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维军，男，六十八岁，镇原县公路段退休工人，家住甘肃省镇原县城关镇南环路十九号。段维军的女儿，段小燕也因修炼法轮大法，曾多次被绑架拘留、劳教迫害，并被非法判刑七年，在青海省女子监狱，被电击致下肢瘫痪。经继续修炼法轮大法，才又恢复生活自理。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段维军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段维军的女儿段小燕也在二零一五年六月七日单独递送了诉状，二零一六年遭报复迫害，请见报道《遭七年冤狱　甘肃段小燕控告江泽民被报复》，二零一七年一月，段小燕被枉判十年冤狱，现正在上诉。

下面是法轮功学员段维军在《刑事控告状》中叙述的部分内容。

以前，我患有多种疾病，有气管炎、肺心病、腰肌劳损、坐骨神经痛等。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学炼了法轮功，不长时间，我全身疾病不治而愈，无病一身轻。从一九九八年到现在，我没向单位报销过一分钱医药费，给单位节省了一大笔医疗费、给国家节约了一大笔资金，给家庭减轻了负担。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开始，在江泽民的指令下，当地派出所经常上门对我骚扰，给单位施加压力，单位领导多次找我谈话，让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给我精神造成极大痛苦和伤害。我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人，即能祛病健身，又使我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有什么错误的呢？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二日晚，在江泽民的指令下，镇原县城关派出所四个警察，开着警车，深更半夜，到我老家临泾乡，敲开我家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闯入我家，在没有出示搜查证的情况下，翻箱倒柜，把我所有的法轮功书籍和学习资料、收音机、还有一部手机，一起抢走。我被绑架到镇原县城关派出所，被非法关押在审讯室，一只手被铐在铁管上，从晚上十一点一直到第二天九点多，期间，不让我上厕所。第二天，把我绑架到镇原县看守所非法关押。

在被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我被多次非法审讯，尤其刚被非法关押时，一天非法审讯六次，我的精神几乎崩溃。

镇原县看守所条件非常差，四十年代建造的监舍，不通空气，夏天又闷又热，还要放一只马桶，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晚上六点锁门，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才能开门放风。伙食条件也很差，每天都是水煮白菜。在这暗无天日的监舍，我度过了十一个月。

二零零五年四月，我被冤判三年，被劫持到甘肃省兰州监狱（在兰州大沙坪）。按规定，兰州监狱只接收十年以上的重刑犯，可是江泽民集团为了加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我也被劫持到那里。刚进去，我被放到入监队，据犯人说两个月满就往各个监区分，监狱违反规定把我放在入监队十两个月，超期超时奴役。

入监队为了大量捞钱，不分白天黑夜，让法轮功学员干活，每人一天要剥一大袋子大蒜（七十斤－八十斤）。就在住宿的房间干活，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完毕，就坐在蒜堆上，除了吃饭外，整天不停的剥蒜。几天后，手指头就被蒜汁腐蚀烂，疼痛难忍，但任务不减，还得继续干，如果任务完成不好，就得加班，关了灯摸着黑干，叫“摸麻将”，法轮功学员也不例外。

法轮功学员被管制的非常严，每次上厕所、洗碗都得给班长打招呼，他同意后，还要派一个犯人跟着，不让跟其它号室的任何人说话，每天还被迫写“保证书”、背监规，还要从一楼往三楼扛蒜袋子（宿舍就在三楼）。

二零零五年八月，我被分到兰州监狱三监区，表面上他们对我很好，背地里却安排人监视。有一个杀人犯整天和我一起干活，住宿都在一起，晚上睡觉时，床左边、右边都有人监视，还有一个专门管我的狱警，每天找我谈话，实施各种高压迫使我违心地写“保证书”、“悔过书”，每月还被强迫写“思想汇报”，直到“转化”为止。这在我一生中是最痛心的事。

二零零七年二月，我回到家中。当地派出所还经常来我家骚扰，给我家人造成极大伤害。

二零零九年八月，我女儿被青海女子监狱迫害期满回家。一个很健康的好人被迫害成一个半身不遂的残疾人，生活不能自理，她被警察带到镇原县临泾乡政法委的沙发上，然后就没人管了，有时给饭吃，有时不给吃，我亲戚就给送饭。有一天，镇原县“六一零”、临泾政法委、临泾乡政府、临泾派出所、祁焦大队来多人，把我女儿连哄带骗带到我家交给我。

当时，我儿子及全家人都不同意，要他们赔偿损失，他们说上报后，等上级批下来再给，最后给了三百元的“低保”就完事了。我女儿通过学法炼功，身体奇迹般的恢复，现在基本能干点零活了，她就出去打工维持生活，可临泾派出所的人到现在还经常到我家骚扰，追问我女儿在哪里打工。这些年来，我与我家人所遭受磨难的罪魁祸首就是江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