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北京在早晨晨练时，到处是大法弟子集体炼功。每当星期天时，我就近的中关村大操场上参加集体炼功的人特别多，这些对于一个刚刚得法的我，确实是一种震撼。即使是这样，我仍能感受到当时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已是虎视眈眈。

四月二十四日的晚上，集体学法时（那时每天晚上七点集体学习《转法轮》一讲），我们的辅导员在学法小组上说：“天津昨天抓了很多法轮功学员，明天我要到中南海去上访去，你们还有谁去？”当时的同修都没说话，我说，我和你去。

第二天早上四点多，我们俩骑着自行车从海淀出发，来到中南海的墙外时还没到六点。因为还没到上班的时间，路上的行人比较少，路口有两个执勤的警察很悠闲的准备着换岗。我们到的时候，几乎没有法轮功学员，那天的天气有点阴天，但北京的气候已是很暖和了。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

到那后我们四周走走，在中南海的西门停了下来，因为早起没吃饭，我在胡同里的小摊上买了一份凉皮充饥，到了七、八点钟不断的有人来到中南海的大墙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也是法轮功学员，都是来上访的。人越来越多，警察开始出现了，我看到我所在的西门外马路两边都站有大法弟子。警察把靠近中南海墙边的学员领到了马路这边来。因为人多，人行道上站满了人，有人主动出来建议，能不能把盲道让出来，我们大家把盲道让开，多余的人都向远处延伸。可是人越来越多，后来盲道上也站满了人，但是不管有多少人，马路上一直是交通正常，只是后来多了一排站在路上拦着学员的警察。

因为站立的比较久，一些年纪大的学员就在里面席地而坐，年纪轻的就站在外面。到了近傍晚时，北海那边马路的人行道上都站满了学员。警察的对讲机中不断的传来怎么处置我们这些学员的一些对话，不断的渲染着紧张气氛。

因为我年轻，所以一直站在前面。使我感到震撼的是：在学员当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即将生小孩的孕妇，还有抱着婴儿的年轻女子。身边有人拿着塑料袋，不断的问：有垃圾吗？我们把垃圾放到塑料袋里，地面上一直都很干净。周围居民的公共厕所内，刚开始因为人多，有些脏，很快有学员用厕所里的扫帚把厕所打扫的干干净净。其实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对大法了解不是很深的新学员，参加四二五是对我的一个精神的洗礼，让我更加了解到法轮大法的至善至美，让我以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而感到自豪。

因为大法学员的祥和，警察也开始放松了当初的高度警惕，变的越来越轻松。到了下午，我们都收到了政府发来的一张通知，大意是说政府从来没有反对过气功，让我们回家。因为天津的人还没有放，所以谁都不走，警察们以为到了晚上，学员们会逐渐回家。没想到到了晚上，下班回家的学员也参加了進来，人却越来越多。到了晚上大概九点钟左右，我的辅导员回来了，说天津放人了，朱总理已经见到学员了，我们回家吧！她又告诉她认识的人，就这样，一个传一个，上万的人就象一下就都消失了一样。

我和辅导员骑着自行车回到了家中。

以我的亲身经历，在整个四二五过程中，既没有围也没有攻，因为不只是中南海四周，后来北海那边的马路上也站满了学员，而且这些一直是和平的，体现了大法弟子的风范。一九九九年的四二五已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