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法轮功受益者，当即决定去北京反映情况。消息迅速传开，听到消息的学员都想去。按官方事后统计，我县当时有很多人修炼法轮功。因人太多，路途遥远，当地辅导员建议让年轻点的作为代表前去，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

我们大概有百八十人吧，同修的女儿帮忙给租了两辆大客车。我们于二十五日早晨赶到了北京。下了客车随着人流上了公交车，来到了国务院信访办的所在地——府右街。

公交车一到，就有警察上前来领着我们朝着一个方向走。从没出过远门的我，感到北京的警察挺亲切。我们走成一排，按警察的吩咐走到马路对过，站在马路牙子上。警察看我们很安静，便转身指挥别人去了。

那天是星期天，路上的行人不是很多。只有不休假的人们，骑着车子匆匆而过，车辆畅通无阻。我们静静的站在盲道的后面，等待来人与我们对话。后来传来消息，朱镕基总理来看大家了，并让信访办官员与学员代表谈话。学员代表替我们表达了诉求：

一、释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轮功学员；
二、允许法轮功书籍合法出版；
三、给我们一个合法和合理的修炼环境。

在等待答复的过程中，大家很安静，有看书的、有在后面炼功的、没有人大声喧哗。我那天站在最前排。这过程中，不时有人来劝说我们离开。同修们便给来人讲：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忍的，我们都是想做好人的人，不应该被抓被打。这时有两个警察来劝说我，我对警察说：“得不到答复我们不会走的，请让开盲人道吧。”警察愣了一下说：嘿，怎么我们还错了……嘴里嘟囔着站到一边聊天去了。

虽然我是九六年得法的，但当时我对修炼的实质是什么，似懂非懂。只是知道炼法轮功能强身健体，师父还让我们做好人中的好人。在党文化中泡大的我争斗心很强，特爱打抱不平，得理还不饶人。学法轮功后，师父在《转法轮》中要求我们：“作为一个炼功人，就得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用高标准要求自己。”在这方面我修的还达不到要求。当时我虽然能做到有人打我，我不去还手，但我会质问对方：你凭什么打我？！所以临行前，我把单位保险柜的钥匙托付给了家人，以防万一。

然而在“四·二五”一整天的站立中，那个祥和的场融化了我心中的“斗志”。看着同修们面带微笑，拿着塑料袋收垃圾的时候。我的心动了一下，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的差距，我感到惭愧。我好像刚刚知道一点修炼中的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到了晚上大概八、九点钟吧，传来消息说：天津被抓的学员释放出来了。于是大家便开始往回走，警察找来多辆大客车，把学员们送走了。学员们走时顺手把地上的垃圾一同带走了。我县由于人多，走在了最后。当我向警察挥手告别时，看到环卫工人们骑着垃圾车过来了，一看地上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连车都没下，一扭车把走了。

坐在返程的车上，我感觉我和来时有了很大的变化。但说又说不出来，只感觉生命深处被尘封的记忆打开了，感觉肩上被赋予了无形的重担，同时还感觉很神圣。我默默的望向车外，此时车外黑蒙蒙的天空中下起了小雨……

我当时还不是太明确：“四·二五”这一天，将成为我生命长河中意义非凡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