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二零”江泽民邪恶集团开始迫害大法后，我被邪恶定为所谓“重点”监控对象。当时我家住在县城的郊区，也就是城乡结合地带的一个倒闭的工厂的破败工人住宅区内。电话被监听，行动被监视，白天遭电话骚扰，有时恶警半夜来敲门，使我整日不得安宁。

有一次半夜，“咚咚咚”的砸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打开大门，進来两个警察，一个年轻的，一个五十多岁，说是个局长。

老警察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了？我回答：“炼。”他又问有书吗？我说：“有，学大法是离不开书的。”他说把书拿给他看看。我就把书放在写字台上，说：“就在这看吧。”他拿起书，冲着我摇了摇说“没收了”。我当即非常严厉的说：“放下！你给我放下！这书是我的生命，你拿走书就是要了我的命！我的命是大法给的。放下！放下！你给我放下！”

他愣住了，拿着书不知如何是好。我老伴对我说，“接过去不就得了。”我不接，我让他给我放下。拿书的警察就那么愣愣的站那，脸色苍白。我老伴顺手就把书拿过来，放在写字台上。

年轻的警察赶紧说：“这是上边让来的。”我说：“上边也好，下边也好，但不能扰民。半夜砸我家铁门，惊的整个住宅区的狗叫个不停！还叫不叫老百姓睡觉了？这是什么人民警察？！我告诉你们，我的身体得的是绝症，现在怎么好的？就是炼法轮功炼好了。你们要是把我给弄出个三长两短，我修真善忍能饶了你们，我的孩子绝不会放过你们！”

我老伴接着说：“他的病是炼功炼好了的，这是事实。我们家就承认事实。你让他不炼功不可能。”我对老警察说：“回去告诉你的下属，有事白天来，晚上再来不接待！晚上再来我就去找你们领导。多大的官我都见过，我不怕！你们的这身衣服一脱，啥也不是！”

年轻的警察说，“那你们休息吧，我们走了。”

以后晚上再也没来过警察。

有一次白天来了两个警察，他们互相介绍：一个是教导员，一个是局长。这个局长是上次晚上来的那个老警察的助手，升局长了。

局长说：“这屋应该装修一下！要不孩子回来怎么住啊！”那个教导员和我谈论当前的社会形势，说什么不要因为我炼功给孩子造成影响，对孩子以后工作不利，等等。

当时我的孩子在中央办公厅上班，每天晚上都往家打电话。他们可能是通过电话监听知道了孩子的工作单位。

我和他们讲，“今天是在我家，不是你们办公室，咱们敞开心扉说心里话。一九七零年，我十八岁，生活所迫就参加工作了，当了个电焊工。在工厂里拼搏了大半生，没得到什么好处，却得了一身病。心、肝、脾、胃、肾都有病，中西医都看遍了，不但没看好，还欠下了两万多元的外债，那时的两万多元是个什么数字？我根本无力偿还，谁管我了？当时生活不能自理，瘦的不到九十斤，简直就是个活骷髅，谁见谁害怕。干了大半辈子的工厂倒闭了，一分钱没有，怎么生活？这时我有幸炼了法轮功。我的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不到一年，我无病一身轻，体重达到一百三十多斤，现在能出去打工了，明年就可以把外债还清了。回头看，这些年共产党给我什么了？什么都没给我，它说的都是谎言。当前广播、报纸、电视对法轮功的报道，都是栽赃、诬陷、诽谤！当年的什么“围攻中南海”、什么“自焚”、什么“杀人自杀”啊，如果真是那样，今天炼功，明天就死，还有谁再炼呢？还用你们强制洗脑吗？现今的媒体，都是共产党的喉舌，只知道造谣欺骗百姓。没事时，你们问问自己：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知？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我讲的时候他们一直在静静的听。

临走时，他俩和我握手，并说：“你的事，是个人信仰，我们不管了。但你要注意安全。有困难到局里来找我俩谁都行。” 就这样我们互相道了再见。

他们走了，以后很少有干扰了，自己的修炼环境也改变了，也为救度众生打开了一条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