了他为什么。然后我说这世界上的很多人都被中共的宣传洗脑了。他回答道：“我也被他们的宣传洗脑了，但是我今天知道了真相。”

去年我申请加入了香港外国记者会。不久我发现我每周四早上送去的英文大纪元报纸总是不在报刊架上，我问了前台招待，被告知是管理委员会从媒体名单中把大纪元撤下了，我立即联系管理委员会主席，并告诉前台招待说：“不是所有人都喜欢我们的报纸，但是如果外国记者会進行新闻审查，这是不对的。”几周后，英文大纪元报纸又回到报刊架上了。

坏事变好事

我打坐一直不能双盘，修炼前我的右侧胯关节做过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的效果不错，但是我总是担心如果我压腿压的太用力会造成关节脱臼。一年前我克服了这个怕心，在盘腿上有了一点進步，但是右侧胯关节似乎弯到一定角度就锁住了，再也不能往下多弯一点了。

几个星期前，我去赤柱送完英文报纸后要赶去摄影，距离巴士站还有五十米远时我看到我要的巴士过来了，我就飞快的跑向巴士站，跑到巴士站的一面墙边时，一个等车的人正好向墙边移，挡住了我的路（他可能想将身体靠住墙休息一下），我已经来不及停住了，为了避免撞到他，我只好撞向墙，我用胳膊先挡了一下墙，然后右侧胯部先着地，重重的摔在人行道上。我的第一念是“我没事，法轮大法好”。我站起身发现真没事。

后来我打坐时感觉右胯关节被锁住的地方打开了，我现在可以单盘了。两天后我才告诉太太这个意外事件，她说因为我在那一刻宁愿伤到自己也不想伤害别人的思想符合了法，所以师父保护我并把这个意外化解成了好事。

谢谢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