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吕子微在《刑事控告状》讲述的控告事实和理由。

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曾被前夫在头部砍过七刀，留下严重后遗症，此外还有头痛、心脏无名的疼痛的毛病，浑身无力、干不了重活。失败的婚姻与病弱的身体搞得我整天昏昏沉沉，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整天昏昏沉沉，和死没什么两样。

九八年春天，有幸走入法轮大法修炼，通过学法、炼功，身体的伤痛逐渐逐渐的减轻，最后痊愈。学法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知道为何活着，应该怎样活着，放下了对前夫的怨恨，我整个人变得开朗了，每天乐呵呵的，对生活重拾希望和信心。

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全面发动了对法轮功与大法弟子的迫害后，我坚持自己的信仰，遭到当地公安多次骚扰、抄家、绑架、勒索、非法拘留、劳教，对我的身心造成严重的伤害，给家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经济损失。二零一零年从劳教所出来后，被迫流离失所。

合法上访遭迫害：非法拘留　遭“坐板”、“抻飞机”、竹板抽打等

九九年七月，我和很多的大法弟子一起去省政府合法上访。等待了七天时间，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于是。我去北京上访。这期间，农安县烧锅镇齐心村大队书记、治保主任、会计等人多次到我家骚扰，随后又抢走我母亲和妹妹的身份证，非法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

烧锅镇的党书记等人时常到我父母家里骚扰。烧锅镇派出所的所长李振（已死亡）等人也到我家骚扰。一天，烧锅镇派出所的警员问我们是否去北京上访，我们说会去，他们把我和母亲汲丛琴、妹妹吕晓微绑架到烧锅镇派出所，后又劫持到农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长达一月之久。

在拘留所，警察强迫我念监规、“坐板”，逼我写不炼功的所谓“保证书”，逼我们“抻飞机”（一种酷刑：两腿劈叉、双臂伸直，如果做的不到位，她就拼命踢我们的腿）。他还用竹板抽打我的胳膊。我的舅舅汲从斌被县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三千元后，将我们保释出来。勒索我母亲、妹妹和我三人的所谓“伙食费”多达两千多元。

从拘留所回家不久，烧锅镇“610”的王亚轩和派出所警员强拉我去长春市开所谓“转化会”。烧锅镇政府及村里的治保主任等多次到我家进行骚扰。镇政府开“转化会”，村干部还把我们弄到镇政府会议室，强迫我们接受“转化”、逼我们写保证。

一九九九年初冬，我的母亲、妹妹从北京上访回来不久，烧锅镇派出所警员把我们绑架到烧锅镇派出所，又非法关押在农安县拘留所二个月。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勒索我舅舅汲丛斌六千元，外加一千多元的所谓“伙食费”。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烧锅派出所等人由于找不到我妹妹吕晓微，要挟我：如果找不到她，费用让我家出，并把我绑架到车上，拉着我去找我妹。在路上碰巧就看见我妹妹走在路上。恶警就把她绑架到拘留所。我和我妹妹被非法关押了十五天。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我丈夫李延民依法去北京上访。农安县公安局把他从北京绑架回当地拘留所。派出所的多名警察等到家，把我也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问我。

当晚又把我挟持到农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这次被非法拘留多少天我已记不清了。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勒索我婆婆七千元。烧锅镇政府及天兴村的书记，治保主任等人共同参与对我的抢劫和勒索，其中治保主任牵走了我家的牛（价值三千元），他们还抢劫了我家的彩电（价值一千七百元），冰箱（价值一千九百元），单放机（价值五百元）。

一年春天，烧锅派出所多名警员把我绑架到派出所，铐在椅子背上一宿，第二天，把我劫持到农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勒索我的公公800元和伙食费300元左右。

一天烧锅镇派出所的多名警员闯进我家，见我正在看书，就抢走我的《转法轮》，并把我劫持到农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勒索伙食费300元左右。

第一次非法劳教迫害

二零零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由于我被不明真相的房东恶意构陷，农安县德彪派出所六、七名警察一起对我拳打脚踢、用书扇我的脸，之后把我抬上警车，把我夹在两个人中间，把我的头塞在脚下空当哪儿，用脚使劲踩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感觉过了很长时间，把我拉到德彪派出所。

他们见我呼吸困难，脸色都变了，才给了我一杯水，让我缓解一下。随后便开始非法逼问我都和谁一起炼功、大法书从哪来的。他们在我的住所抢走一本《转法轮》、一本《精進要旨》。我的妹妹吕晓微当天也被绑架。我们姐俩被铐在床栏上一宿。第二天，德彪派出所的两名警察把我们挟持到农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大约半个月，又把我绑架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我一被关进劳教所，里面的狱警就对我进行搜身，邪悟者逼着我去水房洗澡，用脸盆接凉水往我身上泼。那是初春的天气，正赶上我的月经期。那时“非典”正肆虐中国大陆，她们把我非法关押在隔离队。那里有一个女狱警逼我天天“码坐”（坐在塑料凳上不许动）大约四、五天。

就是这个恶狱警，在我刚到劳教所的第一天，她问我还炼不炼法轮功了，听到我说炼，她就一脚把我从凳子上踹下来，嘴里说些不干净的话，指使罪犯（小偷）强迫我写“五书”（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揭批书等）要挟我如不写就加重迫害，逼我抄写“五书”。

当时我感到师父就站在我的身后，我由于承受不住背叛师父的恐惧与眼前的威胁放声大哭，邪悟者邵某看到她们的阴谋得逞，拍着我的肩膀、搂着我的脖子说：“这是我们的大宝。”第二天，我开始发烧，她们害怕我得了“非典”，强迫我吃药、打针。

在隔离队被强制“转化”一个月，后来又转到“新生班”迫害，逼着我骂大法、骂师父，我不骂，吴某扬言要把我逼“反弹”了。邵某、贾某每晚逼我看诬蔑大法的电视。邵某每天逼我写“思想汇报”，如果她看了觉得不合格撕了就往我脸上扔，叫嚣不合格就写一宿。

“新生班”迫害之后，把我下到三小队参加奴工劳动做手工，每周作一次所谓“总结”，逼迫所有的学员骂大法，不骂就说是思想不好。

两个月之后，让我去“骨干班”协助周某“转化”汤茉荣，我不配合，周菊青就到狱警那去告我的状，狱警看我这样，就从新给我下到车间当奴工，为劳教所搞“创收”（那些钱都进了恶警的腰包）直至出劳教所。

第二次非法劳教迫害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一日四点多，农安国保及烧锅镇派出所的等人闯入我家，把我和丈夫及婆婆绑架到烧锅镇派出所，非法审问约一个小时。同时从我的娘家抢走一本《精進要旨》，问我书是谁的，预谋以拥有这本书为借口绑架我母亲。之后把我和丈夫劫持到农安县拘留所非法关押十二、三天。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绑架到长春市黑嘴子女子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丈夫李延民被挟持到朝阳沟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有一位学员让我抄一遍“五书”，把我下到小队奴役。在这十个月的期间，每月我被强迫写二次所谓“思想汇报”，一次月总结。

现在，因为我重新走回修炼，当地国保及派出所企图再次对我进行迫害，致使我无法在家久留，不得不流离在外自找生活出路。

迫害法轮功这场运动给我及家人带来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的损失，像我家遭受迫害的情况在中国只是冰山一角，江泽民把个人意志凌驾于宪法之上，把上亿的炼功群众推向政府对立面，给中华民族带来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