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医院探望王老师，只见她昏睡着，轻声呼唤她根本听不到，仍静静的躺在那里一丝不动。正在照顾她的是她的女儿，也是我们的同学。她告诉我们：母亲经常大小便失禁，有时连儿女都不认识了；清醒的时候少，昏睡的时候多，病危通知书下过几次了，估计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她的女儿说：她这一辈子太苦了，一生坎坷，吃尽了人间的苦。由于我父亲曾是国民党报刊记者，大大小小的运动批判、批斗是家常便饭，文革时更是受尽羞辱。母亲作为配偶，不仅时刻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还要一边教书一边照顾家庭，因为有三个子女，家务繁重，身心俱疲，不到四十岁背就开始有点驼了。六六年文革初期，许多文化人不堪屈辱纷纷自杀，我父亲这种有“历史问题”的文化人更是被革命的对像，他不堪忍受痛苦跳楼自杀了。这又给母亲更大的打击。随后又被下放农村，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年幼的弟妹来到艰苦地区艰难的生活着。文革结束后，母亲又经历老年丧子之痛、小女儿离婚之苦，真是没过一天舒心安稳的日子。现在又病成这样都快一年了，各大医院都治遍了，不见好转反而加重了，看这状况命不长了。

王老师的女儿说着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我们静静的听她诉说，王老师依然昏睡着。

我们这里有个不在医院过年图吉利的习俗，王老师也出院回家过年。我去看望她，只见她瘦小的身躯佝偻着蜷缩在躺椅里。看得出病情仍然很重，跟她说话我看她的机会多，她看我的机会少，因她耷拉在胸前的头，每抬一次都很吃力。我跟她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法轮大法遭受无辜迫害的情况以及法轮大法洪传世界的盛况，并告诉她只要诚念“法轮大法好”身体一定会好起来的。

王老师很相信法轮大法能救她的命。我走后，她每天都诚心诵念“法轮大法好”。为了每天不忘记诚念，她给自己规定了固定的时间：早晨洗漱完后坐在床头念半小时“法轮大法好”，晚上睡觉前坐床头念半小时再上床睡觉。

后来她女儿打电话告诉我：她母亲念了十几天后，身体变化已经很大了，几个月后皮肤变的细嫩、白里透红，根本不象八十四岁的老人。她女儿在电话开玩笑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我妈也不去了。

王老师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身体仍然很健康，住在养老院，每天与那些老年同伴打麻将、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