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李文波自述他被绑架、非法庭审和冤狱的过程。

因一封劝善信　我被绑架、构陷

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早上，几名穿便服的警察到我家，说昆阳派出所有个“案子”叫我去核实一下，当时我开着自己的车到了昆阳派出所，他们把我带到副所长办公室，说了些其它的话，我就说，如果没有什么事，我就要回家了。

刚走到派出所大门口，就过来几个派出所的警察将我绑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就将我按倒在地，又绑回派出所。当天傍晚，给我送到晋宁看守所，几个小时后，派出所通知我家人给我办理取保候审，将我放回家。

二零零九年五月十一日，昆阳派出所警察到我家找我，我不在家，就给我妻子打电话，让我回家，说派出所找我。当天下午四点，我回家后，问他们有什么事，他们说晋宁县检察院找我有事，我就跟着他们到了检察院。

检察院人员拿出一封信，问是否是我写的，我叫检察官念给我听，两个检察官把信读完，这封信就是我之前写的《给晋宁县父老乡亲的一封公开信》，派出所的警察就拿着逮捕证向我宣读。宣读完后，将我绑架，过程中，把我的裤脚撕烂，还给我戴了手铐，把我送到晋宁县看守所。因我拒绝所有的检查，一直呆在看守所的值班室。

第二天早上，有十多个警察围着我，按住我，检查身体，把我投进号房。

在看守所号房里，我坚持不穿所服，天天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学法、炼功、发正念，也拒绝参加看守所安排的劳动。在看守所时，昆明市检察院的朱琳来非法提审过我，问我那封信是否是我写的，我说是的。

被非法关进看守所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在放风场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看守所的警察李天泽等就给我戴脚镣，李天泽用膝盖跪在我脖子上，叫嚣说：“老子早就想收拾你了！”

我的颈部因此十分疼痛，我用绝食来抗议，有十多天没有吃东西，看守所的医生每天给我检查身体。我要求去外面的医院体检身体。约十多天后，我被带到晋宁县人民医院检查身体，但是检查报告却没有给我看，警察只说没有事。

非法开庭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二日，昆明市中级法院法官到晋宁县法院对我非法开庭。早上把我从看守所带到晋宁县法院。下车后，我拒绝去法庭，法警就对我强行拖拽，过程中，我的大腿被踩伤，裤子被拉脱，内裤被拖破，鞋子被脱掉。昆明市检察院的朱琳看到后，过来问明情况，叫法警把我的手铐解开。

酷刑演示：顺地拖着走

到法庭后，为我安排的法律援助律师还没到，半小时后才到。我在法庭上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残酷，我一直盘着腿，也没有理会公诉机关和审判长的对话，只是当律师为我做“有罪辩护”的时候，我对律师说：“你应该坐在公诉人位置，而不应该坐在律师的位置！”

整个开庭过程还没有等待律师的时间长，草草走过场后，就又将我送回了看守所。当天法庭的旁听席上一个人都没有，也没有我的亲属，我家离晋宁县法院走路五分钟，肯定是没有通知家属的秘密开庭。

之后，我收到了昆明市中级法院（2009）昆刑一初字第157号判决，对我非法判刑五年。我不签字，因此没有给我判决书。这次审判长是杨晓萍，代理审判员是杨捷，李锬，书记员段云萍。

我对判决不服，提出上诉，但是云南省高级法院还是维持了原判，云南省高级法院刑事裁定书（2009）云高刑终字1862号（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四日），审判长杨海波，审判员王涛，代理审判员王振际，书记员包媛萍。

五年冤狱　被迫害命危

二零一零年三月五日，我被转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当天我被送到监狱的医院检查身体，我盘腿坐在医院门口犯人（监督岗）的凳子上发正念，监督岗和其他几个犯人就过来，把我的腿掰开，将我整个人按在地上。八监区副监区长游天发打电话给监狱防暴队，他们来后，将我送到八监区。

我拒绝穿囚服，犯人李寿军（监督岗）等四名犯人就将我按在地上，并强行剥去我的衣服，换上囚服。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以示抗议，（监督岗）犯人用封口胶布将我的口封住，八监区副监区长叶清一脚踢在我的脸上，踢得我满口鲜血。随后，把我拖到严管室。为掩盖其恶行，在胶布条外面又加戴上一个大口罩。

我绝食抗议，一个星期后，监狱教育科的警察来找我谈话，让我认罪，这样能少受点罪。我说我没有罪，并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

几天后，我就被调到了犯人住的三楼和监督岗住一间，我入监后，就拒绝监狱安排的生产劳动，只干一些公益劳动，每天犯人出监劳动后，我就在监舍里，活动范围是三楼到五楼，叫我在图书室找书看，并打扫三楼的厕所卫生。

我坚持炼功，一天深夜，犯人已经睡了，犯人李寿军（同时担任监区大组长，也当我的“包夹”）指使其他包夹犯人在我盘腿时用大的透明胶布将我的腿捆起来，将我头朝地，脚朝天按在地上，并问我是否还炼功，把我的头皮都磨破了。

中共酷刑示意图：殴打

后来他们又将被捆着的我拖到一楼监室的大门口，用脚踢我，跺我的胸口，我一直忍着疼痛，怕影响其他犯人第二天劳动，直到快天亮要打起床铃的时候，我就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才给我松开，又让我回到三楼我住的监室，我已被折磨了一晚，浑身疼痛，头皮磨破。

当天下午，副监区长找我谈话，问了我这件事，我如实的向他反映了，他只是给我换了包夹人员，并未处分对我施暴的犯人。

在监狱时，我坚持炼功，所以我基本都被关在隔离室内，我被两副手铐两副脚镣固定在隔离室的铁栏杆上。人坐在坑里，手被揪起，吊铐在斜后上方铁栏杆上，脚被拉伸，用两副脚镣分别固定在五十厘米高的斜前上方石坎上。为了不让我盘腿炼功，还用铁链子把脚镣拉直，固定在更远处，每天除吃饭和上厕所外，二十四小时都被铐着，之后随着我的申请和要求，才又以打扫卫生等为由给我放下来。

自从到了云南省第一监狱后，监狱不准我与别人接触，不准与家人通信，也不准家人探视。我在监狱的几年，家人到监狱只会见过我两次，我被迫害住在医院病危的时候，监狱通知家人去看了我几次。

有一回，监狱八监区的教导员对我说：“你必须先认罪，才可以谈话。”我说：“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我也不知道国家取缔法轮功到底有什么依据。我看不出真善忍哪里不好。希望你能告诉我。”他没告诉我。主管我的指导员李某某告诉我：“上面规定，只要炼法轮功，就给他吊起来。”

还有一次是我在隔离室，包夹犯人高有红（音）不让我去上厕所，使我小便解在裤裆里，而另外一个包夹给我找来了棉絮，撕棉絮给我垫在裤裆里，当尿布用。第二天，有人反映给了指导员，指导员专门来告诉高有红（音），以后上厕所，要给我放下来。

二零一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我要回家的当天，我去拿我的东西，犯人李寿军也堵着我，将我按翻在地，我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当天值班的警察也过来踹了我两脚。

由于反复迫害，我一个健康的人，出现了严重的消化道疾病。二零一三年五月三日，被云南省第一监狱医院诊断，昆明市延安医院确诊为上消化道出血（十二指肠溃疡出血可能），失血性贫血，十二指肠梗阻并胃潴留，反流性食管炎。出狱一年多，通过炼法轮功功法才基本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