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谢碧芳自述遭迫害的事实：

修炼大法身体健

我叫谢碧芳，我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经济条件差，经常干农活，导致病魔缠身，年纪轻轻就患上了风湿病、头痛、手痛、腰痛。最严重的是风湿病，手沾不得冷水，也不敢吃冷的食物，更别谈干活儿，家里家外全都是老伴代劳，长期吃中、西药，在家里我成了一个吃闲饭的人。

四十多岁时，由于家庭突遭变故，我不禁悲从中来，感到万念俱灰，曾一度陷入生活的绝境，我就想上吊自杀了此残生。有天晚上正准备上吊时，耳边好像听见一位白胡子老人对我说：“莫去死，你慢慢看嘛，今后就好了。”那时的我性格较强、爱骂人且自私自利，怕吃亏，买了东西回家还要过秤；性情急躁，易怒爱生气，有时急得手腕和脚脖子鼓起汤圆大的包，活得真是又苦又累。

一九九六年九月，我有幸遇到了法轮功，从此走入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刚炼了一个多月，就吃得下饭了，身体也有劲了，还可以到处跑，而且也干得活了，身体上所有的疾病全都康复了，冷热食物可以随便吃，手也不怕摸冷水了。这在过去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奇事了！

尤其是性格变的平和慈善了，也不斤斤计较了，说话做事都遵循“真善忍”的修炼原则，处处为别人着想，家庭和睦。

法轮功祛病健身的超常奇效在我这个病秧子的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验证，那是任何人都不可否认的铁的事实。

丈夫去北京上访　被非法抄家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由于妒火中烧，以权代法，悍然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大肆抓捕敢于说真话的法轮功学员。尽管如此，无数的法轮功学员却没有被强权所吓倒，而是义无反顾的踏上了去北京和平上访的维权之路。

十月份，我丈夫为了向政府讲明真相，毅然去北京上访，却遭到了北京警察的非法抓捕，被遂宁驻京办人员劫持回当地，非法关押在吴家湾看守所。

南强镇的中共官员象被捅了马蜂窝一样，他们纠集了龙坪乡的周长春、派出所及清净寺村的村书记周守明（音）、村主任张崇林（音）、村秘书何世成等八、九十个人气势汹汹的闯到我家里来抄家。他们牵走了我家一头大肥猪（当时值七、八百元钱）、电视机、风扇、录音机。

南强镇的一个干部看到我家境贫寒，再也搜不到一样值钱的东西，就挖苦我说：“你这么穷，还要学法轮功？！”我正色道：“我们师父一分钱都不要我的。要钱，我还学不到。”这伙中共不法之徒说了很多诽谤师父的话，其中一人说：“把你也带走，关押到公社（乡里），和你老公关在一起办学习班！”后来他们见我家没有其他人在家，才没带走我。

非法抄家后没几天，龙坪乡驻村干部李庭云（音）带着三个人又来到我家，叫我写保证书，但遭到我的拒绝。我平静地对这四人说：“（通过修炼法轮功）我身体好了，也不骂人了，不偷不抢，师父教我们做好人、做好事，有啥错吗？保证书是绝对不会写的。”说完我就满心欢喜地拿出家里的甜橙子，热情地招待他们吃， 他们见我态度坚决，就只好离开我家了。

隔了一段时间，又来人将我和本村的法轮功学员刘素兰、李桂芳和唐坤香带到龙坪乡去写保证书。他们问：“你们还炼不炼？”我说：“这几天忙没炼，忙过了我就要炼。”一干部接着说：“国家说不准炼，你们就不炼嘛！”我接口道：“这个功法好，炼了身体也好了，全家人也和睦了，病也没啦。”几个干部听了无言以对，我们四人就自个儿回家了。

在浙江莫干山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为了免遭当地不法人员的迫害，我就离家到外省我女儿家暂住。为了向民众讲真相，清除老百姓头脑中被中共媒体灌输的谎言流毒，我就找来纸笔自写真相粘贴，利用夜幕出去张贴。

二零零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我出去张贴真相时，被当地夜间巡逻的人员看见了，他们把我绑架到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将我关了一夜铁笼子。第二天又把我送到当地看守所，关押了四个多月，强制无偿做雨伞，最后判我一年半劳教，将我劫持到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女子劳教所继续关押迫害。

1. 强制搜身、剪发

刚进劳教所，我就被里面的劳教人员强制搜身，并将我的头发剪的七零八落，狱警还派了四个包夹（吸毒、卖淫），其中一个叫刘慧、另一个叫李乐明（音），时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不让我有半点自由，而且天天遭到她们的辱骂。

2.遭体罚、暴晒、拧手、饿饭

她们见我不转化，就任意罚我站立，要求我身子站直，两手侧平举；罚我下蹲；坐小木凳，手脚不准动；罚站军姿；罚我两手侧平举，单脚立地；有时又罚我在大厅里正步走；仲夏最炎热，午后一点多钟拉我出去暴晒。

我坐着不说话时，包夹称我在背经文，就走来使劲拧我的手，把我手上的肌肉都拧青了。奇怪的是，她们拧我的手，而她们的手也是青的，而且还很疼。包夹不解地问我：“谢碧芳，你会使法呀？怎么我们手上还青的多些、还痛？”

除此之外，我在里面有好几个月没吃饱饭，每一顿最多吃一两米饭。

3.抵制洗脑转化、不让购买食品

狱警见我不转化，就指使一大群犹大们一批批地做我的思想转化工作。我对她们说：“各人有各人的信仰！”包夹们见我态度如此坚决，就跑过来打我。

有一次，一名教授给她未转化的女儿写了一封长达二十八页的书信，引经据典，可谓煞费苦心，但丝毫改变不了她女儿对法轮佛法的信仰。狱警却将这封苍白的信拿来毒害其他坚定的学员，要求我们看了写所谓的心得体会。我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不转化？因为我们是在做好人，师父没收我们一分钱，教我们做好人。那位年轻同修不转化，今后她的父母都要受益。”

狱警想尽一切办法企图转化我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但她们不甘心，就不让我们买食品，只让购买生活用品。

有一次我正在专心致志背经文，不料被包夹人员发现并向狱警打了我的小报告，狱警想以延教的方式处罚我，但最后不了了之。

4.强迫抽血

二零零三年上半年，萨斯病蔓延，劳教所要求人人抽血检查，并强迫我抽血。我说：“我没有病，不抽，保证我没病。”但几个劳教人员还是硬拉我去抽了一大管血。

遭浙江昌南县派出所骚扰、抄家

从莫干山劳教所回到女儿家不久，浙江昌南县派出所的警察也多次到我女儿家骚扰、抄家。他们抢走了我的《明慧周刊》，并追问我周刊的来源，还变本加厉的叫我写保证书，遭我拒绝后，昌南县派出所的警察说要把我送回四川。为此，家人给我施压，女婿逼我喝酒，丈夫还用拳头将我鼻子打出血，并揪住头发，把我按在床上打，想胁迫我写保证书，但我坚决不写。

二零零四年，昌南县公安局人员将我劫回四川遂宁，南强镇、龙坪乡派了十几个人又闯到我家里来抄家，抢走了师父法像、手抄《转法轮》等私人物品，还叫我不要炼了，我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说：“你们在家里炼，别到北京上访。”

两次关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十日中午，龙坪乡的周长春、“六一零”人员席敏、龙坪乡派出所二派人员郭富贵、刘强、王席富、邓召明等人蒋我绑架到北固乡戒毒所洗脑班。凡是被送进洗脑班的学员，都派有本村的人当陪教。

他们每天叫我写“三书”，向我灌输歪理邪说，不准我炼功，不准迈出房门，吃饭都由包夹人员将饭端到房间。逼我看诽谤师父的录像，企图达到转化我的目的；洗脑班的人每天叫我们吃稀粥加泡菜，想在身体上拖垮我们。

我被非法关押四十多天，离开时被勒索了几百元生活费（时间久已记不清），让儿子代写保证书后才放我回家。

二零一二年，南强镇“六一零”杨姓人员、龙坪乡及清净寺村干部闯到家里来，说叫我去问一个事情，一会儿就回来，村干部还拽着我的手，将我骗上一辆白色面包车，直接把我送到北固乡戒毒所洗脑班。两个包夹女人每天仍然逼我写保证书，但遭到我的严词拒绝。

有一天，市里一个女人带着省上两个五十多岁的人来劝我转化，还问我是谁叫我来炼法轮功的？你们法轮功是做什么的？谁来组织？针对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坦然答道：“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以‘真善忍’为原则，说真话，做真事，不欺骗，不说谎，做了错事不掩盖，将来达到返本归真；善，就是不欺负人，同情弱者，乐于助人，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忍，是遇到困难、委屈时，想的开，挺的住，不怨不恨，以苦为乐。”他们听后，仍然说：“你们法轮功是在反对国家和共产党，国家不准炼就别炼。”我始终坚定信仰，不受其左右，最后被放回家。

遭龙坪乡派出所警察骚扰

二零一八年二月，龙坪乡派出所的两个警察上门骚扰，并索要我的电话号码。

同年八月，我与三个同修出去讲真相，见一辆车停放在马路边，我就走上前去给司机讲三退保平安，不料司机听信中共谎言、中毒太深，不但不听，还给我们照相、录音并打电话构陷，随后来了两辆警车，下来十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有的还说了诬蔑师父的话。

我们就给在场的所有警察讲真相，讲中共的贪官纷纷落马，都是因为参与了迫害法轮功而遭报应，希望他们别再相信中共编造的弥天大谎，善待法轮功得福报，后来，这些警察也没对我们行恶，放我们走了，可见他们都在觉醒。

以上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十九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事实，没有半句虚言。尽管如此，我对参与迫害我的人无怨无恨，只希望他（她）们迷途知返、弃恶从善，抓住良机，时不我待，赶快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抹去兽记。否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