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姓于，七台河市北兴农场退休职工。老人的长子于有被非法通缉、有家难回。五十五岁的于有以前被各种疾病折磨的万般无奈，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获得了健康。一九九九年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于有多次遭非法抓捕，曾被诬判六年，其间所遭受的种种迫害：毒打，电棍电，蹲小号，还有许多想不出名的阴险毒辣的变态刑罚，腰椎骨被顶折、手指被打折。于有说 “至今我的背部、腰部疼痛，仍行动不便”。

下面是老人的长子于有自述其遭遇：

我叫于有，从事无线电修理，因为服务到家，收费合理，日子过得很富足。在本地小有名气很多人都认识我。从事无线电修理多年，很多时候骑摩托上门服务，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所以身体早已被各种疾病折磨的苦不堪言，我那时就想，不管是啥方法，针灸也好，医院也好，信什么也好，只要能治好病就行。一九九七年全国到处都有人炼法轮功，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带着满身病痛抱着试试的想法炼起了法轮功，结果我全身的病真就都好了。我从此坚信大法，因为这是我亲身体验过经历过的。

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群体的残酷迫害，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四次遭绑架拘留，后又被诬判六年，其间所遭受的种种迫害：毒打、背铐、电棍电、奴役……还有许多想不出名的阴险毒辣的变态刑罚。现在想来仍触目惊心、心有余悸，这些残酷的折磨导致我的背部、腰部疼痛，至今仍行动不便。

二零零三年农场拆迁，北兴农场副场长彭荣君，丁伟刚违反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政府领导人不能担任拆迁人）的规定，组建了拆迁队，因为我不同意他们不合理补偿方案，他们强制给我戴上了手铐送到红兴隆管局看守所。与此同时，我家的房子就被强拆了。他们还嚣张地说：“就整你！谁让你是炼法轮功的，爱哪告哪告，到哪也没有你（法轮功）说理的地方。”

二零零八年是奥运年，七台河市北兴公安分局局长张震说：“对法轮功要不离眼线。”二零零八年五月三十日下午，警察赵荧光、王国生等五人无故对我非法抓捕、抄家，倒背扣上双手，缠住我的头，押到红兴隆看守所。王国生满嘴脏话一路侮辱谩骂不停。到了红兴隆管局看守所他们给我戴上背铐和六十斤的脚镣子共计三十五天。（据说只有死刑犯才戴这么重的刑具）

炎热的六月，我戴着这么重的刑具，小腿磨破了，吃饭需要别人喂；上厕所需要别人帮忙。有时上厕所没人帮忙我戴着刑具不方便时两手的指甲里弄的都是粪便，他们还不允许洗头、洗澡，我只得带着粪便的双手吃饭，不然就会饿死的，这就是中共的看守所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期间赵荧光和政委张春华来提审。张春华出去后，赵荧光突然拔出手枪，顶在我的头上左侧太阳穴处，凶狠又阴险地说：“我一枪打死你！再做个你抢我枪的假现场，你看怎么样？”我告诉他：“从我进来的那一天，就没想活着出去！”他就找来一个塑料桶扣在我的头上，拿着铁桶梁使劲敲打，我的头罩在桶里被敲打了一宿。那种滋味难以想象的痛苦！关押期间，张春华疯狂的打我，我的牙齿都被打掉了。

从小父母就教育我要做个好人，我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努力的做个好人，从来没有想象到自己和“犯人”有什么关系，过去只有在电视上见过的一幕，现在真实的在我身上发生了，这对我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遭殴打逼供后，我被非法判刑六年，于二零零九年一月被投入佳木斯监狱集训队，这是一个高压、恐怖、处处酷刑、令人窒息的地方。

在佳木斯监狱集训队，我被奴役穿筷子，就是饭店用的，把筷子穿进塑料套里。（这大概就是奴工产品吧）狱警给我定的任务是每天七千双。完不成任务就加班干。吃饭必须蹲着吃，就给两～三分钟时间，吃不完也不许再吃了。每天所有在押人员统一上厕所，时间就三分钟，上不完也得起来。

在这里遭毒打是经常的事。二零零九年五月狱警和犯人狼狈为奸，一分监区中队长苏佳峰，一监区大队干事张磊多次强行逼迫我写“转化材料”（放弃法轮大法信仰）。在多次威逼未果的情况下，他恼羞成怒，指使犯人张峰在一中队大厅打我耳光。三个犯人林金峰、孙华伦、张峰又多次轮番打我。这期间还经常被半夜强行灌食不明药物。

二零零九年六月的一天下午，苏佳峰和张磊逼迫我背诵污蔑大法的文章。我坚决不背，结果遭到了苏佳峰、张磊及被其指使的犯人帮凶孙华伦、张峰和林金峰的狠命殴打。这次我的脊椎骨被顶折了，右小手指被打骨折；林金枫用皮带狠命抽打我，右脸下部被打破两厘米多长的口子，鲜血顺着脸往下流，全身多处青紫，遍体鳞伤，最后直至我全身抽搐。

在那种酷刑折磨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犯人殴打法轮功学员有减刑奖励，佳木斯监狱半个月内就曾打死过三位法轮功学员！那里的酷刑使我至今背部、腰部疼痛，仍行动不便。

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我离开了“地狱”般的佳木斯监狱。在临放我时，佳木斯监狱还企图逼我放弃信仰，我不从，一直僵持到上午十点，他们就通知我们当地的六一零人员来接我，当我走出阴森恐怖的监狱大门时，随着大铁门“哐当”一声关闭，这里的一切恍如隔世，我看见了我的母亲、妻子和众多的亲友和来接我的六一零人员，我当然没有上六一零的车，上了家属的车，总算回到家中。回家后听说当初积极抓捕迫害我的人都得到了升迁：赵荧光从普通干警升到刑侦队长，张春华升至双鸭山农场公安局局长，徐连斌从红兴隆副局长升至北安管理局局长。

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在七台河电脑城租了一个小床位干老本行维修家电。几年的牢狱之灾使修理技术与现实脱节，跟不上形势发展，收入可怜。一年多来除去高昂租金仅够吃饭，无奈只好回北兴农场租店维修（相对市里租金少很多）。

二零一六年四月，老母亲掏钱在市场租了一个十平米店铺维修家电。由于农场熟人多、回头客多，再有就是在市里一年多的维修、摸索经验，生意很是红火。很多人都说：你总算回来了，我家的电饭锅、电冰箱还等着你修呐。

可是好景不长！二零一六年五月八号母亲节这天，七台河戍企公安分局伙同北兴分局将我绑架，绑架到北兴分局后，副局长高胜指使任健强（不知此人什么职务）把我的手扭背过去，硬掰的手指一个一个按手印，并污言对我进行攻击。副局长张雨生带人将维修店铺查封，所有电器及配件贴上封条后装车拉往七台河公安局。戍企分局的人（至今我不知此人是谁）

对我家和我父母的家进行非法搜查，父亲患有脑梗，说话走路都不方便，警察不顾父亲年迈有病在身，到处乱翻还进行讯问骚扰，给父亲身体及精神造成极大伤害。瘦弱的母亲看到我被铐住带走泪洒衣襟……红火的维修部只干了一个月，还没有挣回租金就被非法查封了。

我被非法羁押在七台河看守所四十余天，期间五次所谓提审均无实质的东西，其中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你不说照样判你，你今年五十五岁，让你六十岁再出来。”

这次超期羁押给身体造成极大伤害，经常头晕、头胀、腿软、乏力、气短，走几步就喘。血压逐步升高，开始测量血压高达二百二十～二百三十……到后来测量血压时，血压仪器表的指针高到顶头了（最后多高不知道了），看守所的医务人员以为血压表坏了，给同监视的在押人员一测量：一切正常。再一给我测量血压表还是高到顶头，他当时就说老于你赶快躺下（正常人在那种情况下随时都会出现脑血管破裂）……看守所害怕出人命赶紧通知家人将我接回家。所谓的办案单位扣押了我的手机至今不还（亲朋好友的电话号都在里面）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岳母很生气，由于经常的被绑架给妻子带来巨大压力，这次妻子决定与我离婚，并远走他乡去外地打工去了。因为我被判过刑，唯一的女儿结婚都不让我知道。

我在家里炼功调养些时日，感觉身体好些了，就萌发了找妻子的念头。由于自己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拘留关押，给妻子带来很大的伤害，妻子为我吃了很多不应该吃的苦，她应该和其他人家的妻子一样有一个温暖的家。可是由于我的遭遇迫使她五十多岁的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想到这些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妻子找回来。于是我踏上了寻妻之路。

茫茫人海妻子在哪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没有寻到妻子的影子。借他人手机给二弟打了一个电话，询问父母的身体及妻子有无和家里联系。却意外得知一个消息——我被通缉了！我当时震惊了！这次可真是有家难回了！

两天、三天父母在盼！一月、两月、三月白发父母盼儿回家！疾病缠身的父亲坐在大门口盼儿，瘦弱的母亲泪眼涟涟盼儿。在这期间七台河市戍企分局伙同北兴分局经常来家里逼问我的下落，哄骗家属让我回家归案，判几年就出来了，这样通缉后被人抓住就当成反革命乱枪打死了……

年迈的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后来母亲经常看见自家周围有人转悠，并且有不明车辆在家附近长时间停留，以前是没有这些现象的。一次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家附近，车上司机在向母亲家窥测，母亲感觉蹊跷就向车走去，司机一看母亲走来开车就跑了，还有经常有陌生人问邻居有没有看到于有回来……（八月四日七台河桃南派出所给二弟打电话，还在追问我的下落）

在这中高压下，老父亲身体越来越差，期间又患上了糖尿病，住了两次医院。今年六月二十六日病危送去七台河市第二院抢救，父亲是因忧虑我而得病，我多想去医院照顾父亲啊！可是不行，警察通缉要抓我。七月十日老父亲在惊恐中去世了，作为儿子我没有在父亲身边尽孝，临终没能看上父亲一眼，让父亲带着遗憾走了！弟弟、妹妹及亲朋好友陪伴父亲最后一程。

在七台河市殡仪馆，一双幽灵的眼睛躲在人群中在窥视着我家送行的人群，我知道他们在找我，一直没有放松，想利用亲情伺机抓住我。无奈我只能遥遥相望、远远的祈祷--祈祷父亲您一路走好，不是儿不孝，是豺狼当道，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儿子，再尽孝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