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白莉莉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以自己受迫害的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白莉莉于一九九五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感到这个功法太好了，法轮功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大法福益社会，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她在《刑事控告状》中说：“（石家庄劳教所恶警）就用胶皮棍打屁股，也不知打了多少下……疼得（我们）都趴在床上一片（是通床），我们的屁股黑紫，好长时间都退不下去。即使过了七个多月，我的屁股上，仍留下一个鸡蛋大小的硬肿块。”

“（‘北京法制培训中心’的）警察看我不“转化”，就把我四脚朝天的绑在一个大铁床上，每天强行灌食，一次还给我灌浓缩的盐水。天气冷了，吴队长给我开开空调的冷风吹我，特别冷。开始他们一给我输不明药液，耳朵就叫，不输就不叫，后来整天都叫，落下了一个耳朵叫的毛病。”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北京东城看守所：背吊铐一天、戴“猪脸”的面具、手铐、脚镣等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一意孤行，以个人意志强加给其他常委，江泽民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创始人的诽谤和对修炼群体的全面迫害，绑架法轮功学员。媒体宣传诽谤法轮功，为了让政府全面了解法轮功真相，为了制止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在上访无门的情况下，于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去天安门拉开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被警察拳打脚踢，狠命的毒打后，被非法抓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

酷刑演示：毒打

在监号里，警察抢走了我的大法书，我跟她要书，张姓科长（女）把我两只胳膊、手、背吊铐在大铁门上，脚不沾地，我立刻喘不过气来，汗珠滴了一地，处于昏迷状态，我被整整吊了一天。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去新华门，找政府反映我们的真实情况，被警察非法抓捕，关押在东城看守所，在监号里，有一次因炼功，被戴上手铐、脚镣，还被戴上一种叫“猪脸”的面具，眼睛、鼻子、嘴巴都被封在面具里，看不见东西，呼吸非常困难，挨打时，呼吸更困难，直到我喊出“救命，”她们才住手。在北京东城看守所里，经常被打骂、被掐、上吊铐、背铐、戴手铐脚镣，各种刑法，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次被非法关押了四十五天。

中共酷刑示意图：手铐、脚镣

在二零零零年除夕，为了说句公道话，为了告诉善良的世人们法轮功的真相，在天安门广场的正中央，拉开了带有法轮图案和写有真、善、忍的旗帜，警察从四周冲过来抢旗，拳打脚踢，打倒在地，狠命的毒打，并强行连推带打推上车，仍然拳打脚踢，不停的抽嘴巴子。然后被关押在北京东城看守所。

石家庄劳教所：殴打致昏、“上绳”、胶皮棍打屁股、吊铐十一天

后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关押在石家庄劳教所，有一次，陈姓科长（男）在楼下正在打一位大法弟子，我看到后，我喊了一声不许打人，陈科长转身，三步并两步上了二楼，抓住我的头发一直拽到办公室，恶狠狠的上来一个大耳光，把我打昏在地，就这样，一连三次，昏倒在地。

接下来给我“上绳”，疼得我当时只有一点点思维，还有一点气。

中共酷刑示意图：“上绳”

接着，就用胶皮棍打臀部，也不知打了多少下，还用东西堵着我的嘴，打完后，我只能趴在床上，疼得浑身不能动，别的法轮功学员也被打了胶皮棍，疼得都趴在床上一片（是通床），我们的臀部黑紫，好长时间都退不下去。即使过了七个多月，我的臀部上，仍留下一个鸡蛋大小的硬肿块。

劳教所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犯人打法轮功，谁打得狠，就给谁减刑期，所以劳教犯人们更肆无忌惮地打骂，残酷迫害大法弟子，一些犯人都得到了减刑的奖励。

二零零一年五月一日，劳教所把我们十八名大法弟子秘密转移到三大队，封闭式迫害。男队长们手脚更有劲，刘队长上来就扇耳光，专打脑袋。一次因炼功，把我吊铐了十一天，还有一次吊铐了七天，吊一两天是常事，汗水直往下滴，喘不过气来，呼吸非常困难。

酷刑演示：吊铐

犯人们拿着牙膏往我头上、脸上抹。犯人还把包着痰的卫生纸塞进我的嘴里。

他们还经常把我上“蹲铐”，把两只手铐在暖气上、椅子腿上，只能蹲不让坐，一蹲就是一天。

犯人们经常用拳头打我的头、拽头发、脚踢心口、踢下身、踢小肚子、用手连掐带拧乳房，掐身体的阴面，说下流话，做下流动作，打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

上厕所是一个屋一个屋去，无论再憋也得忍着，一次我实在憋不住，拉在裤子里了，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的迫害，我写了侵犯人权的上诉材料，却不予上报。七月三日，又把我们转回四大队。

警察强迫我们不停的走正步，练队列（让不停的走，不让休息），谁走不齐就打谁，用手打累了，就用警棍打，整整体罚了一个月。

还罚站墙根，每天站到很晚，脚都肿了，穿鞋都困难，在长期的超高压的残酷迫害下，我的身心长期受到了超负荷的压力和超强大的残酷伤害。

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一次我十四岁的女儿患病，没钱看病，向邻居借了五百元钱自己去医院看病，医院诊断是急性阑尾炎，要求住院手术，因无亲人签字，无法手术，只好每天上医院打点滴，孩子曾拿着诊断书和要求释放妈妈的书面申请书去派出所，之后，街道、派出所通知将孩子看管起来，把我十四岁的女儿关进东直门敬老院，哪都不许去，不许她接触任何人，连星期六、星期天都不许出去，就连上下学都派两个同学跟着她，幼小的孩子失去了人身自由，心灵深处承受着超负荷的压抑，孩子非常孤单，她想要她放在别人家的猫来陪她，可是怎么去要，谁又能给她送来，她与外界完全切断了一切联系。

从劳教所释放出来的当天，北京东城街道、派出所到我家找到我，逼我到街道和其它地方诽谤大法，逼得我丢下未成年的孩子，离家出走后，北京东城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到处抓我，抓不着我，就把我儿子带走（我儿子有心脏病），当时儿媳正在坐月子，把儿子带到石家庄燕春饭店，一直审到夜间很晚，才放回来，儿子白天开车，又累又怕，回家后吐血了。

丰台派出所：殴打、穿皮鞋碾脚趾、腿关节

在二零零一年八月份，在晚上九点多钟，丰台派出所警察打开我们的房门，闯进屋子，拿着一根特制专业打人的棍子，打我们，后来就把我们弄到丰台区派出所地下室，我被关进一间屋子里，把我背铐上，头上戴着很厚的塑料袋，坐在地上，用刀划开我的上衣，只露文胸。

酷刑演示：踩脚

之后，一个三十岁左右的警察穿着皮鞋，全身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穿皮鞋的脚专碾我的脚趾头和两条腿的关节，疼得我叫的声音都不成声了，折磨的我死去活来。他们用矿泉水瓶子装来凉水，往我脸上泼，清醒后，接着用脚碾。

后来又换了一种刑法，给我戴上手铐站着，三个三十岁左右的警察用那根棍子轮番打我一个人，打累了就躺在床上，又换另一个人接着打，打头、浑身上下，打个不停，打左胸特别厉害，嘴里还骂我师父，我对他讲，你能这样骂你的父母吗？他听后，我看到他更加用尽全身力气打我的头，打个不停，打得我小便失禁，尿了一地，就这样，不停止的打到天亮，把我送进医院，我的左胸高出来四、五寸，从头到脚全是伤痕累累，全身肿的很厉害。

下午东城派出所的警察来接人，他们看到我被打的样子，都没敢接，他们就回去了。

“北京法制培训中心”折磨两年：绑“死人床”、野蛮灌食、输不明药液等　又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二年八月，我流离失所在福州，我在屋子里看书学法，突然闯进屋来几个警察，说是看天线什么的，之后非法抓捕了我，后将我关押在“北京法制培训中心”。

酷刑演示：死人床

警察看我不“转化”，就把我四脚朝天的绑在一个大铁床上，每天强行灌食，一次还给我灌浓缩的盐水。天气冷了，吴队长给我开开空调的冷风吹我，特别冷。开始他们一给我输不明药液，耳朵就叫，不输就不叫，后来整天都叫，落下了一个耳朵叫的毛病。

一次吴队长把我从铁床上放下来，绑在一个大椅子上，他专用他的头撞我的脑门，撞个不停，疼得我撕心裂肺，叫的不是声音，我的整个脑门被撞的起了一个大血包（至今落的凹凸不平），一直到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才把我又绑回铁床上，终日捆绑在肮脏不堪的大铁床上。

七十天左右，从铁床上解下来后，我完全失去了记忆。后来整天不让睡觉，眼睛只能睁着，眨一下眼，都要被推、拽。在被非法关押了两年之后，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被非法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在一次次长期高压残酷迫害下，我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在我不清醒的情况下写了“四书”。从此离开了大法。不久，我得了糖尿病，后来发展到糖尿病并发症，心脏、肾、肺都出了问题、眼睛也看不清了。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我又走入了大法，短短几天全身疾病不翼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