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同年七月二十三日，谢戈先生从美国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他在控告书中说：“我被灌食的时候，是被七、八名武警按住，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我稍一挣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强行将小拇指粗的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顺食道插入胃中。这种酷刑使我非常痛苦，当橡皮管插入鼻腔的时候，我的整个鼻腔象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都是血……有好几次，我差一点死在这种酷刑折磨下：因为他们并没有将橡皮管插入我的胃里，而是插入了我的肺里。”

酷刑示意图：摧残性灌食

下面是谢戈先生在《刑事控告状》叙述的部份内容。

大学时代开始修炼高德大法

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我是上海大学有色金属专业的一名学生，我那时患有严重失眠和阵发性心动过速的疾病。晚上经常无法入睡，白天的精神很不好。心动过速发作的时候，心律可达一百八十～二百跳/分钟，喘不过气来，非常难受。

一九九八年一月，我的一位亲属向我推荐法轮功，借给我《转法轮》。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一下子就被书的内容吸引了。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我通过学法炼功，仅仅几个月的时间我的失眠和阵发性心动过速的症状就全部消失了，身体非常健康。

我在平时的生活和学习中，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处处要求自己，做一个道德高尚的好人，孝顺父母，友爱同学，尊敬师长，认真学习，乐于助人。我的学业也进步了。

绑架、刑讯逼供罪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四日中午，我正走在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中路六十七号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门口。突然，从我的身前身后窜出四、五个便衣警察，（后来得知这些警察隶属于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刑警队）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文件的情况下，扑向我，不由分说，把我按倒在地，铐上手铐（背铐），蒙上眼睛，戴上头套，塞入汽车。

酷刑示意图：背铐。

我被绑架到了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的一个秘密审讯室里，恶警对我进行刑讯逼供。我在被背铐的情况下，一个警察用一根铁制的胶皮棍作为刑具（此刑具是由铁棍包上胶皮，用这种棍子打人，会使被施刑者非常疼痛，但是一时不容易看见外伤，但会造成严重的内出血），勒住我的脖子，让我无法喊出声音。

与此同时，另一名警察用铁制的胶皮棍猛烈抽打我的背部和大腿。这种棍子打在身上非常非常疼痛，并会导致严重内出血。他们逼我说出我认识的所有炼法轮功学员的名字和住址，我拒绝配合，他们就继续用铁制的胶皮棍猛烈抽打我。我被这种酷刑折磨了超过二个小时。

两天以后我发现，我的整个背部和大腿被打过的地方都变成了黑紫色。

在北京洗脑班遭酷刑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被中共恶党北京市公安局非法秘密关押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即洗脑班），位于北京大兴区天堂河劳教所所在地，二零零一年，中共用上千万元改建，二零零六年终止。是由北京市“610办公室”成立的一个秘密迫害机构，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

我被关押在一个设有监控器的监室里，门口有武警站岗（北京市武警总队十一支队十四分队），二十四小时监视我的一举一动，连上厕所都要跟着。我完全丧失了人身自由。

折磨性灌食二百余次

我认为对我的绑架，殴打与关押完全都是非法的，我是无罪的。因此我于当日（十二月五日）即采取绝食的方式表示抗议。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开始他们对我施行一种酷刑：折磨性灌食。

我被灌食的时候，是被七、八名武警按住，绑在一张特制的铁椅子上，只要我稍一挣扎，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他们强行将小拇指粗的橡皮管从鼻腔经喉咙顺食道插入胃中。

这种酷刑使我非常痛苦，当橡皮管插入鼻腔的时候，我的整个鼻腔象烧着了火一样，拔出来后管子上都是血，有时一次插不进去，他们就反复插好几次。我现在仍然清楚的记得一个恶警头目站在我面前对我狞笑着说：“你不是觉得很难受吗？那我们就用这种方法折磨你，直到你向我们屈服为止”。江泽民一伙恶警心态之扭曲，手段之邪恶，可见一斑。有好几次我差一点死在这种酷刑折磨下：因为他们并没有将橡皮管插入我的胃里，而是插入了我的肺里。

我计算了一下，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我被这种酷刑折磨超过二百次，肉体上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洗脑迫害

从我被绑架到该中心的第二天起，该中心先后派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二大队，一大队和四大队和该中心洗脑转化科的警察以及前后十余名劳教人员进入监室，轮番对我进行强行洗脑。他们采取各种方式，强迫我长时间连续的听他们恶毒攻击师父和大法的胡言乱语，以及恶意诋毁师父和大法的造假文字和音像材料。在强行洗脑中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转化就休想从这里出去”。

其中，二零零二年一月北京市女子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程翠娥采用这种最卑鄙的手段在精神上对我进行残酷的折磨。程翠娥指使劳教人员将写有辱骂大法师父和大法的纸条贴在墙上，扔在床上，地上，随意践踏，并在口中不停地辱骂。

冷水浇、冷冻、熬鹰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冰水

二零零二年一月，当时我已经绝食五十多天身体十分虚弱。一天晚上八点左右，该中心的七名警察进入我的监室，强迫我长时间站着，然后当着我的面践踏师父的法像，还说着污言秽语侮辱大法师父。恶警们行径与一帮地痞无赖毫无二致。他们用冷水将我从头灌到脚，并打开门窗用冷风吹（时值一月份的北京），我当时被冻的浑身发抖，牙齿不住的打颤。恶警们毫不理会，继续对我施行“熬鹰”酷刑迫害，连续三天整夜不让我睡觉，三天后我呕吐中出现血块。

绑“死人床”

在二零零二年四月，该中心国保处恶警头目胡子辉（音）见我始终不配合他们的非法关押和强行洗脑，就下令采用了一种更为残忍的酷刑对我进行迫害，叫：“死人床”。

酷刑演示：死人床（呈“大”字型绑在抻床上）

该中心派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四大队大队长李继荣，在我已经绝食一百五十多天，把我监室里原来的木床移走，用一张铁床作为刑具，用手铐将我的双手铐在床的一端，再用布条将我的双脚绑在床的另一端，使我整个人成“大”字形，无法移动。他们将我二十四小时铐在铁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

这种迫害手段极其残忍，每一天对我都是痛苦的煎熬。李继荣指使劳教人员对我进行长时间的凌辱、谩骂。由于害怕我喊“法轮大法好”，她就指使劳教人员用毛巾将我的嘴死死的勒住，然后又捏住我的鼻子往毛巾上浇水，使我痛苦难当，几近窒息。这时她竟然还笑着说：“这是在给你补充水分”。

恶警李继荣见我仍不屈服，她就亲自上阵，在其他几名劳教人员的协同下，将我的身体在铁床上拉抻到最大限度，然后用布条将我的脚死死的绑在铁床的另一端，整个人被拉抻成“大”字形。给我的肉体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我被这种“死人床”酷刑折磨从二零零二年四月直到二零零二年十二月，长达八个月之久。由于长时间的持续酷刑折磨，致使我的身体极度虚弱，皮包骨头，四肢肌肉严重萎缩，重度肌无力。心跳也很微弱，血压只有40/70，已经濒临死亡。

在此期间，恶警胡子辉还经常带领国保处的其他恶警殴打我，如：连续抽打耳光，用拳猛击胸部，穿皮鞋猛蹬大腿等。胡子辉对着我疯狂叫嚣：“我就不信整不了你，告诉你，什么时候转化什么时候把你从床上放下来，要不然你就准备死在这张床上吧。”“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魔头。”

从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五日，到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我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长达一年零三个月之久。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要求上诉和聘请律师，但均遭到了无理拒绝。

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遭酷刑

从二零零三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我被绑架关押在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

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至二零零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被绑架关押在北京市团河劳教所，在这里，我被非法关押了将近三百天，亲身经历了这个人间魔窟中的种种罪恶。

一开始，我被分到五大队，恶警对班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严密的监视和限制。有一次，我因为和同室的另一位法轮功学员说话，被其他劳教人员恶意举报给恶警，恶警便将我单独关进一个小间室，与其他法轮功学员隔离。

二零零三年七月八日，当时北京市的“萨斯病”疫情刚刚稳定，团河劳教所就迫不及待的将原已解散的臭名昭著的所谓“攻坚班”，重新建立起来，并更名为“攻坚队”，后又改名为“一大队”。我于七月八日当天被绑架到“攻坚队”。

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在一个单独的房间，房间里二十四小时都有普教“包夹”监视，房门上的玻璃被纸贴上只留了一个两根手指大小的长方形空缺，再在上面贴上单面透光薄膜，这样房间里的人看不见外面，而外面的恶警可以通过这个空缺看到房间里的一举一动。

我每顿饭只有一个窝头和很少一点的菜汤，根本吃不饱。我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一、十二点，有时候甚至是后半夜，被强迫坐在一张只有二十公分高的塑料小椅子上，必须双膝并拢，双手平放在膝盖上，腰和脖子都要挺直。稍有动弹，“包夹人员”便非打即骂。

坐一天下来非常难受，长期这样，我的臀部和尾椎等部位被磨破、磨烂，流血化脓，此种酷刑看似简单，其实是极为残忍。这种酷刑不用任何刑具，表面上看很能掩人耳目；但实际上却非常阴毒。保持这种坐姿，很快腿脚、膝盖、胳膊、腰就会酸疼；臀部都磨烂了，生坐疮。我被这种酷刑折磨超过二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