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炼法轮功，人们按真善忍做人，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间，在华夏大地曾经得到广大人民的普及，江泽民出于个人嫉妒之心以其最高领导人地位，凌驾于宪法之上，一九九九年七月悍然在中华大地发起了迫害法轮功运动。他在高层领导的信件和讲话形成了中共中央的内部文件，成为迫害法轮功的命令和纲领。

江泽民亲自建立了迫害指挥系统，通过中共内部各级建立“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和“610”办公室，直接操控各级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驱动喉舌媒体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下达了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密令，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

二零一五年，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发布了“有案必立”的公告后，冯燕于当年六月二十五日，向两高投递《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在《刑事控告状》中，冯燕说：“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法轮功学员。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没有做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却因信仰法轮功、讲真相被五次非法关押和刑罚。”在二零零零年，在精神病院遭迫害，医院“用高压电棍对着太阳穴电击，电棍啪啪的冒着蓝火，我被电击的头晕目眩。”

酷刑演示：电棍电击

二零零六年，在合肥女子劳教所，“‘帮教团’的三个人对我暴打，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头上、脸上，用四条腿的小凳子砸我的腿，又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两个人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力跺，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头肿的象气球，眼象熊猫眼，嘴唇肿的合不上，头上的疙瘩一个挨一个……”

拳打脚踢

下面是冯燕女士在《刑事控告状》叙述的她遭受迫害的部份事实：

我是一九九六年底学炼法轮功的，炼功后原来的关节炎、肩周炎、坐骨神经痛、腰痛病等都好了。法轮功还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我事事处处用这三个字对照自己的言行，使家庭和睦，道德回升，我对法轮功给我及家人带来的美好，感激之心无法用语言表达。

可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氏集团对我们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后，公安、警察一次次抄家、绑架，我的母亲、婆婆、丈夫及几岁的孩子惊恐万分、终日惶惶不得安宁，特别是我几岁的孩子精神受到的伤害更大，丈夫因承受不住，导致家庭破裂。

进京上访遭绑架、勒索

一九九九年皇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与姐姐去北京上访时，才到天安门广场就被便衣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当晚就用车把我们拉到安徽驻京办事处，三天后，被颍上县公安局政保科的张培强、颍上县水利局常其景与县里一位干部用手铐把我与姐姐铐在一起，带到颍上看守所非法关押。

我们尊重政府，相信政府才行使一下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在看守所关了一个多月后，又转拘留所，临离开看守所时，我要我的三百多元钱，看守所常所长说：“钱作废了！”就是不给。在拘留所，一直关到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才回到家中。离开拘留所时，又勒索了近千元钱，否则就不放人。

在精神病院被电击和吃损害神经的药

二零零零年七月十日，颍上龙门派出所片警陈满春又把我抓到拘留所关押，说是怕我再上访。我绝食抵制迫害，二十四天后，颍上公安局政保科科长杨忠成、张培强等人把我送到阜阳精神病院迫害，在精神病院遭到野蛮灌食、按倒在床上，用高压电棍对着太阳穴电击，电棍啪啪的冒着蓝火，我被电击的头晕目眩；还被绑在床上打点滴、逼迫吃精神病药，特别是精神病药对我身体伤害很严重；大脑迟钝、全身发软、背部发酸、心发急、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心跳过速、呼吸急促、感觉要死了。就这样，日日夜夜摧残我三十六天后，才放我回家。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在派出所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一年五月份，颍上龙门派出所片警陈满春深夜带一帮人到我家，敲门砸门，又喊又叫，借查户口为名叫我开门，我深知他们的诡计，不开！他们就一起推门撞门，结果门锁抵不住，被撞坏，一帮人破门而入，把我绑架到龙门派出所，对了笔迹，按了手印，才放我回家。

在合肥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二年

二零零一年的九月份，我被绑架到拘留所，我因坚持信仰真、善、忍不放弃修炼，被非法劳教二年。二零零二年五月份，我被送进合肥女子劳教所，遭到劳教所惨无人道的迫害。

二大队的邓大队长，还有叫林云的队长，安排我与两个包夹单独住小号，强行对我实施洗脑，她们当我面骂法轮功、骂师父、撕法轮功师父的像，体罚我站着，每天要站十几小时，不让睡觉、不让大小便、不让与别人说话、不让洗漱、洗澡、不让去食堂吃饭，最热的伏天，两个星期才允许我洗了两次澡，导致全身发馊、发臭，走到哪就臭到哪，她们实在被熏得受不了，才允许我洗一次澡，还有一次，五天五夜不给我睡觉，历经了三个月的日日夜夜迫害后，于二零零二年九月份被转到三大队。

中共酷刑示意图：铐在床架上

一到三大队，指导员马丰平和队长陈杰，因我不配合劳动亲自将我两臂铐在监室铁架双人床上成“十”字形站立，从凌晨四点一直站到深夜零点，两腿站的红肿、疼痛难忍，两臂被架的又痛又酸、头晕目眩，五天后，又被按在地上强行灌食，又强行给我穿上了“约束衣”。就这样断断续续被迫害了一年。

中共酷刑演示图：约束衣

二零零三年九月，因我不配合穿囚服，队长陈杰又指使普教人员把我绑在小号双层铁架床上，成“十”字形站立，直到休克才放下来。后来，又把我双手反铐在床头上，双脚绑在床的另一头上，中间用绳子把小肚部位固定在床上，不能吃饭就强行灌食，不能侧身，更无法翻身，无法大小便，脊背溃烂，屋里腥臭无比，摧残了十五个日日夜夜。然后就让我躺光板床近一个月，整夜整夜我都睡不了觉，因为睡着会被冻醒的，直到二零零三年十一月中旬才回号房。

中共酷刑示意图：长期捆绑在床上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大队马丰平直接把我交给二大队邓大，邓大和劳教所的潘姓所长借口叫我背《所规队纪》，把我双手背铐拖到禁闭室，叫来四个犯人连同合肥市“帮教团”的三个人对我暴打，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我的身上、头上、脸上，用四条腿的小凳子砸我的腿，又把我按在地上坐着，两个人站在我的两条腿上用力跺，我被打的鼻青脸肿，头肿的象气球，眼象熊猫眼，嘴唇肿的合不上，头上的疙瘩一个挨一个，两腿肿的套不上裤子，两脚肿的穿不上鞋，遍体鳞伤，全身无处不痛。至今我左腿还有一个大硬块，并被延期关押十个月。

经过这三十四个月人间地狱般生活，我九死一生，于二零零四年八月份，才离开这人间地狱——合肥女子劳教所。可家已破碎，无家可归，只好回到母亲身边，至今劳教释放证书还被扣在颍上县公安局杨忠成手里。

在宿州市女子监狱遭暴打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份，一个深夜，我和儿子正熟睡，我被敲门声惊醒，我没开门，凌晨五点钟左右，我去厕所，路过正对我家院门的面包车，我近看里面睡两个人，我直接从厕所旁边翻墙头跑了，从此流离失所。当时，十二岁的孩子还睡着，我无法想象孩子将面临的处境。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九日，我与同修去博林学校看儿子和讲真相时，遭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太和看守所，分管迫害我的警察闫民，为阻止我炼功，三次给我戴拐棍镣（脚镣、手铐中间用一尺长的铁棍连着），戴上它：站不直、伸不直、无法换衣、无法洗澡、无法大小便。

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一日，我被送进宿州市女子监狱，在那里三人“互监组”二十四小时形影不离，言谈举止必须服从“互监组”。哪怕使个眼神，都会招来一顿打骂。每天还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劳动十六至十八个小时，身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在那样的环境中，还强行给我洗脑，警察徐队长和靖教利用邪悟的人轮番上阵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真是度日如年。历经六十个月的牢狱生活，终于在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才回到母亲身边。

“610”要挟　在生活上迫害

二零一一年，我申请到一套廉租房，这时县610主任周阳春和团结社区顾杰等到我家来，要我写“保证不炼法轮功”了，才给我廉租房钥匙，否则就不给我钥匙，我说我修真善忍，不说假话。我按真善忍做好人，炼功身体好没有错。610越权拿走钥匙，扣着不给。

二零一二年母亲住处要拆迁，母亲因老年人租不到房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又要分给我的廉租房，二零一四年，我和母亲才住上廉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