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的时候是自动拨打，用语音播放，虽然也能劝退一些人，但是比例很小。后来听说外地同修做手机对打，我觉的这个很好，挺适合我做，也想做。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就给安排同修B帮我。

同修B离我家挺远，她也很少接触别人，基本上就是每天上午一个人开车出去对讲，下午工作。我和她接触后，我就每天早上七点坐一个小时的公交去她家，先学一讲法，发完正念后，我们就出去对讲。我先听她讲，她讲了几个后就让我讲。我说不行呀，她说都有这个过程，不要紧张，你心里想着是来救他的就行了。于是我拨通了电话，紧张的手心直出汗，电话通了，可是我由于太紧张，准备的词都忘了，不知道说啥了，语无伦次的说了几句，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我调整了一下状态，鼓起勇气接着打，有的地方就照着稿念，这样一点点的敢说话了，状态也慢慢好了。

对打的过程中也是修心的过程，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都考验你的心性，看你动不动心，要去你什么心。遇到问题，同修B与我交流，告诉我该怎样对答，有时在旁边提醒我怎么说，我俩互相配合，互相鼓励。

有一次我在电话这端讲，那个接电话的人静静的听着，也认同我的观点，聊了挺长时间，我正起劲的讲给他起个什么化名时，他突然间就把电话挂了，我马上说：哎呀讨厌，聊到快要退了，他却把电话挂了。B同修严肃的对我说，你怎么能说你的众生讨厌呢？他是你要救度的生命，不管他是什么态度，你都不能说他讨厌，你应该惋惜这个生命，而不是去讨厌他。B同修的一席话，说的我无地自容。是呀，我不是慈悲的去救度，而是为了劝退而劝退，求数量，没有慈悲为他的心，效果又怎能好呢，要摆正基点才能做好这件事。所以在以后的对打中，我时刻注意自己的心态，用温和的语气，积极的态度和对方交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骂人的、讽刺的、挖苦的、感谢的，我都尽量不动心，就用最大的慈悲去对他。

就这样坚持讲，突然有一天，讲着讲着，我发现我的慈悲心出来了，那种因为我没做好，不能把你救了，那种对生命的惋惜，使我落泪。我接着又拨通了一个电话，是位女士接的，刚开始她象耍戏一样的与我对话，并不相信我说的，可是我没被她带动，我一直是慈悲的跟她说着，语气平和，坚定。她感受到了我的善，马上态度就变了，她一直说谢谢我对她的关心，可是她因为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并没有三退，说需要再了解一下。但她一直在感谢我，谢谢我能告诉她这样的事情。师父说：“如果你真的发自善心，没有任何个人的观念掺在里面，你讲出的话真的会感动人。”[1]在这里也真诚的谢谢同修对我的帮助和鼓励。

后来由于其它原因，我们分开了，手机对讲的事也就先放下了。

由于我先生常年在外跑运输，这几年效益不太好，有一阶段没雇司机，就让我跟他一起跑运输。跑运输开车又累又辛苦，车又大又长，我也开不了，就是跟他做个伴。我就想在车上打电话对讲，可是还有障碍，怕先生反对，又怕他不理解，再说三道四的，就没敢做。先生虽然不反对大法，也知道大法好，可是我做证实法的事从来没告诉过他，我虽然不回避这事，却也从来不主动告诉他。

可是跟车时间长了，觉的不做对打太浪费时间和机会了，就决定必须得做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这事我说了算，这一念就定这了。当我这样一想，跟他说的时候，他却轻松的答应了。我很高兴。可是由于前阶段一直没有做，我又觉的生疏了，感觉不会讲了，不知道从哪下口，又当着常人（我先生）的面，讲不好该让他笑话了，就又很矛盾。我就向内找我自己，是爱面子的心，不让人说的心，自私的心，总把自己的困难摆在前面，没有把法放在第一位，太自我了、求安逸、找借口、找理由，不在乎众生的死活，那不和旧势力一样了吗？不行，发正念解体这些不好的物质，我还非得过了这一关。

先生还真是给我提高心性的，我一开口讲，他就给我挑毛病，不是这么说不对，就是那么说不行，越怕他说我他越说我，搞得我在他面前很打怵。后来我一想，不就是爱面子怕人说吗？面子有什么用，如果能把人救了，比面子不知珍贵多少倍呢。你说我不对，我就按你说的改，这块不好就改这，那块不对就改那，只要能让听者接受，就按你说的办，因为毕竟面对常人，他站在常人能理解的角度还是比较好的。这样，在和先生的磨合中，总结了一套讲真相的内容，在应用中效果还不错，其实有些话也是师父借先生的口点悟我。

在生活中，先生也经常给我提高心性，哪方面有心，他就表现出哪方面给我看，有时也守不住心性跟他吵，可是师父说“对的是他　错的是我　争什么”[2]。为了让我们提高，他表现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成就我们吗？还有什么理由怨恨人家呢，应该感谢人家才对呀！

修炼十一年了，虽然在修炼的路上不太精進，跟做的好的同修比差的很远，法理认识的比较肤浅，可是我坚修大法的心却不会改变，我会听师父的话，在有限的时间里多学法，多救人，助师正法，跟师父回家！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新加坡法会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三》〈谁是谁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