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受的是现代教育。过去对人生的很多问题都是稀里糊涂，整天只知道上下班，料理家务、看好孩子，平平安安过日子。可是在一九九八年，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因为朋友给了我一本天书《转法轮》。在法中，我明白了人来到世上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明白了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是“真善忍”，认识到生命同化“真善忍”的至关重要性。我也知道了人生的许多道理，感到自己今生还能遇到法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心里那份激动和高兴难以言表。

我加入了修炼的队伍，每天早晨三点五十就起床，和丈夫到岱宗坊炼功点去炼功。修炼前我的右手大拇指经常麻木，做饭时切一样菜要休息好几次，因为手麻木起来拿不住刀。学法炼功后，不知不觉中手就不麻了，这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信心。

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江泽民流氓犯罪集团开始疯狂打压法轮功，中原大地恶浪滚滚，黑云压城。由于我和丈夫得法较晚，学法不深，七·二零之后，在邪恶的高压下，有一段时间没有再学法炼功。二零零零年底，我丈夫身体出现了不好的状况，老是咳嗽，到医院一查，是晚期肺癌。二零零三年元月，做了切除手术。到四月份，放疗十二天后，人就不行了，喉咙水肿，躺下就出不来气，医生说太晚了。在这时，我和丈夫想起了救人的法轮功，就又开始学法炼功，他身体又渐渐好起来，直到二零零九年的上半年，没花国家一分钱的医药费。

我们是大法修炼的受益者，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大法是好的、是正的。于是二零零三年端午节前，我和丈夫去发真相资料，结果被公安人员绑架，送到火车站治安大队。问姓名、单位，俺俩都不说，那公安人员对俺两口子左右开弓扇耳光，还抓着我的头发往墙上撞。一看我们还是不说，他们也打累了，就把我铐在三楼椅子上，把我丈夫铐在二楼椅子上。第二天，他们领导来了一看，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因为我丈夫是泰安御座宾馆里的保卫科长，经常与公安打交道。他们通知青年路派出所，把俺俩带了去。下午他们把俺俩送进市看守所关押，丈夫因动过肺癌手术，看守所不收，被送回家。我被非法关押了七、八天，我在里面绝食，抗议非法迫害。看守所通知了青年路派出所，他们让我儿子、女儿写了保证书，把我 “取保候审”放出来。

回来后，公安人员老找我们的麻烦，丈夫又胆小怕事，我们被逼迫到岱庙派出所，在电脑上留下了指纹。想想这一辈子生在文明古国，为修炼“真善忍”做好人，还经历了这种事，真是莫大的耻辱。丈夫承受不了中共邪党长期的打压迫害，在二零一零年含冤离世。

十六年来，我们背负着强加的种种罪名，长期处于被监控、被歧视、被残酷迫害的境地。我们一家人整天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孩子出门打工都不安心，生怕大人在家出事，他们心灵上遭受着无尽的煎熬，怎不让我们当父母的心痛。江氏犯罪集团持续至今的这场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也严重影响了我的亲朋好友得法修炼，严重的败坏了社会风气，使很多好人在被蒙骗中、在红色恐怖中错失了修炼的机缘，甚至错失了得救的机会。

江泽民是这场犯罪的真正指挥者、组织者，是真正的犯罪主体，是首犯、主犯、教唆犯、犯罪方法传授犯，江泽民应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刑事责任、经济与精神赔偿责任及其他相关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