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身体不好，多处求医无效，经别人介绍修炼了法轮功，父亲修炼没多久病完全好了，脾气也小了，对人更加和善了，我看到他的变化，从心里感到这个法很好。一九九六年，我和大女儿程江红相继走上了修炼道路。

在修炼前我与婆婆和不来，经常发生矛盾，老是与他们怄气，丈夫夹在中间也很不顺心。修炼后我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不断地归正自己，事事向内找自己的不对，我明白自己以前做的不对，对待婆婆一家人应该像对待自己家人一样，这样我的家庭才能和睦。我主动化解和婆婆的矛盾，对别人的不足我也不去说长论短。由于心性提高了，多年的月子病也好了，我成了一名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炼人。

一、无辜被抄家、绑架、关押、辞退

二零零九年六月十日，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公安局国保大队大队长张仙蕊（女）伙同宁夏平罗县公安局人员到我的临时住所抄家。当时我不在家，张仙蕊秘密将我丈夫劫持到宁夏大武口一个宾馆拘禁了四、五天，以此胁迫我。

十几天后我在单位上班时，被宁夏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河滨街派出所所长王新军和张仙蕊的司机绑架到宁夏石嘴山第一看守所。我被关押在看守所三十七天，被迫干奴工制作打火机，传染了严重的脚气。

当年八月我回家了。几天后，张仙蕊、一个自称花姐的和张仙蕊的司机又将我劫持到银川，让我指认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居住地。途中，我给张仙蕊讲法轮功的真相，张仙蕊说：不要说了，再说，我不打你，他（司机）可真打你呢，真的打呢！

我被非法关押期间由我大女儿程江红顶替我上班，并未影响工作。但到了年底，宁夏惠农区“610”的强迫单位将我辞退了。

二、我和大女儿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一一年五月三十日晚，张仙蕊一伙再次到我家（宁夏惠农区河滨工业园区滨源1区）中抄家，劫掠走了我家的电脑和全部法轮功书籍，我被迫流离失所。

第二天，河滨街派出所十来名警察将我大女儿程江红从单位（宁夏博宇特钢集团公司化验室）劫持到派出所。女儿从派出所自己打开手铐走脱后流离失所。后来她从外面主动联系了我才回家。

三、我和大女儿被绑架　我被酷刑折磨

二零一二年三月九日晚，我和大女儿程江红在北京，和北京法轮功学员耿向克坐在私家车上聊天，被北京昌平区公安分局的巡逻警察以莫须有的罪名带到了分局，并劫走了我们的手机、电子书、神韵光盘等。第二天晚上我们被关押到北京昌平看守所。

看守所不给吃喝、不让上厕所。因长时间不让上厕所，我肚子痛的不行，多次请求上厕所，他们以没有女警为由不带我上厕所。可是我女儿就是女警非法搜身的。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我多次呼喊才出来一名女警察带我上了厕所。

在看守所，我和大女儿关在紧挨着的监舍。看守所里的队长指使三、四个嫌犯将我衣服扒光，推出监号强行给穿上囚服，并监视我。我怕连累家人不愿告诉他们姓名，这里的看守队长就指使一伙吸毒犯毒打我。我没有任何生活用品，来例假、上厕所都不给手纸，非常窘迫。

期间，为了逼迫我说出姓名、所在地，看守用手铐、脚镣将我铐在墙根的铁环上不让上厕所。因憋尿时间太长，我小腹疼痛得厉害，我多次呼喊，看守不仅没有让我上厕所，反而将我单独关起来，用手铐反铐在老虎椅上，还不给喝水。在这样的残酷折磨下我承受不住，说出了我们的姓名。

四、女儿被非法判刑　我被非法劳教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王新军伙同一男一女将我大女儿程江红从北京的看守所劫持到当地，随后她被非法判刑四年，在宁夏女子监狱遭受了非人的折磨。

四月初，我被劫持到北京的另一个看守所。在这里我接到了非法劳教两年的通知。到看守所送通知的是个男警察，我不签字，问他：我犯了什么罪？为何批我劳教两年？他说：你签不签，有罪没罪都是两年。

过了大约一个礼拜，他又来叫我签字。我说：签可以，先让我看看是什么内容再签。他说：签了之后才可以看，不签不给看，你承认不承认都是两年。我说：难道没有法律了吗？他说：对你们没有法律。

五、在北京、内蒙古的劳教所遭迫害

二零一二年五月，我被送到北京市大兴区劳教所（天堂河魏永路12号）一大队。刚去就坐了半个多月小板凳，后来把我送到三大队。为了转化我，这里的警察（其中有个姓白的）轮流逼迫我坐高板凳，每天早上5点起床坐到半夜才睡觉，共坐了二十八天的高板凳。

六月底，我又被劫持到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图牧吉劳教所女队二大队。每天进行队列训练，当时在这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共三十多个，和我关在一起的有二十六个。

七月一日，我们二十六个法轮功学员齐声大喊“法轮大法好”，这个大队的所有警察都出动了，开始撕扯、毒打、电击我们。我和法轮功学员沈越千、陆林、曹剑欧、王春霞等被打得最严重。姓英的所长将我头发抓住，姓刘的队长用电棍打我的前胸和肩膀两侧，后来又将我反铐在铁床上一天。事后姓关的又用长电棍打我，逼迫我写不修炼的“保证书”。

七月以后，我被迫干奴工除草、种地、绣十字绣、做缝纫活。

六、回家后仍被骚扰迫害

二零一三年九月四日，我被非法劳教期满，我的户口所在地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南湖派出所吴所长和赵墩乡政法委姓朱的将我劫持到当地。去办手续时，我丈夫还给他们买了酒和柑橘，一再给他们说好话。后来，赵墩乡井沟村乡镇和大小队的干部还多次到我公婆家骚扰。

我回到惠农区的住处时，河滨街派出所警察刘岩来我家两次。第一次来将我的《解除劳动教养书》要走了。当地派出所警察、居委会人员多次到我家骚扰，还不时派人监视住所、跟踪，我们全家人至今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七、家人遭骚扰迫害

二零零九六月，张仙蕊到我家抄家，因我当时不在家。他们将我丈夫秘密劫持到宁夏大武口的一个宾馆里拘禁五、六天，以此胁迫我。

二零一五年六月十九日，我女儿程江红结束冤狱回家后，当地公安人员经常给我丈夫打电话恐吓，导致我丈夫时常从梦中吓醒。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一日早晨，我和丈夫、大女儿、小女儿四人开车到银川办事，在路途中被几十名警察跟踪劫持，将我们四人绑架到公安局，直至晚上十二点左右，我和丈夫、小女儿才被放回家，大女儿程江红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我丈夫还时常被他们叫到派出所、公安局审问，走哪都被监视；因我和大女儿程江红修炼法轮功，我儿子的参军资格被取消；我小女儿无辜被扣工资，取消当班长资格，遭受不公正待遇；我父母家多次被甘肃省当地公安、国保、“610”的抄家、骚扰；我弟弟多次被从甘肃省劫持到宁夏拘禁审问；我妹妹、公婆家多次被骚扰。

多年来恐惧时时伴随着我们家人，每当有人敲门我们就十分紧张，每个人精神上都承受着很大压力。女儿程江红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家中经济困难。多年来我们家的亲戚都受了牵连，很恐慌，身心受到很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