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国清是一名普通法轮大法修炼者，原本在金山屯森林调查设计队工作。下面是冯国清自述遭受迫害的经历：

第一次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我进京上访，二月六日在北京车站下车后，被当地公安绑架。强行把我带到当地驻京办事处，在那里被非法关押两天，当时身上带的仅有的三百四十五元钱被肖敬宇抢走。晚上两个同修铐在一起，手铐穿过椅子后背，背靠背铐在椅子上坐着。

从当天晚上十点多开始，一直到七日下午一点多钟，手铐才被打开。然后被非法押送回当地看守所，非法拘留四十五天。他们采取了对我反复非法拘留的方式：非法拘留十五天，然后把我强行带到公安局会议室，再重复拘留。﹙三次合计四十五天﹚勒索家属一千元钱，三月下旬才被释放回家。

第二次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四月下旬的一天，我在单位上班，区长吕志超找我谈话，我没有附和，他就气急败坏地打电话指使刑警队的人把我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五十四天，没有拘留票子，没有任何手续。这期间，我的老母亲，多次找区长吕志超要人，六月二十日才被释放出来（如果家人不管可能要无限期非法关押）。他们勒索我五百元伙食费，什么收据、什么手续都没有。

在看守所里，一天两顿饭，而大法弟子每顿只给一碗很稀的疙瘩汤，（类似于碗大小的塑料小盆），下午三点开饭，九点睡觉。睡觉之前已经饿了，常常是饥饿难耐，难以入睡，其它被关押的人员，吃的都是馒头。当时有个小头目说：“没办法，是上头让这么干的。”每天还要被牢头驱使着做奴工——种地，稍不如意，就会拳打脚踢。那时在单位上班每月的工资才一百七十三元九角钱，看守所却每天勒索我十元钱的伙食费。

第三次被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年末，单位邪党书记杨玉佐伙同派出所将我绑架后，非法关押到武装部（临时成立的洗脑班）。这个洗脑班是政法委书记孙红喜搞的。政法委副书记黄国顺当着大法弟子的面说：“我不同意搞洗脑班，这属于变相劳教，三个月、六个月都是它。但我说了不算，当不了家，没办法。”后来我母亲多次找单位及派出所要人，他们被迫在除夕前一天将我放回家。这次被非法关押二十七天。

第四次被绑架、遭毒打、抻刑、上绳折磨

酷刑示意图：塞在椅子下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日上午九点钟，康凯与张延彬﹙片警﹚、齐友带人到家里将我绑架到当地公安局，强行把我带到一个小房间里开始打，双手戴手铐趴在地上，伸到身体的一侧，拿来一把椅子，跨在我身体上，挤压着我。椅子的两只腿在身体左侧，两只腿在身体右侧。其中一只腿别在铐手铐的双手间，警察何敬东坐在这把椅子上，使我的身体和手一点动不了。他们几人用一个白色的塑料管（美其名叫小白龙）轮番打我身体后面。一会儿的功夫他们就累的气喘吁吁，这时他们其中一人提出：“这样咱们会很累，得换换招。”于是，他们拿来一副扑克，在我后背上玩起了抓鸡﹙玩扑克的一种游戏﹚，规则是谁输谁打﹙指动手打我﹚，输赢过程中他们谈笑风生，开心畅怀。后来，罗宇田说：“不能老这样打，有的地方打木了，不知道疼了，咱们白挨累，得换个地方打。”

就这样他们把我从早上九点一直毒打到晚上八点多。那时我已经呼吸困难，双腿不能走路了。何敬东就用皮带拖着我上下车，送到当地看守所。

看守所看到我这样的身体状况。当班警察张文革就拿着一张纸来到我被关押的牢房里，让我写下：“我的伤势与看守所无关。”这样一张纸条，并让我签上名字。当时我的手拿笔特别困难了，他却说：“你必须写！”

三天后，康凯带领手下的人来到看守所，将我拖入一个房间（当时已经不能走路了），他们看到我的伤势已成结痂状态，他们对我进行了掐、捏，所谓的“通体按摩”，使我痛彻心扉。之后他们又给我上大架子，也就是变相的抻床，两腿并一起，双手抻开，呈十字形。在大架子上一共上了十二天。过程中，我的两只手渐渐没了知觉，我一直在绝食反迫害，他们又给我注射不明药物，后来发生了抽搐，他们只好停手。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大架

这期间，赵运成、何丰对我进行非法提审，把我两只手打开，强行我坐着，当时我根本坐不住。他们还用棉被蒙住我的头，使我呼吸困难，憋得满身是汗，浑身都湿透了。折磨了半个上午，他们才离开。齐友公开叫嚣：“使劲整！有口气儿就行！”

六月十日那天，康凯、齐友、罗宇田开始给我上绳，在上绳的过程中他们气急败坏的说：“上绳二十分钟就能把人搞废了，看你能挺多久！”给我上了不知多少次，一次比一次痛，他们又折磨我一宿，那时我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了。事后一年左右拿不住筷子，更拿不了东西。

酷刑演示：上绳

非法判刑四年、在香兰监狱遭迫害

后来他们把我非法起诉到法院，当时他们没通知家属，就把我非法判刑四年。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六日，我被非法投入香兰监狱。刚到集训队大厅。就是侮辱人格性的搜身，把衣服全部脱光，一件件的衣角都捏到了，搜的非常细致，行李翻完后被扔到库房里，不让用，必须得用监狱的行李。我带的两套牙具也被“扒走了”，就是谁翻到归谁所有。进到屋里他们让我们坐在地上，脸趴在地面上﹙叫叩头﹚。

到睡觉的时候有个坐班的犯人说：“你们在看守所脏的不行了，这里不是你个人的行李，得给你们洗洗澡。别弄脏了我们这里的东西。”把我们赶到卫生间，脱光衣服泼凉水，冻的我们直打冷战，直到他们满意为止。我才被带回监舍，本来监舍是对面床两层，但他们说：“东边铺不开，全到西边铺睡觉。”两人一个被子，一颠一倒挤着侧身躺下﹙立肩﹚，如果起夜就没地方了，他们会把人抬起来往里砸。这里手纸奇缺，上厕所成了问题，一旦有人提出没手纸用，他们会主动拿出电话，让你给家打电话来人存钱。当然了，在这里给家打电话，话费也是超级的昂贵了。刑事犯彭万友说：“因为手纸的事，家里给存一百元钱，仅吃了几袋方便面，用了几卷手纸，这一百元钱就没了。（存的钱到不了自己的手）”有的人实在没有办法就把衣服撕了当手纸。

每天早上四点起床，起床之后在走廊里面对着墙坐着，一直到天亮。白天坐板，有一个犯人头儿说：“你们现在来享福了，夏天来会整天下地插秧，很累很累的。”我们每天吃不饱饭，一人一顿一个馒头不足三两，馒头是黄颜色的，也不知道用什么做的，原来一个托盘蒸十二个馒头，人来的多了就抽条了，变成一个托盘蒸十五个馒头了。人更多时，又变成三个人两个馒头，后来又说要“冬训”了，又改成了一天两顿饭，这样我们的每顿口粮不到一两。那个冻白菜汤飘起来的是花大姐（瓢虫），底下是很厚的泥土，没有油。因为餐具少不够用，有时汤也喝不上。

在这里每天都在坐板，上厕所控制的非常严格。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否则就得憋着，因此我不得不少喝水，甚至不喝水。

有一次，有一个所谓的刘姓教员（犯人），对我们进行所谓的入监教育：“我们受人民政府委托，执行着艰巨的双重改造任务，即改造着你们也改造着自己……”真是匪夷所思，一个犯人居然“受人民政府委托”改造别人？真不明白“人民政府”信任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佳木斯监狱又遭残忍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四日，我被强行押送到佳木斯监狱，一进监狱大门，大墙上赫然写着巨大的标语：“惩罚与改造相结合”。狱警也对我说：“看到了吗，惩罚为主，改造是次要的。”被非法关押到所谓的五监区十四分监区。监区指导员史俊峰，很善于伪装自己，戴着眼镜表面上很斯文，给人一种温文尔雅的感觉，说话很平和，没想到他在钱财上会不择手段的勒卡。我外甥和妹妹给我寄三百元钱他居然据为己有，我内弟到监狱看我两次，存的钱我也没得到。

我母亲每次去看我，史俊峰都会索要好处，并恐吓我母亲说我绝食，不“转化”，非常顽固，对抗政府要被加刑。给母亲和家人吓的够呛，母亲非常担心，每天以泪洗面，忧郁成疾，我被非法关押到佳木斯监狱的第二年，母亲去世。我再也没有见到母亲最后一面。后来我回家时，家人告诉我说母亲去世前始终都在念叨着我。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二零零三年七月份，大法弟子因反迫害并要求无罪释放而绝食，对我也进行了灌食迫害，他们将管儿从鼻子插入，食物是糊状物，里面都是盐。灌食的过程中不断的来回拽，一拽就呛，呛得直咳嗽，口腔和食道都火辣辣的，内脏都觉得疼，灌的东西不断的从鼻子口腔流出，呛得鼻子和嘴都是黏糊糊的东西。

二零零四年二月一连几天，我被挂到廊门上，一只手用手铐铐到廊门上。一挂就是一天，晚上狱警卜庆云把手铐给了一个犯人，并告诉犯人：“好好看着他，不行就给他铐起来，你看着办。”

有一天，我被铐在暖气上，上午下班前，狱警滕树良恐吓威胁说：“看我怎么收拾你！我把电棍已经充上电了！下午等着瞧！”下午滕树良喝得醉醺醺的，拿着电棍，发出蓝色的火花“啪”“啪”作响，我的脖子被电击得一片焦黑状态，起了一层泡。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在监狱里，一般都是指使犯人迫害大法弟子，很少有狱警亲自出手，而滕树良亲自动手迫害。此狱警非常邪恶，满口都是低级卑劣极其下流的脏话。

佳木斯监狱跟莲江口监狱合并，有一次姐姐去看我，监狱没让接见，姐姐带来很多吃的东西，有个给狱警打扫办公室的犯人对我说：“你家来人了，拿的东西都给你了吗？”我这才知道家里来人了，东西都被狱警江海洋和周庆国私分了。

二零零四年三月份，监狱搞一次所谓的“转化”，对大法弟子的迫害非常严重，威逼大法弟子“转化”。六月中旬的一天，狱警江海洋冠冕堂皇的对我说：“我们对待你们就象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孩子就是要教育。”并要求我“转化”，我没有配合。之后一连数天不让我睡觉（熬鹰）。我也绝食反迫害，让我撅着，开飞机（一种酷刑）。两个犯人架住我胳膊，犯人陈振富用窝心拳猛击胸口，狠命的往我身上连续的打。我简直感觉骨头都碎了，胸口都象塌了一样。

二零零四年八月六日，监狱搞所谓的“转化”验收，我和同修孙立福、张远森、张征远都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监狱下来的人，念了我们四人的名字，说：“你们可以走了。”狱警周庆国气急败坏的说：“我看你们就是欠整！” 回去后，周庆国指使犯人数天不让我们四人睡觉。强迫我们四人撅着（开飞机）。他们说给我们四人吃排骨，就是用手抠我们的肋骨，抠的都是软肋的地方，非常痛苦。弹眼珠，犯人霍占军，用手指弹我的眼珠，弹的眼睛冒金星，一片漆黑，脑袋都剧痛，这种酷刑叫“满天星”。

酷刑演示：开飞机

十月二十七日，狱警周庆国﹙当时很多警察都在他身后﹚把我找到办公室问我：“能不能写个转化书？能不能对法轮功进行揭批？上边下来命令要求85%的转化率！”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之后又开始不让我睡觉，长期罚站。犯人齐连阁说：“这回给你吃吃‘剁饺馅’吧。”“剁饺馅”是用宽7公分，厚约1公分，长约40公分左右的薄板，从大脚趾一直剁到膝盖，每一下剁在腿的前侧的骨头上，剁的骨头特别疼，真是剜心透骨的疼，脚趾甲都被剁成黑色的了；接着犯人阚俊胜和刘庆春对我实施“吃排骨”这种酷刑；后来让我光着脚，前脚掌着地，抬起脚跟，脚跟下面放上图钉，长时间站立。犯人王德全用打火机烧手指，用烟头烫我肩部和腹部。晚上把我拉到卫生间，把上衣扒光，只有内裤，把窗户打开让寒冷的北风吹进来，再用小喷雾器往我身上喷水。

中共酷刑示意图：火烧炮烙

最难挨的是罚站，站到第五天时腿就肿起来了，象蚂蚁啃骨头一样骨头钻心的疼。狱警周庆国对我说：“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抬抬手让我过得去。我对上面好交差，就算我求你了，不要为难我。”我当时站立都很困难，已经站七天没让我睡觉了，是一点点挪进他办公室的，当他的无理要求被我拒绝时，他气急败坏的喊：“给我滚！”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日，狱警周庆国看到我和张远森同修在一起说话，就指使犯人阚俊胜对我殴打，我绝食反迫害两天，犯人头儿江北更（译音）带领两名犯人把我拽到小库，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犯人霍占军用手掌砍我的喉部，砍得我直咳嗽，几乎窒息。过一会儿，我又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只好作罢。

真的是神目如电啊，我还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时，迫害过我的犯人就有三人得了肺结核。还有个叫刘宏军的犯人，是回族人，二零零三年年末，被指使毒打我与同修段宜法。刘宏军出狱后因连环杀人，被判死刑。还有一个叫梁铁军经常打大法弟子的小报告，临近两个月要释放时，又被送到严管队，余案犯事了，要加刑，梁铁军对身边的人说：“唉，三起抢劫案，这回摸着期就不差啥了（就是如果能判有期徒刑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二零零六年，我从监狱被释放回家后，被非法开除公职，妻子怕再受牵连，被迫与我离婚。

在中共及江氏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这艰难的岁月里，使多少幸福的家庭妻离子散，使多少大法弟子含冤离世。虽然我遭受了这么多灭绝人性的酷刑迫害，并没有消减我对法轮大法的坚信，因为我知道真理就是真理。然而，多少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已经遭恶报致死，清算江氏流氓集团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真心奉劝那些还在助纣为虐的人，听一听大法弟子讲给你们的福音，看一看大法弟子捧给你们的真相，感受一下大法弟子那真诚为你的心，明辨一下邪党的谎言，沐浴一次法轮大法这真理之光，赶快悬崖勒马，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