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劳教所受到来自身体、精神、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迫害。二零一三年劳教制度土崩瓦解。虽然中共邪恶的迫害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但是世人已经在逐渐觉醒，在各自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帮助和保护大法弟子。以下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

我在看守所里每天都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并给看守所的警察和与我关押在一起的在押人员讲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因此，我喊大法好没人制止我，大家都用默许的态度来表示支持。我不穿看守所的所服，将“法轮大法好”用笔写在我自家送来的衣服上，看到的人都没有说过什么。我也就每天穿着写有“法轮大法好”的衣服，证实大法。

一次，我用号房里点过的蚊香灰在墙上写了大大的“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怕影响到当班的警察，就提前告诉他我要在墙上写这九个字，没想到他没说不能写，也没说能写，没说话。我写时同一号房的在押人员也没有谁提出异议。虽然香灰的颜色随着时间会淡去，但“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却深深印在了每一个看到的人心上。

看守所里会让在押人员干活，如拣豌豆等，并要将豌豆按照优劣分出来。每个人的劳动量按照人头分，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没有罪，我不干这活。”我所在的号房也就没有给我分劳动任务。但是我每次都乐意去帮助其他人把豌豆拣好。我是要告诉大家：“我不是偷懒不愿干活，我只是不承认对我的非法关押和扣上的罪名。”

在押人员多拿多占别人的钱物的事经常发生，警察根本不管，可他们却专门规定：与我关押在一起的人不得占用我的任何钱物。

在我被非法开庭的前期，不仅我所在的号房，连同其它号房的在押人员都积极将自己号房内的法律书籍传递给我，让我做好充分的准备为自己做无罪辩护。就在要对我非法开庭前，看守所所长对我说：“要是你只因为写了一封给家乡父老乡亲的真相信就被判刑，那连我都认为共产党是邪教了。”

十一个月后我被送到监狱。我也一直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拒绝穿监狱的囚服。于是狱警就把我送到隔离室。又因为我炼功，给我用手铐、脚镣吊着。一段时间后，他们又让我和担任监狱的监督岗的犯人同住一间，我对他们（包括我的包夹）说：“我要炼功，每天两次，每次两个小时！”他们就轮番白天、黑夜的给我站岗放哨，让我炼功。我发正念、学法的时候，他们也为我站岗。其他的犯人主动将之前被关押的同修留下的经文转到我的手上，使我能在邪恶的环境下既能保证炼功，也能学法。

因为我坚持炼功，被长期用手铐、脚镣吊着，渐渐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重度贫血、胃底堵塞、低级反流性食管炎、百分之七十五的食管长有息肉。为了揭露迫害、也为了制止迫害，我要求狱警带我到医院体检。监区的狱警虽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对我这样管制，但却积极主动为我申请做体检，并申请到狱外的医院检查，请最好的主任医生来给我检查身体，在我脚抽筋的时候还帮我按摩。监狱医院考虑到我的身体状况，为我争取到在监狱每天有一个糖水鸡蛋，监区也自掏腰包为我买藕粉吃。为了让我不再被手铐、脚镣长期吊着，狱警申请让我参加劳动，打扫卫生，做些手工，修补监室墙面等等轻活。在找我去谈话时从未让我坐过小凳。

这些都是同修们这么多年坚持讲真相以及世人明白真相后的改变，当然，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向众生讲真相，在任何地方我都要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

我被关在监狱的时候，我家当地610主任还来看望过我两次，每次送几百块钱给我作生活费，还主动给我换驾驶证，我也利用这个时机给他们讲真相。在我回家后，这个主任又来过两次，也是给我送一点钱，虽然没有能彻底解决我的生活问题，但是在我之后的打工中却多次帮助了我。在我刚被抓的时候我母亲经常跑到“610”去要我，叫他们放人，每一次他们都用车将我母亲送回我家的村口。

我们村每年都给民兵发钱，按理在监狱的人就没有份了，可是只要发钱，村里都给我发一份，打电话让我母亲去领，一次也没少过。

在这么多年的迫害中，师父的保护使我一路走到今天，还有这些细微的来自明白真相人们的支持，虽然很小，但是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正是这看似平凡、看似渺小的一个个善举，也给了我莫大的支持与鼓励，甚至一次次让我流泪，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明真相的人们伸出援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