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那是一个玄妙的一天，一瞬间产生一念，至今回忆起来，用人的语言都难以描述那种殊胜的心情……

那是一九九零年春末夏初的一天，风和日丽，阳光高照。在自家庭院中的我，忽然有一信息打入脑中，在脑海中闪现出一念：有一天我会非常美好！我将来会是怎样呢？直到一九九八年因家庭发生变故给我带来剧变，使我在思想中寻找什么能使我超脱人世间的苦难……

一、得法

我于一九九九年一月始于修炼法轮大法，时年32岁。在此之前曾患多种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心绞痛，痛时打滚穿不住衣服；头痛，整天迷迷糊糊提不起精神；尿道炎，不能喝一滴凉水，手脚不能沾一点凉；还有妇科病、乙肝和十二指肠溃疡。因风湿，手指节肿大变形，阴雨天骨头特别疼。每一次女人的经期如同大病一场，都要在热炕上盖上被子烙上两天。生完孩子后一直是亏气血，说话有气无力的，躺在炕上生怕别人碰我，仿佛一个手指头能捅漏我。1.64米的身高只有90几斤，跟我开玩笑的人说我吸大烟了。

我是一九八八年结婚的，特别是生了孩子之后，我的身体就越来越差。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本应是宛如初开的花蕊，正是风华正茂、朝气旺盛、精力充沛之时。却在病魔的折磨下失去了青春的色彩，失去了年轻人应有的精神状态。不能与同龄人一同去玩乐，享有着时有的幸福；却整日萎靡于炕上，病恹恹的。为了能使自己好转起来，像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我打点滴、喝苦药、做各种仪器治疗。各医院、诊所的住址我再熟悉不过了。折腾了几年，钱花了不少，也没见效果，我也跑累了。一个农民辛辛苦苦挣点钱多么不容易，生活不能得到改善和提高，却花在治病上。想到这些，我放弃了治疗。我想，如果有一天谁能治好我的病，我就给他磕头，永远感恩不尽。

当今的社会，人都在现实利益中生存，为了个人利益无所不做。一九九八年，由于家庭的矛盾，一个从未步入社会大环境中的我，在家庭中也看到了人与人之间、兄弟之间、母子之间为了一点利益、物质、权力而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互相伤害。我在心灵和感情上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原本思想简单的我，遇到这些事只能是无可奈何的忍受、让步，最后身心已是千疮百孔。

同年十二月二十几日的一天，在精神与心灵的压力难以承受之时，我仰望苍天，我要脱离这世俗纷扰之争。当人如此之苦，我想要出家修行，脱离人世苦海。当时我什么都不懂，从未接触过任何宗教学说，只是这么一想而已。几天后有人告诉我她学了法轮功，并介绍了她病愈的详情。当她把《转法轮》一书拿给我看时，我捧在怀里，那一刻我明白这就是我要的，只有他能解除我身心痛苦、病魔折磨，超脱人世的苦海。从此我的生命有了根，深深扎在《转法轮》里。

一九九九年一月，我正式开始修炼了，正式走入法轮大法。这个大法宗旨就是三个字，那就是：真、善、忍。那以后我用善心化解了与公婆家的矛盾，打开了僵持了很久见面不语的尴尬局面，大年初一还给他们拜了年。我从此没有了离家的念头，“离婚”二字更是没了踪影，以后不论丈夫怎样对我，这两字仿佛与我没关系。

当我按照师父的要求做，用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时，折磨我那么多年的疾病不翼而飞。十六年过去了，没吃过一粒药，没打过一针，医院诊所从此与我绝缘了。我身心从此轻松无比，人也有了精神。一个身心被病魔折磨的人是用什么语言也描述不了的——那种无病一身轻与精神愉悦的感受，因为他感觉不到那种殊胜与美好。江泽民造假说法轮功不让吃药。那你说，那人没病，身体那么健康还需要吃药吗？

我的身体健康，不仅省了一大笔医药费，劳动起来又快又有力，我又能挣钱了，家中里里外外忙碌，生活过的很起劲。从此我家的面貌有了改善：二零零三年新建了五栋蔬菜大棚；二零零四年孩子上大学，家又买了新车（翻斗）价值二万五千余元；二零零五年盖了新居住房和日光温室种植蔬菜。

修炼法轮大法是一人炼功全家人受益。一天，丈夫开着新买的车去山里拉石子，不慎掉進水库沟里，人车都平安；公公拆旧房子不小心从上面掉了下来，到医院检查，不但骨肉没有损伤，连青皮的地方都没有，一个七十二岁的老人若没有师父保护可能吗？强势的婆婆也看到了大法的美好，主动提出要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的生活美满、和谐，沐浴在佛光普照中。

二、因讲真相遭绑架

没想到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黑云压顶，风云突变。江泽民之流不顾一切，倾全国之力开始镇压法轮大法。江泽民为了一己私欲达到自己的目地，不遗余力、不顾百姓的身心健康，利用手中的权力，强势打压法轮功与一群遵守真、善、忍的好人。公然向全世界撒弥天大谎，用谎言毒害着全人类。但是无论电视广播怎样用谎言欺骗，说什么1400例不吃药死亡等等，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栽赃诬陷法轮功，我自身的神奇经历都历历在目，我怎能被江泽民的小伎俩动摇修炼法轮大法的信心呢？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江泽民一伙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事件后，三月份的一天，勃利镇派出所警察在家无任何人的情况下，非法闯入我家進行非法抄家，抄走我的大法书籍、录音带和资料等，之后我到派出所给他们讲大法的真相与在我身上的奇迹变化。

我作为身心受益者，见证大法的神奇，不能让世人受江泽民谎言的欺骗。二零零八年八月四日我走出家门，和法轮功学员曲静红大姐向我身边的人讲清大法的美好，发资料告诉人们不要听江泽民的恶毒邪说。可还是有人听了邪恶的灌输，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诬告。在返回途中，一辆微型面包车拦住我们，从车上下来五、六个男的，强行把我们往车里拽、拉、推，当时大街上很多人都目睹了这一事实。我们被绑架到新华派出所，他们将我和曲静红分开。警察问我叫什么名字，我没回答，因为我没有犯法。他们在愤怒谩骂中，所长赵万奎挥拳冲向我的额头，顿时起了鸡蛋大的包。因为我学法晚，公安网上没有我的名字，后来他们在勃利镇派出所找到了我家的住址。当天下午三点左右，他们象匪徒似的抄家，我的手机、Mp3、电子书、4000元钱、电脑、刻录机、大硬盘和一些打印器材与卫星接收器材等等，全部被抄走，就连为顾客安装好的卫星天线也都挨家挨户抄走，曲静红也被非法抄家。匪徒似的行为还没完，以后警察又接二连三到我家到处翻。我们家是本份的农民，以种地为主，从未见过这阵势，都吓坏了，谁也不敢言一声，默默地任凭他们翻腾。

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他们将我罩上黑头罩不知带到哪里，这一晚有两名警察审讯逼供。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是勃利县拘留所（在郊外）。八、九点又将我带回新华派出所，然后就是一天一夜的审讯。由局长亲自审讯，警察每二人一组，每隔一小时一换，轮番逼供，要我说与我接触的（法轮功）的人。到八月六日十点钟他们看也没有什么可问的了，将我押入勃利县看守所。七日下午二点开饭时又将我提到勃利县公安局大楼。第一个问我话的是七台河市“610”（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宪法和公检法之上）头子毕树庆。他说只要你说出那些（法轮功的）人，我就能放你回家。在仁义与自由之间，我选择了舍生取义，不符合人的行为就不能做，师父要我们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好人。还有一个也是“610”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对我说：你要不说就给你“开飞机”、“卸膀子”（一种酷刑），还检查不出病来。晚上又来了好多头头脑脑的，我从未见过，更不知姓名与职称。他们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放一个不知多少瓦（度）的照明灯照我。他们每小时换一班，每班三人，一个头两名警察，轮番逼供。让我说出谁教我电脑打印，接收器材的来路，都和谁接触。大约午夜十二点多钟，包片民警赵军来了。他说：如果你不说以后就没饭吃了。就这样三十多小时的审讯逼供没得到他们要的目地，最后又把我送到看守所。大约是八月二十一或二十二日下的逮捕证，非法批捕我。我在勃利县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九个月。

在看守所的九个月，家人每次看我都要找人花很多钱才能见到。在哪里法轮功学员比刑事犯看管的要严。八个月的时间弟弟不停地奔波在法院、检察院、整个司法部门，找人托人，花了不少钱，希望他们能对我网开一面，不判刑或少判。绑架我两个月后就是秋收季节，弟弟为营救我已顾不上收地，都是邻居好友帮忙收回了家。那时我们家的人都将平时挥汗如雨般劳动积攒下的钱，此时却挥金如土般的为救我而花费出去，希望我能早一天出来；同时也都在默默地承受着这如同晴天霹雳般的精神打击。其实我现在用任何语言都难以描绘当时的内心煎熬与几乎天塌般的那种难以承受的磨难，真是叫天天不应的那种感觉。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农民的生活是平淡朴实的，怎能经得起这样的大事。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份在外地的儿子知道了我被绑架和囚禁，从哈尔滨回来，也是找的人才能让接见。我们母子隔着玻璃窗，看着孩子撕心裂肺般哭喊着，看着自己的妈妈被当“囚犯”关在这里，自己却无能无力帮助妈妈。我们只有彼此都痛心疾首的看着对方哭泣……

三、被非法诬判七年

在看守期间，勃利县检察院诉讼科曾两次对我下起诉：第一次是我和曲静红。曲静红是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被送到七台河市看守所异地关押。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日早，勃利新华派出所通知曲静红家人去七台河看守所接她，原因没说，到看守所办理取保候审手续才知道：是曲静红血压高达240以上长期不降压，到二十六日血压升到280 ，七台河看守所急忙通知勃利新华派出所接人，否则随时有生命危险。写到此我才明白，是因为怕人死在看守所，他们推卸责任。若回家死了与其无关，死了算；如果没死等着开庭下判，这就是取保候审。

曲静红回来一个多月，也就是十一月末，十二月初，勃利法院来了几个警察说十二月四日开庭，要家人把曲静红送到法院开庭，并要家人签字。家人不签并指着曲静红，对警察说：就这一堆一块，你们要判她就把她抬去，我可不送，但是人死了可不行。因为当时曲静红已不能自理，不能下床，于是来的人与法院电话联系，打了半小时的电话沟通，就走了。十二月四日没开成，以后派出所又去曲静红家几趟，看人还是那样，再也没去。曲静红在七台河市看守所里一共呆了（被囚禁）76天。

就这样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以证据不足要给我撤诉。但后来还是决定非法起诉我。第二次是二零零九年一月份左右，而这一次只有我自己。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日，在勃利县法院非法开庭，庭中只有公诉人、法官和书记员，再就是我。在无任何家人和旁听者情况下私自开庭，在不符合任何法律条例的情况下强行按江泽民指令，“610”和法院以“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我七年刑期。我听后茫然、困惑……我学法轮功没有错；公民有信仰自由权，我学真、善、忍做好人以至更好人没有错；李洪志师父要我们在任何环境下都要做好人没有错，我怎么会犯罪被判刑；因为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除抽时间学法炼功，都在忙于劳动，对江泽民的所做所为了解很少。于是我不服，要求家人给我上诉，请律师。当律师来跟我谈话的时候才知道：律师也是不敢越过江泽民下达的指令文件，不敢为我打无罪辩护。

我的上诉到了七台河中级法院，二零零九年四月份某日，七台河中级法院在勃利县看守所下了判决书，维持原判。在我要被送進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前两天，家人全来了，那情景宛如我上刑场般。看到家人那悲痛欲绝般的情形，我做好人错了吗？怎会给家人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内心酸楚、疼痛、自责、无奈与无明交织在一起。

四、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六年

二零零九年五月四日星期三凌晨四点，我在勃利县看守所正熟睡中听到有人喊：王淑梅起床收拾东西！迷蒙中醒来一看是董小伟狱警。他说快点收拾一会送你走！同寝的姐妹们也都起来帮我收拾。大约五点钟，我上了车。由看守所黄松副所长开车，董小伟、关欣（女）、小聂（不知名）四人在“610”、公安局国保大队的指令下，将我强行送往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从此过着度日如年，身体与精神承受被摧残的暴虐生活。

（一）被逼迫转化。

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先在十一监区被逼迫转化。每天在监舍坐着低矮的小凳子，只一块地砖的地方，坐着有姿势要求，稍一活动，就招来呵斥，更不许走动，由刑事犯轮番看管不许和任何人说话，不许任何人接触我。每天强行洗脑逼迫看侮辱大法和师父的碟片。一周过去了，她们看还没有攻破转化我。五月十一日晚，道长（一个监区一个，由刑事犯担任，看管被关押的人）崔香说：明天给她（指我）送小号去。我没吱声。五月十二日八点钟，她把我叫到仓库。一看早已有四、五个刑事犯人在那里等着。崔香说：到这里不转化是不行的，都必须转化。说着几个人强行拽住我的手指按在他们早已准备好的“四书”上。这就意味着我写了“四书”转化了。她们的目地达到了。然后她们那些平时对你的鬼脸、虎威的架势都没了，换成了春风拂过般的“微笑”，整个气氛突然变了。而我的内心却像被蝎子蜇了、毒蛇咬了般剧痛。那种精神伤害摧残不亚于一片一片的削肉。而这才是开始第一步，接下来是让写思想汇报、心路历程，目地是观察你的思想动态。但是文字词语内容得符合她们的意思要求。然后是监狱“610”考试。有面试、笔试。试题内容是与大法违背的，谎言与诬陷组成，是泯灭人性良知的。每顺着它们的所走一步都是违背道德和吞噬着人性。在这种精神摧残与心灵揉搓的巨难中，后来我去了劳动车间，想远离这罪恶的环境。

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我到了劳动监区十三监区，这里仍然有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切系统迫害措施，有队长、狱警、组长、包夹。逼你看污蔑大法的光盘，让写思想汇报，巩固三个月才能下车间，到了车间也由刑事犯包夹看着。没有自由，去厕所得和包夹打招呼。

从二零零九年九月十八日到二零一二年我在十三监区监舍里呆了三年。这期间监区副大队长牛翠松想要我做帮教，转化其他的法轮功学员。我知道转化是不符合法的，我怎么会做帮教呢？二零一一年，我们室内五个法轮功学员都写了严正声明递交了上去。声明在监狱逼迫和压力下所说所写的不符合法轮大法的言行作废，重新修炼！

因为我在监舍不同于在劳动车间，早晚要比其他人时间充足些，能够有时间写东西。二零一二年五月份，我给监区大队长徐阳写了真相信，和组长王阳说了。组长说我先看看，再给包组警官刘月看看，再由警官交给大队长。我说行。我想这一串人都看了，都明白真相更好。七月份我给狱长（姓白）、副狱长史耕辉写了真相信。信还没到狱长那儿，被监区队长发现了。大队长徐阳说，这也没什么呀，也没涉及到谁，只是讲真相而已。副大队长牛翠松是管法轮功学员的。她认为如果这件事被狱长知道了，觉的转化工作没做好。她就找我谈话，恐吓我。之后她和组长说把我的笔没收。这还不算，十月十七日牛翠松找我说，要我搬到楼上与车间人员住在一起，并要我出工劳动。我说我不出工，也不去车间劳动，因为我没犯罪，也不存在劳动改造和报卷减刑。她说你先搬上来再说（三楼往四楼搬）。我上楼就把我安排在道长组里。这个道长叫罗雯丽，是转化法轮功学员的急先锋。

第二天早上罗雯丽让我与其他人一起出工。我没动弹。直到9点钟了，她说的口干舌燥的，我才和她去了车间。她说有什么事等牛大队长来了和她说，别难为我，你在监舍，还得给你安排包夹看着你。第二天我又没去，她到了车间看我没去，返回来又说了一个多小时。我知道她是和牛大队长商量好的。牛大队长躲着，一连四、五天没来上班。罗雯丽两次强行逼我去车间。我说但不能给我劳动任务。没有了劳动任务压力，我的时间也宽松了。在车间呆了三个月。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和同修背法、交流。

二零一三年一月份，在十三监区，有一天我因不蹲报点名（点名是每天晚上8：30以后。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走廊，一排一排的站着。从第一排第一位开始自报数：1、2、3、4……报一个蹲下身一个，而且还得低头），被罗雯丽一顿臭骂，她还让其他刑事犯也骂我、攻击我。其他人谁也没吱声。她就训斥她们说：你们都当人是吗？明天全体降分！我没吱声，默默的发着正念，同修也发，不知不觉睡着了，也不知她骂了多久。

三个月两次大的环境的变化，到了二零一三年又一轮对法轮功学员转化迫害（也叫“重回炉”）。

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一点左右，方警官说：王淑梅收拾收拾东西，一会儿，十一监区来人接你。那一天我们是四个法轮功学员又被送到十一监区。我、刘伯滨和李桂云在一个组，她们将我们的物品全都放在走廊检查。警察将我们全身从内到外搜了一遍，不许我们出门半步。直到晚上六点左右才由刑事犯把我们的物品拿進来。当她们把我们的被褥、床垫子扔進监室来时，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床床被褥，而是棉花套子，被褥全给拆了，连床垫套也给拆了。我们所有的衣服就像旧货市场一样混杂在一起，看不清是谁的。当时那种屈辱真的能使人发疯。同修刘伯滨边收拾边哭。因不想影响其他刑事犯睡觉（她们要值夜班而且白天还要劳动。分前半夜、后半夜值班，主要就是看着法轮功学员）。所以我们只简单的整理一下，铺着棉花套就休息了。那一夜我只觉的全身高烧滚烫，好像有四十度，睡不着，又不能动，默默的发着正念，忍着非人的待遇，忍着身体的灼热，忍着心灵的压抑……渐渐的觉的空间场亮了，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第二天清晨5：30分被喊起床，感觉身体不热了。从这以后我变的冷静了，遇事沉着，也许是经历的多了吧。

第二天我们整理衣物、食品箱、洗漱用品时，发现好多东西都没了。后来听说那天把我们的物品扔了好多，而且不许任何人碰。最可气的是把我们的家信也给扔了。当时我要了几次，就说警官没看完，总是搪塞。在这无论是警官，还是刑事犯做违法的事太多了，可就是他们在法轮功学员身上做多少违法的事都不“违法”，因为都合乎中共邪党理、合乎江泽民的要求。

在十一监区每天5：30起床，整理好床铺就坐小板凳，喊洗漱才能去。因就一个洗漱间。要一个组一个组的洗。主要是法轮功学员之间不让见面。洗完了后到组里由包夹跟着，有事和包夹说。另一组再去洗。上厕所时包夹先出去打场。就是走廊、厕所都不能有人。每晚9：30分才允许上床休息。小凳子上不许有任何坐垫，仅一个姿势，腿不许伸着、弓着。两手放在膝盖上，腰要直。仅几天我的右侧臀部下到膝盖的神经就没有知觉了。不让我们自己盛饭，说是怕我们拿勺子打人。不允许任何人同情大法弟子，使一些善良的刑事犯不敢言，否则扣分。发现我们有大法的经文或某些方面不符合邪党的要求就扣刑事犯的分，以此挑斗、制造矛盾。就象用穷人斗地主、群众斗群众类似的做法。刑事犯挣点分很不容易的，因为她们要靠这点分积攒在一起减刑的。那里有句话叫：“分分小命根”。每一分对她们太重要了，有时差一分减不上刑，就得晚回家。有的人（刑事犯）知道法轮功好，知道监狱的人在搞事，也不敢说什么，有苦咽着；而有的人（刑事犯）就受着挑唆骂法轮功学员，说什么法轮功学员“自私”一类的话。

一个月以后，把我、刘伯滨和李桂云三人分开了，各在一组，進入正式它们所谓的“转化”。写到这儿，我真不想回首那段往事。那一段时间是我的精神心灵承受到极限，身体也处于极度痛苦的过程。

把我们分开的第一天晚上我因不蹲报点名，四个人把住我胳膊、拽腿、往下按，让我蹲下。四个人没按下我，嘴说着什么，我依然挺站着。后不让我上床休息，让我在小凳上坐到晚上9：30分。我没听那一套，把床铺收拾收拾就躺下了。李桂云在隔壁，听说让她坐到夜里12点。刘伯滨在李桂云的隔壁，而我们却互相见不到，彼此惦记着。监狱折磨人时，就像文化大革命的做法。那时如果没有大法的力量撑着，真的会疯掉。有时去厕所走在走廊时，想奇迹般能见到她俩，然后抱上去痛哭释放一下压抑的心情。我坐七天的小凳之后，每天早8点让去仓库，由帮教（犹大）用曲解大法的话，把你向邪悟方面诱导。如果我讲大法的美好，管洗脑的刑事犯就骂我，几个人天天对着你攻击、灌输邪恶的东西。如果你不吱声，她们说：你说话呀。再就给你看诬陷师父与大法的光盘，把社会上不良现象都栽赃到法轮功身上，千方百计的诱导你邪悟以达到转化的目地。

就在我面对监狱各种转化压力时，又受到了亲情方面的打击。

二零一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家人父亲来到监狱强行逼我减刑早日回家。谁不想回家？在10分钟接见的时间，我没吱声，隔着玻璃窗看着年迈七十的父亲，受邪党喉舌宣传的毒害，说着电视上灌输给他的诬陷师父的话，以寻死觅活，逼我写“不炼”了的话。我内心痛苦至极。我雷鸣般的喊着：别说了！老父亲走后，二十八日下午，我精神崩溃失去了理智：我写了“保证书”， 邪恶的目地达到了。晚上我做梦看见自己从高空向黑暗中飘飘坠落。第二天晚上梦见古代的武士从我们家将金银箱，不知拉走多少箱，后面押着被绳子捆着胳膊的爸爸带走了。黑夜中我拼命的向他们哭喊：我爸爸是好人……爸爸是好人……。他们谁也不理我，仿佛我不存在似的。

两个月以后，家里恶运连连：大弟弟开车出了车祸要资金赔偿给人家；小弟弟因生无名火与人打架要资金赔偿给人家，都付出相当大的资金，这在一般人家卖房卖地都偿还不起的。因为这是个农民家庭，靠着本份、实干，勤俭持家，有一点积蓄。接着爸爸在一天的午后3、4点钟觉的腿脚不适，第二天早上出现了偏瘫、脑血栓症状，然后到处住院、医治，要人照顾。当时正是春耕季节，两弟弟还得忙于种地，妹妹只能辞去工作照顾父亲起居，陪他吃药、针灸，又是一大笔资金的损失。

我家发生的一切应验了我做的梦。这就是一个听信中共邪党谎言的毒害的老父亲给自己和家人所带来的不幸……

后来在监狱“610”的监视下，监区副大队长牛翠松对我的转化又来了一次面试，我违心的回答她的提问。

（二）被奴役

二零一三年四月九日我从十一监区回到十三监区后，身体变的沉沉的，坐也坐不住，走路腿也抬不动，整天就是累，没了精神。就这样，道长罗雯丽还让我每天干出12元钱（白干，不给你钱）的任务活。干最多的任务是刑事犯13元，还得是年轻人。我干不完，道长说就由包夹干。包夹每天完成自己的任务都很难，还让包夹跟着加班，这不明显制造矛盾吗？一天在我身上搜到了经文（每天收工时都要对每人搜身）。因不能对我怎样，就扣了我身边刑事犯的2分。

道长罗雯丽仗着警察给其点权，行使在警察之下，众犯人之上的权利。安排干活一类的及监区的一些琐事都归她管，警察有的不懂就听她的。一天我找到了大队长徐阳，和她说明了我的情况，其实徐阳不知道罗雯丽对我所做的事和给我那么多钱的任务。我和徐阳说，我现在的身体实在是承受不了，那么就要由包夹来加班来完成，她们每天都那么多的活，还要出外役，每天都很累，我怎么能忍心哪？因徐阳知道我在监舍几年干活啥样，对我印象很好。后来我听说徐阳找到罗雯丽要给我七元钱的活，最低线了（法轮功学员在这里就是7元钱的活），而罗雯丽不让，勉强减了2元，让我干10元的活，那我也干不完。因为那里的活不是我们在外面的思维能想象的，撮一小包棉签才算2分钱的活，干什么活都是一分钱或2分钱，要完成任务干活量很大。就这样的，那段时间的身体，后背沉的有好多好多重物压着。头也如重物压顶，抬不起来，又累又困，没了精神。上下班包夹帮着拿包、提暖瓶。组长石梦颖怕影响组里任务完成，找到大队长让我干5元的活。就这样有时劳累过度，第二天连拿根棉签的力都没有了。组长只能给我请假回监舍休息了。因为病休没有任务，在车间就有任务，干不了大家承担或挂账。

二零一四年五月份徐阳队长调走，戴莹来十三监区当大队长，将法轮功学员体弱的、年龄大的都得下楼往楼上拿货，车间是四层楼，我们因长时间不炼功，空手走一趟都气喘，戴莹还说下去活动活动。

在多种压力下，我身体承受力急剧下降，一天在卫生间里，就感觉到身体支撑不了了，在意识清醒时，急忙拽着窗框，将无力的身体坐在窗台上。过大的精神压力，身体的迫害承受到了极限，坐在窗台上不能动了，但意识清楚。就听收拾卫生间的康姨说：淑梅呀，你咋的了？我无力应答。就听康姨喊其他人说：她是不是有心脏病啊，快给吃速效救心丸。我知道我从修炼十六年从未有过心脏病或其它疾病，没吃过一粒药。就用微弱的舌力向外顶药。几个人将我拽着窗框的手扒开，一点点的将我扶架出卫生间。就听她们说：这脸咋这色呢？都发出惊叹。我知道当时我和死人无异，脸色一定是死人脸色。那一刻其实我知道我这个人已经死了，但意识清楚。她们将我放在长条凳上躺着。我知道那时她们怎么放就怎么样，身体已没了活力，放在那与一挺死尸无区别，只有一点微弱的气息。就听（七台河的法轮功学员）王秀玲姐说：淑梅你想：我没事，要跟师父回家。

不知躺了多久，她们看我人没有醒，就找人背我去医院。就这样四个人从四楼把我背到医院。医生说我营养不良、低血糖、低血压（高压80，低压60）。点上了点滴，不知多久人醒了。石梦颖（组长）说，你咋的了，吓死我们了，你休息一周。

从那以后直到出监之前那一段也就是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是我最难度过的时间，我身体一直虚弱，尤其晚上心脏反应出的那种撕心般难受，每晚正睡时，心难受就得立即坐起。夜岗每天晚上都看着我，有时给我拿心脏药。身边的常人姐姐（是夜岗）经常和我说：淑梅呀，你好像可累了，每晚都说梦话。哎呀我咋这么累呢？在车间有时连拿一根棉签的力都没有了。后来才知道心脏累大劲了就一点力都没了。后来出现这种现象就得在床上不动的躺个四、五天才能有点力起床吃饭。有点力气了就又去车间劳动。每天就这样有气无力的挨到二零一四年八月四日出监。

我知道我为什么身体会这样了，因为大法修炼是严肃的，而我又走了好大的弯路，因为我向邪恶妥协了，转化了。即使不是真心的，是在高压逼迫也不行，因为你是修真、善、忍的生命，无论在任何高压下都得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怎么能心口不一说假话骗人哪？“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1]。那说假话骗人不也是恶人吗？是不符合大法真、善、忍特性的。另外你说你不炼了，那你还是常人，常人怎能没病呢？是因为你要修炼了，师父才给你净化身体的。“那么为什么就可以给修炼的人做呢？因为修炼的人是最珍贵的，他想修炼，所以，发出的这一念是最珍贵的。佛教中讲佛性，佛性一出，觉者们就可以帮他。”[1]“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1]其实如果不是修炼了法轮大法，我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早已不在这个世上了。我今天的这个生命就是大法给的，曾经的那个人的生命在监狱里又死了一次，那么今天的我就是大法再一次造就。以后的我也为法而活，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直到永远……

（三）用所谓的减刑继续迫害

报卷减刑对于刑事犯是特大好事，而对于法轮功学员是一个悲哀。法轮功学员和大法弟子没有犯罪，何来被判刑？又何来减刑？可是你不答应减刑就罚你。如果你答应减刑，那一系列的邪恶计划安排如同上刑具一样，一样接一样的折磨着你，摧毁你的精神意志，吞噬着你的人性，泯灭着你的良知。

首先写申请减刑报告，然后是思想汇报，内容是写邪党之词。不符合她们的要求，包夹（看管法轮功学员的刑事犯）、组长（监室中的头，由刑事犯担任）、警察就没完没了的跟你谈话。之后是监区考试、监狱考试，通过还由法院来人考试。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年法轮功学员，一个牙也没有了，诬判了她七年半的刑期，最后经过法院考试，她没按照监狱的要求说，说了真话没过关，回来后被罚坐小板凳、辱骂她，改变了一往对她的态度，整个环境氛围布满了红色恐怖。

二零一一年八月说我条件具备，要我报卷减刑。七年刑期得80分才够减一年的刑期。而这80分得一半年时间才能积攒够。因为每个月给的分都不一样，有5分、4分、3分、2分不等。法轮功学员给5分是最高的。刑事犯有给6分的。刑事犯入监后过了三个月的集训就开始挣分减刑。而对法轮功学员，那些做转化的人员说：你们是从转化那天才开始给分。而我却是从二零一零年一月份才给的分，就是入监后整七个月后才开始给分。七个月对于在监狱里的生命来说，每天都是度日如年，对于每个家人来说是急切的盼望。

法轮功学员如果不报卷减刑，那就被关禁闭，强行灌输它们那一套对法轮功的谎言、诬陷、栽赃，制造恐怖环境、给你精神压力等等。我不服就跟她们讲：让我这样做连起码的做人的标准都不配，怎能说我是大法修炼者，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呢？谁不想早日回家，这里根本就不是我们呆的地方。这一次我不报卷减刑，她们看我态度坚决，也就不再做我的工作。

二零一三年我再一次妥协转化后，我同意报卷减刑。

法轮功学员的报卷是要经过层层考试的。监区、狱里、法院。在法院考试的头一天晚上，副大队长牛翠松把我叫去说：王淑梅，如果你明天不通过，我会恨你一辈子。她说这是代表监狱的如何如何（因为她对我心里没底）。我当时觉的就不对劲，但没说什么走了。第二天到车间，我与别人要了两张纸，给牛翠松写了一封信。起头是：监狱是迫害法轮功的地方，我没有任何义务为监狱、监区做任何夸耀的事情，我只是想回家如何如何；我在信中说，如果觉的我不能通过你要恨我，那不如现在给我撤卷还来得及，我们俩无冤无仇的，我可不想让你恨我，我们法轮功是讲善的，怎会让你恨我呢？本来我也不想报卷，是你们逼的……。写完就给她放在办公桌上，我转身走了。十几分钟以后，她又把我叫去，这回她笑了，没有了昨天晚上的严肃。说我是和你开玩笑呢，你还当真了。我说我哪知道你在和我开玩笑呀，你那么严肃能不当真吗？

（四）强迫交医保费

二零一三年二月份，在十一监区监狱强迫每人交70元医保费，刑事犯不敢言，法轮功学员更不需要，但也不能例外，对法轮功学员是逼迫交费。要过年了，每人家人都来监狱探望自己的亲人。法轮功学员李桂云的女儿从广州请假坐飞机回来和七、八十岁的姥姥来监狱看望妈妈。从早上到中午了还没让接见。警察问李桂云想见就交（医保费）钱，否则家人就等着。没到过监狱接见的家人是体会不到那种急切等待的心情。况且女儿见了妈妈以后，还要飞回广州上班，还有年迈的老人。她们一老一小不知内情的盼着、等着。李桂云想着这一幕一幕，无奈交了70元钱。警察立刻领着她去了接见室。

靳军丽是刑事犯，当组长。她想尽办法欺骗、蒙、哄等软磨，把刘伯滨叫出去单讲的手段，骗取单纯的刘伯滨的信任。因刚去时我们三人在一组，就这样我们明知是助纣为虐，但还是交了这70元钱。

二零一四年大约五、六月份左右，监狱又收医保费，罗雯丽以存小账为由（国家规定给每个人每月12元费用），将我们的钱卡全部收去，在不经任何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在每人的钱卡上划去70元医保费钱。其人有时还自我炫耀的说：我就是为监狱而生的。这个十三监区也是为迫害法轮功在二零零六年才成立的。其人是这个监区的元老，似乎也是迫害法轮功而来的。

（五）出监前后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监狱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和红色恐怖运动，大搞搜监，查它们所谓认为不符合它们要求的东西，将所有的笔本任何带字的都不许留，带字的书、本，即使监狱允许订的阅刊也不许留；将犯人买的食物、油没收或倒掉，即使辣椒油拌進咸菜里、酱里都得扔掉；衣服、被子、鞋扔了一茬又一茬。有的犯人要在里呆10多年以上，有点衣物、鞋省的花钱买了，可是警察是一次又一次、再一次收、翻、扔。

二零一四年七月份，我要快回家了。我想要把过去没有对大法负责、没有对期盼我的众生负责的责任尽到。

我想有很多话要和牛翠松说，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会很遗憾的。于是我给她写了一封长长的信。信中写了几部份内容：1、道德与暴虐的关系。暴虐就造孽，要偿还有恶报等着，而道德是益人益己有善报；2、我以前在压力逼迫下和她所说的都是违心的话；3、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中共邪党是个以九大基因起家的，崇尚假、恶、斗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以战天、斗地与人斗的理论维持、制造红色恐怖为基础的；4、讲三退保命，让她退出邪恶的组织；5、法轮功的宗旨是真、善、忍；6、你实行什么方式教育孩子？有一天你儿子问妈妈：真、善、忍和假、恶、斗我照那个去做？你怎么答复？7、我说我觉的和你有很深的缘份，我把真相讲给你，希望你有好的未来。

出监这天清晨，我没戴胸牌，戴莹说你没离监就得戴上，并将我出监的物品全部扣押。就连丝袜、判决书、电话号码、书、本，连一个字都不允许外带。出了门只能上“610”的车，自家车不能坐。在精神压力与身体极虚弱的情况下，到家时已人事不省成为半死人，全家人都哭了。

五、这场迫害对家人的伤害

六年的时间，家人都承受了相当大的精神打击与经济损失。原本我们夫妇经营很好的菜园，因我遭绑架劫持到冤狱，无人劳动管理，孩子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前途事业，回家务农。丈夫在无道德的人类社会下滑，在无遵守道德的意识中偏离了做人的轨道。公婆都是七、八十岁的人了，公公还得买菜、婆婆每天一日三餐的做饭。精神上支撑着等我回来就好了。我唯一的儿子结婚我不在现场。司仪喊双方父母入场时，儿子强忍泪水，亲姐妹们无不流泪，儿媳妇生孩子，我不能尽婆婆的义务与责任照顾她和孩子。我妈妈因为我被绑架到监狱，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过早的离世了，我却未能看上一眼，尽一份孝。父亲因生气上火得了脑血栓，弟弟、妹妹也都为我费了很多心……

回到家，家人都不敢让我再学法轮功，也给了我重重的压力。可是大法能使人重德行善，大法能使人身心健康、精神愉悦，真、善、忍是每个人都必不可缺少的，我怎能放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