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修炼法轮功

我是在给岳父抄写大法书的过程中得法的。那时，在地质队，岳父因患了十多年的牛皮癣始终无法治愈，听闻在他家附近勘探油气资源的地质队里有人能治疑难杂症，就到地质队拜访能人请求治病，结果才知道他们不是治病，是修炼法轮功，通过修炼真、善、忍祛病健身。岳父为了治病就试着跟他们学炼，由于当时《转法轮》书稀缺，买不到，只好借书来抄，因岳父识字不多，我就帮他抄书，过程中有幸得知法轮大法的法理。大法要求修炼者以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心性提升道德做个好人为主要目标，同时修炼五套功法为辅助。我认识到法轮功是一部真正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因此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前后坚定的走入了大法修炼。

修炼法轮功后，我如饥似渴拜读法轮功书籍领悟修炼精髓，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思想境界，改变自己过去暴躁易怒的性格，心态祥和，同时戒掉了修炼前养成的长期沉迷于吸烟喝酒、通宵达旦玩牌赌博不认真工作，一味追求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等不良习惯，修炼后感觉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乐观向上，主动干好工作，受益匪浅。

同时在修炼法轮功后，缠我身多年的咽喉炎、胃神经官能症、关节炎、肾结石等病症都好了，身体更加健康，精力更加充沛，把大量的精力投入教学工作，教学效果显著，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受到教师和学生的好评。如果不是法轮功挽救了我，不知道我还会误人子弟多少年。

讲真话遭拘留、侮辱、殴打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底，我和妻子带着一岁半的女儿到北京上访，向相关政府部门讲本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真相，在天安门广场被便衣警察劫持到本市驻北京联络处，后由本县公安局派其所辖的镇派出所警察及我所在单位时任校长、妻子单位职工一同到北京将我一家三人押送回本县，而参与押送我们一家的所有人往返北京的开支数千元全部从我的工资中扣除，同时我和妻子在本县看守所被刑事拘留一个多月。我在刑事拘留期间被本县公安局多次提审逼供悔过，对我进行辱骂，逼迫我放弃信仰，同时在本县看守所遭受被在押人员强迫脱光衣服在寒冷的冬天洗冷水澡，将头按到大便器入口、在墙壁上撑“大”字等进行侮辱，还有拳打脚踢，如逼我站在仓号狭窄的过道里两腿站直，弯腰成九十度背朝上，由仓号里的打手从大铺上跳起来单肘击打背上，遭受重击之下我几乎晕死过去，但被威胁不准倒下，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击打。仓号里打人事件经常发生，甚至发生打死人的事件，看守所工作人员完全知情却睁只眼闭只眼。我在仓号里被关押期间随时会遭到在押人员的侮辱打骂，成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两遭非法劳教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前后，我在当时工作的学校一次自查自纠教师会上，我因按照法轮功奉行的真、善、忍标准进行自我剖析并提到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而被举报，本县公安局警察闯入我的寝室抄查，搜走大法书籍、音像资料若干，后又被时任校长骗至县教育局，由县教育局时任副局长郑某对我进行教育“转化”无果，于是协同县公安局在县“六一零办公室”指使下将我抓进县看守所，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县看守所执行劳教期间我被控制人身自由长年关在看守所，期间遭受非人折磨，经常稍不注意就无缘无故遭到在押人员尤其是吸毒人员的侮辱打骂，我成天在提心吊胆中度日如年，加之生活营养不良以致全身浮肿走路不稳、精神恍惚死里逃生。关押中我被无理要求写三书、逼迫上电视做反面教材误导民众、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同时扣发我的工资每月只给二百元生活费，妻子带着幼小的女儿失去生活来源，过着凄苦的生活，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我在劳教结束后又受到本县政府重新分配的处罚，砍掉之前六年工龄，按照重新分配发给工资，同时调离原单位贬到更边远山区的乡中心校工作。

在乡中心校工作期间，我于二零零二年十一月前后给一位陈姓教师发了一份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资料，该教师交给时任中心校校长，于二零零二年放寒假即将过年前，我正在岳父家，县公安局突然闯进岳父家将我抓走，岳父母一家及妻子、女儿遭受突如其来的恐怖，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同时又对我非法劳教一年，这次完全扣发工资不给一分钱，妻子、女儿再次失去生活来源。同时我在本县看守所被执行劳教期间，与在本县看守所服刑的劳改犯无差别一起参加重体力劳动，为县看守所种地种菜，强行押往其它工地参加劳动如拆房、修建筑物、打混凝土、打预制板、修本县新看守所围墙等等，一天从早劳动到晚，没有休息日、没有劳动补偿。

乘火车遭绑架、抄家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日端午节，我去成都探望妻子，在达州市火车站进站检票核对身份证时，才知道我的身份证已被监控并做了重要标记，被火车站警察带到办公室非法搜身、搜包、查看手机，在包里发现一个保平安的真相护身符，就被劫持到驻达州市重庆铁路派出所，在达州市重庆铁路派出所被不停审问录口供、强行打开手机密码检查手机内容、利用技术手段采集手机资料、录音录像、采指纹、采血等等，折腾六七个小时无果，后又伙同本县公安国保半夜驱车到我的家里搜走笔记本电脑一台、二零一三年版神韵晚会光碟二张、手机一部，其间没有出示搜查证，只有时任学校校长、一位副校长在场，前后控制我的人身自由超过十二小时，同时造成我探望妻子成空，经济损失几千元。

自二零零三年以来，我在结束劳教回到本乡中心校工作期间又被监控，由县教育局拨转款对我进行监控，日常出行尤其是节假日都被盘问或要求向学校报告去向、目的，同时受到学校及人们的非议、歧视。

在江氏流氓集团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操控“六一零”在全国范围系统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一直以来我没有得到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该享有人权的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