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五月，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政策后，成孝宝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以自己和家人亲身受迫害的经历，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下面是成孝宝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的部份事实。

一、修大法　摆脱疾病折磨

我以前身患多种疾病，如肝炎、肺结核等，过的很痛苦。一九九八年，有同事看到同一单位的另一位同事炼气功后身体状态很好，便告诉我去找她学功。同事炼的是法轮功，经她介绍，我走入了法轮功修炼。

炼功后， 通过学习法轮功著作，我知道了人遭受病痛折磨的根本原因，下决心修心重德，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

我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得到了同事与领导的好评。我在单位负责换居民水家用表，看到老弱病残的困难家庭，我还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家庭水管上的问题，比如换龙头，换水阀，从不收费，帮很多家庭解决了难题，有的甚至是十几年无人过问的难题，受到大家好评。甚至在江泽民发动迫害的初期，水电段党委书记张兆斌、段长蔡连喜都说：你的工作我们没话说，由于你炼法轮功，上面罚我们水电段每年二十万。同时张兆斌说，你只要不炼法轮功，你治病花多少钱，我们单位给你出。

一九八六年，我患急性黄疸型肝炎，身体一直疲惫，吃东西不香，吃油炸东西、鸡蛋都会肝疼。一九九七年又患肺结核到武汉住院三个月，检查身体发现有乙肝、胆囊炎、腰椎骨质增生。懂医学的人都知道，治肺必须保肝，保肝影响治肺，二者都是人身最重要的器官。医生说：吃药将来还要吃成药物性肝炎。二者在治疗上相互矛盾，对病人来说 犹如癌症一般，比癌症还痛苦，至今医学上没能解决二者治疗上所带来的巨大副作用。吃药多了，邻居嫂子说：你怎么象土里挖出来的人一样。我疾病缠身，天天捧着药罐子，给家庭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病痛折磨得我夜不能寐，四肢无力，上班无精打采，非常痛苦。

一九九八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十天所有的病不翼而飞，干活走路一身轻，活脱脱换了一个人。单位同事、领导、亲朋邻里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

在修炼提高心性后，人也变得宽容能忍，做事能为对方着想，在工作中不计较得失，受到周围人的好评。与家人的关系也变得和睦融洽。

二、迫害之初　骚扰、跟踪等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左右，水电段党委书记张兆斌在单位宣读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诬陷之辞，一场文革式的诬蔑批斗直逼而来。从此，车间书记王东方每天上班就逼我“学习”诬蔑、构陷法轮功的报刊资料；逼我写诋毁大法的所谓认识，星期天也不放过。

我原来在业务组换家用水表，交往广。他们怕我接触人多，明真相的人多，就把我调到水道班，封闭起来。派出所警察也不时到我家和单位骚扰。期间，襄樊铁路公安处政保科王湘和、谭丽，来水电段抢走我的大法书、法轮徽章、炼功音乐磁带、带法轮图案的炼功服、炼功坐垫。为邀功请赏，公安处还拍了录像，送到郑州铁路中原新闻播放。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以后，水电段党委书记张兆斌积极参与对我的迫害，不分白天黑夜，派人监视跟踪，逼迫我的家人时时汇报我的行踪。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份，单位发放的综合治理奖二百元、领工区年终奖、业务组工资与效益挂钩奖七百多元等全被扣罚，我个人的水电段年终奖也拿不全。据知情人初步统计，从一九九九年到二零零零年初，我被非法扣款二千多元。原本一个困难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

三、反复关押　冤狱　酷刑

1.被关押在襄樊铁路看守所　遭各种酷刑

二零零零年六月，我为法轮功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进京上访，却遭抓捕。六月至八月，被关押在襄樊铁路看守所。

七月中旬，为使我“转化”，襄樊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田广富亲自指挥，对我进行暴力侵害，恶行是：叫一姓罗的警察关掉监控器（怕恶行暴露），田在监室外通过猫眼，唆使在押犯人对我施以 “打夯”、“火腿肠”等酷刑，直到田满意为止。

酷刑后，我大小腿肿胀发亮，浑身青紫，举步艰难。后来，襄樊铁路公安处政保科警察王湘和、铁路水电段党委书记张兆斌又多次唆使在押人员李广志对我进行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此次关押期间，强加在我身上的酷刑有十多种，如：猪蹄子、红烧排头撞墙骨、上滑条、面壁、架飞机、打夯、火腿肠、消音、弹蹦子、背宝剑、反铐等等。

七月底，张兆斌密谋把我送往洗脑班迫害，看着我满身的伤痕，张竟无一丝怜悯之情，而是告诉在押人员不能再打了，否则他们的罪行就暴露了。

酷刑演示：揪头发撞墙

2.被关襄樊市洗脑班迫害

二零零零年八月，我从铁路看守所直接被绑架到襄樊市襄城区麒麟店公安驾校内的襄樊市第一期洗脑班（他们自称为“法制教育学习班”）继续迫害。洗脑班负责人是时任襄樊市公安局政保科科长聂晓武。此地已关押了襄樊各地七十至八十名法轮功学员。当天晚上，因拒绝转化，我就遭到中原路派出所王姓警察的拳打脚踢，当时我工作单位一负责看护我的职工看后感到心寒。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我上午上班期间，就被车间书记罗建修看住，不准回家，也不通知我的家人。下午，罗建修伙同段长蔡连喜强行推我上车，要将我送往位于襄樊军分区教导队的襄樊市第二期洗脑班迫害。我手抓住车门拒绝配合，虽然蔡一再催逼在场职工帮忙，可无一人上前，蔡猛推车门把我手挤破。这次我被洗脑班折磨一个月，但他们没能改变我的信仰。

3.转押铁路看守所　被打掉门牙

于是，因为洗脑班警察要过年，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二日，我又被铁路公安处从洗脑班直接关进铁路看守所。警察唆使在押人员李家兵（陕西白河县人）将我的下门牙打掉。我向铁路公安处副处长田广富反映，田却幸灾乐祸地说：他在给你“消业”。

二零零一年三月份，因为我接受了别人给的法轮功真相资料，遭到湖北襄樊（后改名为襄阳，下同）铁路公安处绑架，公安处警察高原把我带到办公室，反铐在椅子上毒打。猛打前胸，使我胸痛呼吸困难。后被关进铁路看守所，直至当年五月，我被折磨的骨瘦如柴，才把我放回家。当时参与迫害我构陷我入狱的还有市六一零一姓龚的。

4.在襄樊市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　野蛮灌食

二零零一年六月至二零零二年八月间，因为告诉世人真相，我被押在襄樊市第一看守所，为抵制迫害，我绝食抗议。一姓周的狱医买来开口器，四、五个犯人压住我，野蛮灌食。一个多月后，我全身浮肿，长满疥疮。期间樊城区检察院有一个搞起诉的三十多岁的男性工作人员，不知姓名，来找我调查他们对我罗织的所谓罪证，我不配合，他对我进行了毒打。地点就在市第一看守所的一间提审室内。

当时室内只有我与他两人在场。我高喊“打人了”，这时听到门外一警察说：“打死你”。事后我向看守所周姓副所长反映过，他说将向检察院反映此事，但后来不了了之。此次关押持续到二零零二年八月我被樊城区法院非法判刑四年送往沙洋范家台监狱为止。

5.非法判刑四年　在沙洋范家台监狱遭迫害

二零零二年八月，襄樊市樊城区法院以我二零零一年六月向世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对我非法判刑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水电段、市610、派出所相互勾结，在不通知我家人的情况下，将我劫持到沙洋范家台监狱四监区，在这里我遭到严重迫害，具体如下：

到范家台监狱的当天晚上，我就遭到以监区长肖天波为首的几个狱警盘查，并指使刑事犯马家元（孝感应城人）、李玉兴（武汉人）两人监视挟持。第二天，马家元将我叫到四监区一楼三监室，威逼我看诬蔑大法的书，我不从，即遭毒打。当时，一姓段的队长路过看见，他才住手。段假惺惺地说：马家元有气管炎，我们批评他，不让他打人。段走后，马凶相毕露，说：“你别看他这样说，我们对你们法轮功做的一切，他们都是认可的，我们是经过培训的”。第三天开始，让我夜里十二点睡早五点起床。第四天半夜二点睡早五点起床。而马家元、李玉兴二人轮换休息。

几天以后，肖天波看无法动摇我的信念，就密谋送我去监狱医院迫害，说我有肺结核。我被送进医院后，医生又是打针又是吊瓶，过了几天还拍录像，这录像后来还专门拿给我家人看。录像时，一个相当有经验的老狱医打针不进，院长就亲自为我注射。录像完毕，马上就换了场景。负责包夹我的狱警黄队长说：“你看监狱对你多关心，你要尽快转化”，话中透着恐吓。我说：“我们修炼真、善、忍没错！”黄队长立即把负责包夹我的犯人马家元叫出去密谋。马回来后态度骤变，威逼说：“限你几天必须转化”。此后，犯人马家元、李玉兴经常对我进行毒打，不准睡觉。他们俩轮番强迫我面墙而立，不准动，一动就打。用拳头打胸部，甚至抓住我的头恶狠狠地往墙上撞，医生见到也不管。监区教导员熊祖勇也经常到医院与马家元密谋。在医院住了二十几天后出院。

马家元，这样一个打手，年终却被评为监狱积极改造分子，减刑一年。他们的恶行得到了监区长肖天波的肯定，并说：“他们代表政府执法”。针对马家元的减刑，我问监区教导员熊祖勇：打人行凶者还能评积极改造分子？熊无言以对。在监狱，警察重赏这些凶手以达到他们的目的。再举一例：四监区有一犯人徐剑，经常迫害法轮功学员陈松，陈松被折磨的骨瘦如柴，年终徐剑减刑两年。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我遭犯人范耀平毒打。当时同室法轮功学员朱大华见状大喊，监区长肖天波不但不制止，反而叫来犯人操文斌、田向阳、朱圣文、范耀平及犯人卫生员周自干等人，将我拖往范家台监狱五、八队砖坯场。该砖坯场很大，绕一圈有一千多米。肖天波在路边乘凉，朱圣文等人一边拖一边打我，一圈下来我已站立不稳。肖天波得意洋洋地说：“怎么样？”。至中午，他们把我拖到砖窑里冲洗，怕别人看见我遍体伤痕。中午不让我吃饭，下午三点多，气温四十多度，又把我拖去毒打。他们使用了更恶毒的手段，由警察张胖子队长带队，将我拖到窑砖里烤。气温四十多度的八月天又加上火烤，我精疲力竭，几乎昏死过去。烤一阵后我又被拖着沿砖场转圈，边拖边打。然后再送进去烤，如此反复，直到几个行凶者累倒在地。记不清多少次了，最后一次他们把我拖进砖窑，放在窑内拉砖坯的路上，我奄奄一息，路过的重载板车把我的踝关节碾得血肉模糊。拉砖车的刑事犯看后心惊肉跳，几个做案的打手也感到害怕，警察张胖子却无动于衷。事后张胖子、肖天波怕恶行暴露，将我隔离起来，不让放风。

二零零四年九月，因我绝食抗议他们对我的暴行，他们将我送往沙洋农管局医院。在医院，我将自己的狱中遭遇告知范家台监狱政委刘沫扬，刘却佯装不知地说：“不可能吧”。范家台监狱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四监区，晚上睡觉不关灯（其它监区可以），监室有监控，声控，连厕所都有。这就是对外宣称人性化管理的范家台监狱。法轮功学员在这里身处牢中之牢，遭受巨难。

二零零五年新年后，我对身受的各种折磨绝食抗议。同时，要求收回自己在理智不清时被欺骗后写下的所谓“五书”（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认罪书等）。我被送往范家台监狱医院迫害。四监区长肖天波指使恶人将我铐在医院铁床上成“大”字型五天五夜。肖还说：“打你是为了教育你”。

6.冤狱回家　要求恢复工作　遭威胁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刑满获释回家后，在供电段要求恢复工作遭到非法对待：

二零零五年六月，我刑满获释回家，家中生活困难。在我被关押的这几年中，原水电段解体，我的工作关系被留在供电段。我找到供电段段长张军，要求恢复工作。张军不但不答应，还叫来保卫科长刘有元。刘有元气势汹汹地恐吓我：“单位对法轮功的政策性很强，不能安排工作”。保卫科职责与人事安排毫不相干，却插手人事。我对他们说：“对我的一切迫害都是非法的。”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二日上午，我再次找到张军。陈述：“我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谁都知道，没有错！不应该这样对待我。我又是五十岁的人了，到外面找事不容易。家里这几年搞光了，我要供养孩子上学，请求恢复工作。”这一切没能打动张军，张再次叫来刘有元。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七日，我再次找到供电段，讲明真相，并要求恢复工作。刘有元叫来公安处谭丽，阻止我正常反映情况。刘动手将我强行拖出张军办公室，张军看着这一幕无动于衷。我转身找到书记陈进办公室，讲述受迫害真相，遭到吴平阻止，并说：“你干扰书记办公”。书记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管老百姓的这些事情吗？反映情况怎么成了干扰办公？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八日，我又一次找到张军，张军叫来段办主任夏学贵，夏粗暴地把我推出，并叫嚣说：“公安说你有错就有错，公安说你犯法就犯法”。

二零零六年九月二十六日，我再次找到张军，向他反映：由于几年的经济迫害，我家无分文。长期恐惧，妻子身心受到很大打击，根本无力外出打工，家庭生活极度困难。张毫无同情之心，打电话叫来公安处国保大队高平、王××两人。高不由分说，抓住我往外拖，威胁说：“我请示了法制科，再不行给你搞两年劳教”。

二零零六年十月二十四日；二零零七年三月十六日；二零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五日；二零零七年六月十九日；二零零七年九月三日；二零零七年……，我一次又一次找到段长张军，党办高主任，人事科王××，段办主任夏学贵，讲述一家人的苦难，并告诉他们大法真相。一次次被拒绝，一次次遭到保卫科吴平、徐老二、刘有元等恶人威胁、谩骂、甚至强行拖走。这些人扬言，供电段已判刑四十几人。

7.再次被非法劳教两年　身体不合格被拒收

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在襄樊市六一零的统一指挥下，全市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抄家抓捕。下午五点，中原路派出所警察李文华伙同江××，还有一不报姓名的女警，突然闯入我家，未出示任何证件，翻箱倒柜，抢走大法书及一些真相资料。李文华、江××在众目睽睽之下，拧起我胳膊将我绑架。在派出所，警察李富怀在电脑旁用皮鞋底，使劲抽打我脸部二十几下。几天后，我再次被判两年劳教，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被释放回家。

8.在沙洋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年

二零零八年九月二十二日，襄樊一群大法弟子为维护宪法赋予的信仰自由权利，集体公开炼功，被襄樊市屏襄门派出所绑架，绑架过程中使用了催泪瓦斯。我在襄樊市行政拘留所被关押六天，后被判劳教一年，送到位于湖北沙洋七里湖的沙洋劳教所九大队迫害。遭到关小号，蹲军姿，毒打等迫害。我的脚被打跛。具体如下：

二零零八年“十一”刚过，劳教所警察刘国栋又让我写“转化”材料，我不写，包夹人员向伟（宜昌）、黄德刚（潜江）就在警察的唆使下，不准我睡觉，踢我的腿，让我蹲军姿，蹲不稳就打。黄德刚还到食堂里拿来面团，塞住我的嘴毒打，致使我的腿跛了几个月。

二零零九年三月—六月间，我在监室给别人讲善恶有报，被人举报，被狱警孙波把我弄去关小号，由罗树斌（潜江）包夹，天天逼我看诬蔑大法和我师父的书，不看就遭折磨和打骂。五月至六月间，我有一天晚上上厕所，劳教人员向伟要我先喊“报告”，其他劳教人员不用报告，专让法轮功学员报告。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报告，就遭向伟毒打。向伟用脚猛踢我的前胸，过程中我高喊“法轮大法好”。事后，副大队长魏鹏把我关小号，由罗树斌、外号叫刀疤脸的人及另外两人共四个人包夹。我绝食抗议迫害，他们就把我按在地上，跪在我身上折磨我。后来我告诉大队长鲁军，他也不管。我被他们折磨的站立不稳，每天还要被拖出去点名，报数，我不报就遭毒打。天天逼写检查，不写就毒打。他们说他们劳教时间短，不怕什么，搞出什么事也不怕。

二零零九年七月，警察刘国栋拿来诬蔑法轮功的表格让我们签字，我和八、九个同修不签，遭到严管对待，具体实施迫害的是警察何兵荣和管教科的余邦清。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就开始蹲军姿，七点吃饭，吃完饭后干活。中午吃饭后，继续蹲军姿（不准换腿）不准动，一动就毒打。下午二点干活，回来五点多钟，吃完饭后又强迫蹲军姿，一直蹲到别人睡觉。到后来别人睡觉后还要继续蹲到晚上十二点。就这样他们最终也没达到目的。我这次劳教到期后被多关五天才释放。

9.被非法拘留十五天

二零一零年四月十一日晚上，我和同修到本市制漆厂讲真相，被人举报，遭清河口派出所110巡警绑架。该所片警徐涛接手后，将我铐在监室椅子上一夜，第二天同修的家人去找徐涛，徐涛说，杀人都可以放一马，法轮功不能放。分别把同修拘留十天，我拘留十五天。该派出所警察后来到我妻子所在单位骚扰，谎称是米公派出所的，到我家非法搜查，一无所获后离去。

10.又被非法劳教一年　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

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一号，我在襄樊市襄州区峪山镇讲真相，晚上九点左右被峪山镇派出所绑架。参与人员有峪山镇派出所张福超、肖峰，襄州区国保大队长邓永山，襄樊市国保大队徐队长等。他们还对我进行抄家，没收我的MP5一个，电脑一台，新工作包一个，及所有大法书籍资料。抄家期间家中无人，他们是用从我身上抢去的钥匙非法入室。我被判劳教一年，后因体检不合格劳教所拒收。放回家后看到，他们把床单上中踏的都是泥土鞋印。

11.非法拘留五天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准备回四川老家为母亲祝寿，在襄阳火车站安检扫描身份证时，因查出是法轮功学员（身份证上中共当局做有手脚），当即被襄阳铁路公安处火车站派出所警察盘问检查，查到了我随身带的神韵晚会光盘，EVD一台，mp5播放器一个，外形类似收音机的播放器一个，U盘一个，电话本一个，就连交水电费的十几张收据都被搜走了。警察以我带有“神韵艺术团二零一二年新年晚会节目光盘”为由将我绑架。

火车站派出所参与绑架的有：张长江、曾凡玉和一名三十岁左右、个头有1.8米的警察（听说是头）。此个头有1.8米的警察让我配合坐在车站派出所内的审讯椅上，我不配合，他就往我右肩猛击一拳。

随即他们与铁路公安处国保支队联系，国保支队长高原与另一刘姓警察来后，高原叫火车站派出所警察晚上到我家抄家。当天晚上八点左右，警察带我回家抄家，上楼时我不配合，高原打了我几耳光，与警察鲁海一起硬把我拖上楼。当天，警察将我送往铁路公安处行政拘留所非法拘留五天，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将我放回。

四、家人遭株连迫害

我的儿子成磊在铁路小学上学，一天，班主任刘老师把成磊叫上讲台。让我孩子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他爸爸是炼法轮功的。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很大的伤害，从此以后不想学习，我的孩子成磊学习成绩从班上的前几名跌了下来，成绩也变得很差。

成磊上学回家要经过两条交通繁忙的马路，以前是我每天接送孩子，我被迫害期间有四年，每天都是我的孩子自己回家，没人接送。特别是寒风呼啸的冬天和烈日炎炎的夏天，孩子一个人回家没饭吃，在外面等他妈妈回家，只能在外等着，左邻右舍的看见都很难过。

我的儿子今年已二十四岁，由于江泽民的迫害，他不能依法服兵役，不能依法就业，单位上对职工孩子享有的优惠政策法轮功弟子的孩子没有。

自从一九九九年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后，警察经常来我家骚扰，家人吓得直哭，我妻子和幼小的儿子受到严重的伤害和惊吓，几年都不敢在家，流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