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何兰花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她在《刑事控告书》中说：“由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加上每天从早到晚繁重的奴工劳动，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收工后洗漱完，在厕所里滑倒了，左腿脚脖子韧带扭伤，受伤很重，不能下床自理，疼痛难忍。就是这样，还叫（我）做奴工，不能到车间，拿到监舍，穿书包带。……由于不能及时治疗和保护好牙齿，慢慢牙都松动了，吃饭更费劲了，造成了经常胃疼。”

即使在残酷的迫害和繁重的奴工劳动中，何兰花坚持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一次，“祝小红又和我谈话，我讲了我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讲我买菜找我假钱，我把假钱交到银行，让其作废了。银行职员看我自己承担损失，就说：‘她的假钱还给她。’我说：‘那她肯定还会再混出去给别人，流通社会，不成了恶性循环了？’旁边取钱的一个顾客说：‘现在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祝小红知道我姑娘办‘小餐桌’（供学生们吃饭），就问我姑娘是怎么经营的？我告诉她，姑娘说：‘别人都是让孩子喝豆浆，我让孩子们喝的是牛奶。’中队长陆姓警官说：‘你儿子老实厚道，我弟弟也是。我说没事不用每月来了，你儿子说，不来看我妈，我不放心。’”

在冤狱中，何兰花用善心改变了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看法。她说：“其实很多狱警心里也知道，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好。但是当时的政策，上面的命令和自己的工作性质，使他们身不由己做着违背人本性的‘转化’迫害。”

何兰花，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石药集团退休职工，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之前，何兰花患有胃病、贫血、高血压、心律不齐、肩周炎、腰腿疼痛、关节痛、眼睛视物模糊、严重的子宫脱垂（Ⅱ度）等病。医生叫她做手术，她哭着说：“丈夫刚去世，儿女也失业了，维持生活都困难，哪来的钱住院治病呢？”医生很同情的说：“你做保守治疗吧，练练功，提提阳气，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

就这样，何兰花练起了气功，但收效甚微。一个偶然机会，何兰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很快身体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同时，修炼法轮功，使她胸怀大度，不与人争名夺利，凡事顺其自然，坦然相对。

一、上访说真话 被绑架 片警骚扰

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全国所有的机关部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造谣侮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抄家，交书，抓法轮功辅导员及修炼者，真是铺天盖地。

为了讲一句真话，我走到了北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和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一起被抓进铁笼子里。因不报姓名地址，第二天又把我们押到北京东城看守所。隔一天，又送到一个派出所。跟我谈话后，他们听我口音，看穿戴，估计我来自河北，就把我交到了河北省驻京办事处。

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正巧碰到了我单位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还有单位保卫处的人，他们是开车到北京来找那位法轮功学员的。结果没碰到那位法轮功学员却碰到了我，就这样，单位车把我拉了回来，送到了友谊大街派出所，非法关了我两天。这两天时间，饭费花了三十多元，剩下十几元，派出所没有给我，又送我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

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友谊大街办事处、居委会、单位保卫科长、派出所指导员纪庄才（专管迫害法轮功案子）、片警王晋生等人员，让我表态，写“保证书”，我不配合，纪庄才威胁说：“我劳教你三年，我看你再往外走！”

最后，我单位保卫科长对我说是要一千元的出车油钱，也没开什么收据，实际上，出面用这钱请了他们这些人一桌酒菜饭，把派出所的人灌醉了，不了了之。办事处让交了两千元押金，说是元旦不再去北京，一星期还给。

二、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一年有余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日晚十一点三十分，家里的门铃突然急速不断的响起来，同时家里的座机电话也不断的响起来，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友谊大街派出所副所长史俊印和片警王晋生，带着桥西分局刑警队的三个人。闯进家门就开始乱翻找东西，把我的私人物品抄走了很多。在我据理力争的情况下，才把便携式VCD机子留下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两个一米八高度警察把个子不高的我架下楼，塞进警车里，把我带到了友谊大街派出所，用铐子铐住我的胳膊，铐在铁椅子上两天两宿。期间，非法审讯我，还带到按手印的地方去，全手印手印。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下午，把我送到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零两个月零六天。

在第一看守所，进去后，先交现金二十五元给个褥子，还要存钱买日用品等等。一年多当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尤其对法轮功学员，无论打水、打饭，法轮功学员最后才给，睡觉在最后挨门挨厕所，强制做奴工。每天后半夜两点至四点值班，最困的时候。因为水泥炕是大通铺，人挨人，稍一动，可能就碰到了身旁正在睡觉的人。

有一次，我坐起来发正念，炼功，腿一盘，无意中碰着犯人冯俊岭，她就不干了，又吵又嚷，她这一吵，几乎监号里的人都吵醒了。人们骂骂咧咧，白天把狱警也叫来了。狱警不管三七二十一，让我在地上睡，就这样，我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了二十天，当时是最冷的时候。

酷刑演示：毒打

犯人吴秀英在厕所里打我，拧我胳膊（因厕所里没有监控器），说什么你们法轮功抄经文，让我受牵连。凭什么？我要不是看你岁数大了，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我说，你凭什么打人？我哪打你了，谁见了？犯人吴秀英穷凶极恶的瞪着两只眼睛。那时真是度日如年，受着煎熬。

三、非法判刑三年

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转捕，后开庭审理，草草开庭，草草收场。我当庭呈上书面文字，陈述我没有违法，信仰自由，法轮功不是×教，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第一次给我的起诉书，连章都没盖，很不负责任。后来过了几天，又拿了一份盖章的跟我换，起诉书在检察员张婕的名字上盖上了石家庄桥西区检察院的章。我没有把原来那份给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年底，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下来后，非法判处我有期徒刑七年。在判决书上签字的人有：审判长张燕超，审判员王玉才，审判员郑丽君，书记员聂志岩。

我不服，依法上诉。石家庄中级法院，连庭都没开，就下发了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审判长孙月梅、审判员吕玲、代理审判员刘斌，书记员孙世伟。

四、陷冤狱六年

非典期间，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把我从一看送到石家庄二监狱。把我们五个人非法关押在禁闭室。把我的衣物翻的乱七八糟，一卷卷的卫生纸从中间切开，乱糟糟的，零散在地上。暖壶底卸下来，被子里面、被罩全拆散了，露着套子。屋里一个痰盂，一个地铺；一天开两次门，一次一个小时；屋里还有监控。后又送入监队，所谓安全教育，背监规，军训，围攻洗脑，不许任何人接触，最后下车间劳动，包筷子。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又把我从石家庄第二监狱，转押到保定满城太行监狱。在太行监狱两年多的时间，每天让做奴工，有时甚至加班到深夜。隔三差五的用答卷的形式洗脑。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初，我和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区三中队的其他六位大法弟子写严正声明，内容是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坚修大法，一修到底。签上我们的名字，交到了三中队办公室，交给了教导员祝小红。

祝小红气得大发雷霆，叫我蹲下，训话。你为什么要签名？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信仰自由。过后几天，又把我叫到监舍办公室，让我坐下。所有犯人谈话都是蹲着或站着。假惺惺的用所谓感化、教育方式和我谈心，无非是为了让我放弃信仰。

再后来，祝小红又和我谈话，我讲了我炼功后，身体好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讲我买菜找我假钱，我把假钱交到银行，让其作废了。银行职员看我自己承担损失，就说，她的假钱还给她。我说，那她肯定还会再混出去给别人，流通社会，不成了恶性循环了？旁边取钱的一个顾客说：“现在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祝小红知道我姑娘办“小餐桌”（供学生们吃饭），就问我姑娘是怎么经营的。我姑娘说：“别人都是让孩子喝豆浆，我让孩子们喝的是牛奶。”中队长陆姓警官说：“你儿子老实厚道，我弟弟也是。我说没事不用每月来了，你儿子说，不来看我妈，我不放心。”

其实很多狱警心里也知道，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好。但是当时的政策，上面的命令和自己的工作性质，使他们身不由己做着违背人本性的“转化”迫害。

他们没办法了，指使邪悟的人对我“转化”迫害，把我安排在监区电视房里，没有暖气，当时我只穿着一身旧绒衣、绒裤，穿着单鞋。犹大们（放弃信仰的人）穿着厚棉衣，手里捧着热水，五六个人。一个叫魏琴的邪悟人员叫我坐正，面朝墙，一动不许动，动就打我，说：“你不是讲真、善、忍吗？我就是暴徒，我就打你，怎么着？”真是一副不讲理的样子。好端端的一个人，竟被转化成这个样子。

五、六个人嗡嗡嗡的围着我说，每天从早起八点至晚十点，折磨了我将近一个月。她们给三中队教导员祝小红汇报，说我胡搅蛮缠，邪悟者换了一班又一班，到后来甚至把二中队、四中队的也叫来“转化”我。晚上把我关在禁闭室，两个犹大看着我，一直到要过大年了，才松点。

生产任务忙了，我们被迫到车间干活；不忙了，又开始组织看电视洗脑，组织每天学习，上午由警察讲课，下午讨论、心得体会。其实就是洗脑。

有一次是三中队警察刘景的课，我非常难受，眼睁不开，心跳极快，头晕。我坐在前排，刘景看我这样，不但不说让我去看医生，还拿粉笔头照我脸就投了过来。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了。下课了，同修才把我送到医务室。血压好高，心脏跳动过速，必须卧床休息。

二零零四年，石家庄桥西610主任及友谊大街办事处主任，居委会姓李的主任以关心我为借口，到满城监狱，对监狱蓝狱长，三中队教导员祝小红“转化”我，还说：“说说你儿子，你儿子表现不好。”构陷我的家人。过后，包组队长陆警官说，你儿子也炼功吗？我说：“把我弄到这里来，七年刑期，我儿子能态度好吗？”她点点头说，一看你儿子就是个老实厚道人。

由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加上每天从早到晚繁重的奴工劳动，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收工后洗漱完，在厕所里滑倒了，左腿脚脖子韧带扭伤，受伤很重，不能下床自理，疼痛难忍。就是这样，还叫做奴工，不能到车间，拿到监舍，穿书包带。

剪子、刀子之类不让带到监舍。硬东西带皮的东西咬不动，由于不能及时治疗、保护好牙齿，慢慢牙都松动了，吃饭更费劲了，造成了经常胃疼。

有一次，我又吐又泻，很严重，胃疼的不能吃东西，又碰上锅炉停了一星期，没有热水喝。终于盼到接见日，到接见室买碗热汤，三中队姓程的警察不让。她说食堂的饭比接见室的饭还软。告诉她我胃疼，锅炉房没有热水，我只买碗汤。最后勉强叫家人给买到一碗汤。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由保定满城监狱转到河北女子监狱，我被分到七监区，监区长葛曙光，副监区长布艳丽，教导员马莉，副教导员刘伟。后葛曙光调教育科，换监区长安志英。七监区在五楼最高一层。衣服被褥日用品搬不动，更别说上楼了，一个法轮功同修偷偷的帮我背上去了。

在离开保定满城监狱时，监狱姓程的狱警指使犯人搜身，把所有东西都搜走了，包括行李包的钥匙。到了河北女子监狱，又要检查，因为钥匙没了，行李包被撕开检查，造成个人物品丢失。

我被迫在七监区做奴工，每天五点多起床，搞全区的卫生，走廊大厅，门窗，楼梯扶手，每天擦好几遍，冲厕所，倒垃圾，从大垃圾桶装到编织袋里，一个人装特别费劲，七点之前，必须从五楼运到一楼，过时间不拉了。还要帮助打水，灌好全监区每个人的暖壶，再提到每个监舍屋里排好。本小组监舍屋里的卫生也要打扫。达不到标准就挨罚，累的我腰酸腿疼，血压高，经常是170/110。

有一天晚上，胃疼的直呻吟，越来越厉害，不止一次的又吐又泻、吐血丝。本监舍值班人员看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她把犯医何蕊叫醒了，说明情况。何蕊气呼呼的说：“早干什么，这个点，正睡觉，今天正好马教导员值班，我去叫，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老哼哼什么呢？！”

好不容易挨到早晨，去找马莉请假，马莉拉着脸说：“克服克服吧，没人。”就这样，我疼痛一宿没睡，白天水米未进，胃还在剧烈的疼痛，艰难的干完活，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后来，后勤人员全到车间劳动，从早上七点出工到晚上，有时甚至加班到后半夜才收工，做羽绒服。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我又从七监区转到十一监区，这里大多是老弱病残服刑人员。监区长金晓明，教导员周春燕，狱警冯海萍，还有个姓康的、姓姚的，后又调来张书红监区长，黄梅英教导员。

到这个监区，我成了壮劳力，重活累活都得干，开始包夹对法轮功学员监视，不许随便说话，让监舍的每个人都监视着，汇报给狱警。犯人头安静，犯医何蕊，合伙整我，刁难我，而她们自己违纪违规，别人给她们汇报了。

到后来，警察冯海萍慢慢时间长了，看到我都做的很善待别人，帮助弱者，无论生活上各个方面对谁都好，我用大法弟子的行为改变了她对我的态度。有一次，我帮白玉枝整理了一下衣服，白玉枝的包夹恶犯柳叶汇报给狱警监区长金晓明说：“你态度老实点，已经高看你了，写保证，不然三停（停接见、停购物、停通讯）。”

还必须完成任务，我的任务是每天粘八十双鞋底，必须验收合格才算；包糖块，一麻袋，一麻袋自己搬；还得看好自己的东西，不然丢失了。

以前在保定满城监狱曾经给我抽血，大概是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河北女子监狱二零零八年监区被关押的服刑人员每个人都要抽血，什么原因不清楚，不知道跟活摘器官的事情有无关系。

带着七年冤狱的伤痕回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出狱，七年的刑期到了。带着被折磨的伤痕累累的身心回到了家中。

多年的冤狱迫害，长期的高强度奴工劳动，多年的洗脑精神折磨，使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最残酷的是不让学法炼功。我本来就是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好了，现在他们生生剥夺了我修炼的权利，加之体力严重超支，精神压抑，使我身体受损，我经常血压高，胃疼，牙齿掉了很多，最后出狱时，上牙还剩一颗，下牙还剩三分之一。

经济上，退休工资被停发，造成生活艰难。当我为此找到负责单位时，石家庄市社保局负责退休职工工资的人说七年刑期间没有扣完，还欠近二万元，你交了才给你工资，不交不发工资。我几年没有退休工资，现在刚从监狱出来，哪有钱交啊？就这样回家两年多，没有生活来源，靠亲友接济，直到二零一零年底，才给工资，而且按刑期前工资的基数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