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年六十岁的周惠英于二零一五年七月十六日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以下是周惠英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得大法绝地逢生

一九七零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全家随父母下乡到海南临高县，我从十四岁开始我就到生产队参加田间劳动，未成年的我常年在田间天天顶着烈日在地里干活，风里来、雨里去的，所以得了风湿病，经过各种治疗都没能根治，发作时疼痛难忍，睡觉起床时腿软走不了路，干不了活，风湿病、坐骨神经疼痛，经常半夜被痛醒，睡不着觉，折磨了我二十多年。

我们下乡回城后没户口、没工作，就做点小生意，后改为从事服装加工，由于服装经常要赶货，因此日常生活和睡眠都比较混乱，为此积劳成疾。加上我生孩子时，丈夫在部队带新兵，不能回家照顾我坐月子，丈夫父母早逝，只有我的母亲一边上班一边照顾我坐月子，使得我坐月子期间没能按时用餐，之后得了一种怪病：胃也不痛，就是吃完饭后就把饭全部呕吐出来。造成严重贫血、神经衰弱、胸闷心慌，那时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身体消瘦，精神很不好，每次上楼都很困难，上楼不到一两层楼就累得喘不过气来。十多年来中西医都找不出我的病因，骨瘦如柴，整天软弱无力，从那时起就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没办法做家务，那时孩子小，我不能照顾孩子，还拖累家人侍候我，身体上的痛苦不说了，心里的这份无奈整天折磨我。因为病使得我的脾气也不好，家人都怨声载道。那时的我觉得生不如死。在我对人生感到绝望时。

在一九九八年夏天，有一天我到广场去散步，看到很多人在炼法轮功，我就去问了一位大姐，你炼的这功能不能救我的命啊？大姐就跟我讲了什么是法轮功、炼法轮功为什么能祛病。如果想炼功，她就要教我。从那天开始，我就每天坚持到广场去炼功，一开始我只能勉强站着炼功，很快我的身体有了起色，吃饭不呕吐了，通过炼功和学《转法轮》，师父一次次的给我净化身体，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的好转起来，不久我能干起家里的家务活了，丈夫和孩子看到我身体康复，他们的脸上都露出了笑容。我到市场去买菜，很多认识我的人都问我身体是怎么好的，我说：学《转法轮》宝书和炼法轮功使我健康起来的。

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大法修炼，师父救了我，炼功二、三个月后，我身体的各种病消失了，不仅二十多年的风湿病坐骨神经不疼痛了，睡觉也沉了，十多年来的怪病也好了，吃饭不呕吐了，而且过去不能吃的东西都能吃了，家里的剩饭剩菜不管冷热都敢吃，消化得了。走路一身轻，通过不断的修炼学法，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红光满面，脸上的线条日渐柔和，皮肤也白里透红，身体强壮，上楼上多高都不喘。我真切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妙，身体无比轻松，身体的变化也促进心情的愉悦，家人、邻居都说我像变了个人一样，真正生活在幸福里。

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我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真诚处事，善心待人，遇到矛盾找自己的原因。法轮大法教人说真话、做真事，做一个诚实守信的好人。家人、亲戚朋友见到我修炼后身体和心理变化这么大，他们也非常认可和支持，纷纷走入大法修炼。是大法使我的身体健康起来，给我的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人力负担和思想压力。李洪志师父对我如同再造，对我家恩重如山，我的感恩之心无法言表。

五次被绑架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我在电视上看到诽谤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诽谤法轮功的一切谎言，与我亲身体会到的事实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和其他同修一样，善良的认为是上级领导误解，冤枉了法轮功。二零零零年三月五日，为了向上级领导反映真实情况，我和同修三人去北京上访。我们走在天安门广场要去找信访办时，被警察绑架到天安门附近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关押了从全国各地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随后又开来一辆警车把我们带到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分局拘留所，非法扒光我们的衣服搜身，我们被非法关了四天之后由户口所在地的光华派出所警察带回当地再非法拘留十一天，并勒索我丈夫拿出五千多元，说是他们去北京带我回来的一切费用都要由我负责。

从北京回家后，光华派出所、光华街道、明珠居委会他们时不时都要到我家或打电话来骚扰我，并强调我要去哪里都要向他们汇报。特别是敏感日或节假日，我更是受尽骚扰，限制我的人身自由。

二零零一年五月，光华派出所、光华街道、明珠居委会等一行人把我绑架到设在当地收容所的洗脑班，关了四十天，还要逼迫我丈夫交生活费。每天都是看电视里面那些对法轮功进行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栽赃陷害的内容，四十天里我受尽了精神折磨，那些“六一零”洗脑班人员说每个人都得“转化”，如果不写“三书”就要送去劳教，那时我家里无一日安宁，想到丈夫、儿子的压力，我违背良心写了“三书”。

从洗脑班出来不久，有一天晚上丈夫去上班，儿子不在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来了两个警察到我家说要来执行任务，四处查看了我家之后就走了。过后，我的心理压力很大，就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写了一封信到“六一零”，信里阐述了我因为走入大法修炼而身心受益，大法也教我们做一个好人，我修大法做好人没有错，没犯法。我还要坚定修炼法轮大法！于是公安局在“六一零”的指令下把我丈夫绑架到设在民政局收容所的洗脑班，同时我也再一次被绑架到洗脑班，这一次原定一个月，但由于我们不“转化”，所以他们把时间延长了。中秋节我们夫妻就是在洗脑班度过的。本来中秋节是团圆节，可我们却不能在团圆之夜与孩子、亲人团圆。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八点多，汕头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后升级级为支队）、金平区“六一零”、金平公安分局、光华派出所一行三十多人到我家非法抄家，非法抄走若干大法书籍、一箱大法资料以及我儿子学习用的电脑一台、“乐声牌”摄录机一部及收录机一部等（这些都没开扣留条），把我们夫妻俩绑架到光华派出所。

我被绑架到派出所，九天九夜不让睡觉，警察轮流逼供，逼供时不让上厕所，让我罚站，有时手铐反铐，有时把我铐在椅子上。警察记得时就拿饭给我吃，不记得我就没饭吃。九天后，我被劫持到汕头市看守所拘禁。

我丈夫被实施“隔离审查”、“行政拘留”，后来又被绑架到设在汕头市民政局收容所洗脑班关了三个月。我丈夫也被撤职，刚满五十岁就被退休，提前了十年。

我们夫妻被绑架时，年迈的母亲当时也在场，她又听到那些警察扬言要绑架我儿子，吓得大哭起来，对那些警察说：“我女儿是一个好人，求你们不要把她抓走！”我被抓走时看到母亲伤心无助的眼神，心里很难受。我被绑架后家里没人照顾母亲，母亲就到我妹家住，警察还跑到我妹家去非法搜家，把我妹抓到派出所恐吓她，还扬言要抓我母亲，我母亲见到他们来就吓得躲到被子里，许久都不敢出来。

遭诬判七年半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被法院非法判七年六个月徒刑，二零零六年一月绑架到广东省女子监狱。在这七年里，监狱安排两名刑事犯包夹我（所谓的”护监组”）时时刻刻监视我的一举一动，不准我与其他人讲话。常常强制我们观看污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不许我们说和法轮功相关的事，不许我们讲真相。“包夹”叫我背监规，我不背，他们就天天折磨我，晚上还要强迫我违心写污蔑大法的“作业”，强迫我写所谓的“五书”，他们非要强迫我写出来才能睡觉，写到半夜两三点是经常的事，有时到凌晨5点。同室的人都埋怨我影响到他们睡觉，可是我真的无法违背良心写出违背事实的话，每一天都承受着周围人的巨大压力和违背良心的巨大痛苦，我的身体和精神承受不了残酷的折磨，只能屈服。之后就强行压榨、剥削我的劳动力，白天被强制奴工，排队时“包夹”一前一后或一左一右夹住我，上工时前后夹住我，走慢了就说，磨叽什么？跟不上了。走快了又说，走那么快干嘛，想逃跑啊？劳动是做皮鞋，那胶水味道熏得人头脑发晕，没鞋时做就做大量的其它手工，七年来，我受到了极大的精神折磨，有时候真的要崩溃了。

母亲悲伤离世

我母亲当时七十多岁，本是身体康健、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却因为亲眼目睹了我们夫妻被非法抄家、绑架而导致过度惊吓，后得知我被非法判坐牢七年时，又惊又吓 ，终日以泪洗面，郁郁寡欢，精神负担太大，没几年可怜的老母亲就带着对女儿无限的牵挂，永远的离开了人世。作为女儿，我本应该陪伴母亲走完最后一段路，却蒙冤被非法判刑在监狱里，无法尽到孝道，连我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无法见到。

二零一一年九月，我本可以减刑回家，却被以亚运会为由，我又被非法关押了两个多月。在这七年中，我的精神受到了极大折磨和伤害。

这十六年来，我只因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做一个于社会于家庭有益的公民，却遭到江泽民犯罪集团的一次次迫害，家人整日都为我担惊受怕，精神受到极大的伤害，江泽民是罪魁祸首，不仅对法轮功、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而且对全国人民都犯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