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得法前我丈夫心脏病十分严重，每天都发生数次早搏、偷停，还有高血压等病，住院一星期就花了近万元，每天都要吃很多种药维持，后来弟弟听说炼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当时正好李洪志师父在广州要办讲法班，我们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报名参加了。去的时候我们还背着一兜子药，参加学习班第三天，师父让全场的人都站起来给大家清理身体，丈夫当时就感觉心脏部位十分轻松舒服。晚上回到宾馆后就对我说：“你把我的药全扔了吧！”我当时十分不情愿，怕他再犯病，丈夫说：“让你扔就扔，放心吧，我现在感觉一身轻，心脏一点都不难受。”

回到家后，丈夫的病真的全好了，再一粒药没吃过。周围朋友都问我们吃什么神药了，怎么满面红光呢，我们就告诉他们是炼了法轮功，没吃药。从那以后我们更加坚信法轮大法，时时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事先他后我，不争不斗，真正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丈夫原有的冠心病也不翼而飞，我们真正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每天都生活的很快乐。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其迫害理由仅仅是因为我们信仰“真、善、忍”做好人。我和我丈夫都是在大法中的亲身受益者，我想政府是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我决定去北京反映一下真实情况。

一九九九年十月份，我去北京信访办反映情况，向有关部门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向政府说明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还我们师父清白。我回到家第二天，市公安局政经保科科长杨胜家就得到消息了，领毕树庆等人来到我家抄家，搜走了我的一本大法书，把我强行带至公安局，非法拘留了十五天，还交了两百七十元的伙食费后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三月份，我和同修准备一起签名邮信上访，被市公安局毕树庆知道了把我找去，原市公安局副局长张和平也参与了对我的审问，非法拘留了我七天，再次交两百七十元伙食费后放回家。

二零零零年六月二十六日，我和同修再次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被警察绑架到前门派出所，关在铁笼子里，下午被送到石景山体育场，那里已经绑架了上千名法轮功学员。我们都被强迫列方队坐在地上，在40多度的高温下曝晒，警察不仅打骂还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连夜审问，在体育场被迫露宿一夜。第二天早上被送到七台河驻京办事处，在办事处的地下室关了七、八天，后来单位保卫科来两个人把我接回七台河，非法关押在矿务局公安处拘留所。有一天他们给一名男大法弟子强行灌食，我们听到他的惨叫声，我们就背师父的大法，警察说我带头闹事，把我关到一间小屋，屋里又潮又黑，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没有地方呆只好蹲在一个墙角，不能睡觉，又冷又怕，后来才听说那是一个养猪的地方。因为我们炼法轮功修真、善、忍都是好人，我不同意在这里关押，绝食要求释放，他们就找到矿务局医院的护士，六、七个人一起把我绑在床上，强行灌食，插鼻管的时候我差点窒息而死，呼吸都要停止了，当时那种窒息的痛苦难以言表。几天后公安处和我原来单位保卫科来人通知我被劳教两年，让我签字，我说：“我没有犯罪我不同意劳教！”于是我在劳教通知书上写下“不同意”三个字，他们强行把我们绑架到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进行迫害。

我于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日被送往佳木斯西格木劳教所，在劳教所里我们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晚上的时候还把我们铐在床上，不让我们炼功，每天被强行洗脑转化，看污蔑大法、污蔑师父的电视片，还要被奴役干活。因为我坚信大法，被关小号，后来家人托人费尽周折，花钱把我保了出来。

回家后单位保卫科的人经常到我家骚扰，给我的身心和精神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给家人也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因为我丈夫是副处级干部，邪党规定处级干部不能炼法轮功，单位、市“六一零”人员就天天找我丈夫谈话，逼他放弃修炼大法。他诚恳地向来人讲了自身的神奇变化，表态自己坚决不会放弃法轮功的。于是二零零一年二月份，丈夫被免去处级干部，当调研员，单位同事和身边朋友也都不敢接近他，怕受到牵连，走路都绕着走，同事见面没法称呼，把他就当政治犯看待，应有的待遇也没有了，他心里很苦，回家总是闷闷不乐，后来单位没给他安排具体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排挤，他承受不住这种压力，学法也学不下去了，功也炼不了了，身体越来越坏，最终在二零一一年六月含冤去世。

十多年来我和我的家人所遭受的迫害，仅是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