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当时，无论城市、乡村，在公园、绿地等场所随时随处都可看到法轮功修炼者的身影，集体晨炼成为当时一道独特靓丽的风景。那时每天都有不少新人走入大法修炼行列。就我们家而言，我和母亲，两个姐姐相继步入大法。

有一天，母亲和村里的几个同修正在屋子里炼功呢，父亲在院子里干活，不经意一回头，看见屋里西墙上有一个大火球，红彤彤的着火。父亲吓了一跳，扔下工具便往屋里跑，而屋里人仍然静静的在炼功，墙上没有着火。父亲有点纳闷，默默地退了出来。当时西墙上挂着大法师父的法像和法轮图。当时没修炼的父亲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父亲患有痔疮，干活累了或者走路时间长了就不好受，而在母亲和儿女们修炼后，父亲的痔疮症从没有再犯过。一人炼功，家人受益的道理在父亲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

九十年代，我在沈阳念书时就染上了吸烟、喝酒，毕业参加工作后，又赶潮流跟同事们学会了打麻将、“斗鸡”。修炼大法之后，我用大法的标准约束自己，很轻松的就摒弃了这些坏毛病，工作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

我当时是骑着百号铃木金城摩托上班的，即使偶尔回家晚了，父母也不像以前那样担心了，父亲觉的我学了法轮功后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时间风云突变，小丑江魔出于一己之私，丧心病狂的发动对法轮大法的迫害。经历过文革迫害的父亲对于眼前的邪恶阵势心生余悸，当年因为带领家人搞编织手工业，父亲就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强迫到大队的学习班接受洗脑。

在我遭受拘留、劳教迫害期间，老父亲曾经多次前来看望，老泪纵横的劝我放弃修炼、好挽回家庭和工作。我坚定大法，义无反顾，父亲心灰意冷，气急败坏的打我的耳光。后来，我被非法判刑四年，父亲一次没有来看过我。父亲这样说的：“不是我找不着监狱，是我太伤心了。”在那些日子里，父亲上街走路靠边，不敢与熟人多说话，怕笑话。

我的哥哥患上了尿毒症，一九九六年在锦州市二零五医院换的肾（肾源三万元），二零零四年在北京一家医院又换了一次肾（肾源五万元），父亲问过医生肾源是哪的，医生不叫打听。我从监狱回来后听说了这件事，我告诉父亲那一定是法轮功学员的肾脏器官被中共给活摘了，父亲听着不作声，好像心里在反思。

在十多年的腥风血雨中，作为一个父亲，耳闻目睹自己的两个儿子：一个修心向善却历经公检法的邪恶迫害；一个病魔缠身而需要他常年辛劳奔走于医院之间，其中的酸咸苦辣、烦恼忧愁，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啊！

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母亲和哥哥相继离世，父亲变的忧愁伤感，我开始负责父亲的起居生活。为了让父亲早日明白真相，我经常让父亲看真相资料，又请来同修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

父亲非常爱看新唐人电视节目。父亲耳朵背，常常自己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椅子上收看。每当看到大法弟子遭受迫害的场景，听起《九评共产党》的片尾曲时，父亲就是止不住的流泪。

现在，面对到家里来串门的人，父亲都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我儿子的路走对了，这些年是我错怪他了。一次，我带着父亲去理发，老板熟识我，想了解父亲的思想状态。父亲当着众人的面说：法轮大法好啊，快要晴天了。众人听后都乐了。

八十多岁的老人走上修炼路，您说晚还是不晚呢？其实，古人有句话：朝闻道，夕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