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涛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国最高法院宣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后，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孙涛女士邮寄了《刑事控告书》，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孙涛女士在控告书中说：“法轮功以教人向善、道德回升和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造福社会。江泽民出于对法轮功创始人的妒嫉之心及炼功人数众多的恐惧，于一九九九年七月滥用手中的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发起了对信仰真、善、忍法轮功学员的疯狂迫害，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六年的浩劫之中……今天我拿起法律的武器起诉江泽民，也会让历尽苦难、含冤离世的亲人含笑于九泉！”

下面是孙涛女士在《刑事控告书》中的部份陈述：

上访说真话　遭非法关押、勒索、停课、洗脑

一九九九年十月在被江泽民诬陷法轮功的当天，我毅然踏上了进京的旅途。大法使我受益无穷，给了我健康的身体，给我净化了心灵，我必须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

在北京国家信访局门前，我还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工作人员一听我是炼法轮功的，就把我交给了在信访局门前蹲坑的石家庄市警察。当晚我被带回石家庄市新华分局，在那里我家属被勒索五千元，不给开收据，在我们坚持要求下，打了一张白条。

第二天去上班，我被告知停止上课，然后我们几个炼法轮功的老师被学校领导带到半坡度假村，在那里关闭七天，强迫我们放弃信仰。期间，孩子、孩子的父亲、爷爷、奶奶惊恐万状、提心吊胆，仿佛“文革”再现。孩子爷爷一夜之间得了火爆眼，孩子的奶奶吓得六神无主，在家里走来走去，精神恍惚，整夜的睡不着觉。单位领导方永山书记一夜之间嘴里长满了血泡（不久该人承受不了压力，调往其它单位）。

江泽民导致的这场灾难，使得许多无辜的家庭，遭受不应该承受的苦难，每个家庭都有着痛彻心扉的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我拒绝放弃修炼，被停止教课。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接受“反思”，不让上课，没有具体工作，只有基本工资，没有其它薪金，被称为“只吃饭、不干活”。每周没完没了的揭批、表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由于我们不“转化”，被单位关在自制的铁笼子里非法关押二十天，同事们都说：这是私设监狱（就是把办公室半个走廊用铁栅栏关死），不准随便上厕所，禁止自由出入，禁止一切活动，一日三餐家人来送，形同监狱。

二零零一年元旦，中共对法轮功的打压再次升级，很多人被抓、被打、被酷刑折磨，甚至打死。为了制止迫害，我和单位几名同事再次进京上访。可是，信访局成了公安局，无处说话、上访无门，我只有到天安门打横幅，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被当地警察非法抓捕，在房山看守所非法关押二天，被带回石家庄后，我被管辖区派出所（裕东派出所）副所长郭义龙送进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三年。郭义龙说：让你尝尝劳教的滋味儿。由于身体检查不合格，被劳教所拒收，家属去接人的时候，被勒索三千元，钱交给了指导员杜亚明。

二零零一年，我单位其他几名炼功的同事，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有三位教师在劳教所被非法劳教，一位教师流离失所。其中一位在被非法劳教回来后，精神出现分裂，至今神志不正常。我被单位停发工资，每月只有三百元的生活费，停止教师待遇。

至于工作，是和几个六、七十岁年迈的临时工老大爷种花、种草、种树、浇水、打扫校园卫生。春天春寒料峭，栽一种长满刺儿刺儿小灌木把手扎得稀烂，布满血口子，两只手磨得龟裂粗糙；夏天，烈日底下，脸被晒得黑黑的，炼功之后消失的蝴蝶斑又重新长起。

身体上的痛苦不算啥，最苦的是心灵的创伤。同事们被授意孤立我们，远离我们，让我们备受歧视。在上级部门宣布我单位由于出现炼法轮功的职工，被取消每人增长一级工资的机会时，有的同事被谎言欺骗，感觉咒骂法轮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局使用一切宣传工具，一遍一遍地重复荒唐、没有道德的谎言，心地善良而头脑简单的人们相信：这是真的，这一切都是法轮功的错。官方散布的这种说法，是在试图一举消灭法轮功失败以后，又转身嫁祸于法轮功信众。真是一箭双雕的流氓行径。

非法关押洗脑班

二零零一年底，在我得知单位要把我送进洗脑班时，我被迫离家出走，在外流离失所一年之久。期间无依无靠，没有生活来源，每天想念家人、孩子、想念老人。原本美好的一个家庭，应该因为我修炼大法，身体健康做好人更加幸福才对，可是，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却因为被控告人江泽民愚蠢的犯罪行为而充满了悲苦。

年迈的公婆担惊受怕，饱受精神摧残；孩子想我时就在被窝里偷偷哭，在放学路上没人看见时偷偷抹泪。原本天真活泼的年龄却变得沉默寡言，谁知长大后会不会留下心灵的阴影，而这些阴影或许伴随他的一生。父母和小孩，都是这场迫害的无辜受难者，他们的不幸，成为法轮功学员入骨化髓的痛楚。

在这一年里，孩子的父亲承受不了精神压力，到我单位找到领导，请单位开出证明，要求单方面离婚。在我本人不在的情况下，单位居然给开出了证明，我的丈夫也居然找到法院提出离婚，裕华区法院居然判决丈夫离婚胜诉。而当时的婚姻法规定：分居两年以上的，可以单方面提出离婚，而我当时离家出走只有一年！

绑架、非法劳教

二零零八年，北京举办奥运会，本该是体现一个大国风范的好时机，可是在这一年欢天喜地、歌舞升平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违反宪法地投入劳教所。

我所在辖区派出所——东环派出所民警，在我单位密谋三天后的晚上，突然进我家门非法搜查，抢走大法书若干本，笔记本电脑两台，打印机一台，我的女儿当时就在家里，睁大惊恐的眼睛见证这一切，然后亲眼目睹自己的母亲被戴上手铐押进警车……

在劳教所里，我被两个黑社会女流氓刘娟、朱丽英轮番殴打，致使头部、身上多处受伤。当时一名女狱警就在身边，她像没看见一样，站起来就走了。后来我在楼道里遇到她，质问她为什么不履行职责、纵容打人者时，她笑着说：“谁看见啦？”这时，对面一名信仰基督教的女孩，推门站在楼道里大声说：“我作证！我看见啦！”我这次被非法劳教一年零三个月，在劳教所被关押半年。

绑架、非法判刑、冤狱

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我打开车门，刚要启动汽车，被裕华分局赵长庆、韩增禄、东环派出所赵立敏等十几个警察绑架。韩增禄索要我家门钥匙，被我拒绝，他上来就搧了我一个耳光，然后抢走我的书包，翻出钥匙，领着一帮人等抄了我的家。

他们抢走两台电脑、两台打印机、大法书若干、人民币三千多，还在抄家的同时偷走了我的五条项链（价值近一万元），扣押了我的高尔夫轿车。当天我被关在东环派出所。

在那里，我被非法关押六天，被抽血化验、作DNA样本，后一直被非法关押在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达一年半之久。

当时我的孩子正在准备高考，离考试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孩子当晚放学回家，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抄家现场，这一幕，永远留在了孩子记忆的脑海里……

我被非法关押的第一个星期，我的家人老母亲、妹妹、弟媳一同赶过来，在第一时间为我聘请了律师。保定的王永祥律师连续跑过来八次，可是裕华分局警察就是阻挡不让介入，还威胁王律师。后来王律师连同北京的程海律师，把裕华分局告到了检察院，才拿到我的卷宗。

在看守所里，我被强制长时间劳动，制作一种很小的绢花。人们坐在小小的塑料圆凳上，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四～十六小时，臀部都是黑黑的，一层一层的脱皮，有的落下了腰椎盘突出，有的颈椎出了毛病，有的手关节突出，出现了炎症，有的累得发烧还要自己花高价输液吃药，带病继续拼命干活。完不成任务会有各种惩治办法——上铁架子、不让睡觉、面壁罚坐、禁止买日用品、被人格侮辱、被戴手铐劳动等等，每天的伙食就是没有一点油水的烂白菜汤加馒头。

在这里为了完成劳动任务，成了人们活着的唯一目的，没有亲情、没有关爱、没有尊严，有的只是互相伤害和狱警冰冷的脸，黑暗的如同人间地狱。

有个名叫陆小凯的人，完不成任务被逼的割腕自杀，看守所警察还诬陷她说是因为自己的案件畏罪自杀。被送往医院抢救回来后，还要罚她上铁架子，说她违反了看守所禁止自杀的规定。

我由于完不成任务、拒绝劳动，被罚长时间面壁打坐。长时间、高强度的劳动，使得我炼功恢复了健康的身体出现病症，原来修炼前患的肝炎旧病复发，检查显示很厉害，具有传染性，可是看守所就是不放人。

在程海律师第一次和我会面的时候，我和他签订了协议，委托程海律师向北京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状告石家庄市第二看守所对在押人员实行强制性奴役劳动、克扣在押人员伙食费，要求高检、高院立案侦查。程海律师一身正气，先后去了高院、高检、公安部、中纪委等处进行申诉。十几个调查组多次前来检查，使得看守所上下惊慌失措，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改善条件。自此，持续十几年的恶劣环境有所改善，伙食标准有所提高，第二看所有知道此消息的在押人员无不称赞大法弟子、律师不畏强权的善行。

二零一二年底，裕华区法院对我非法开庭审理，在法庭上公诉人曹建荣信口雌黄，栽赃诬陷，拿出裕华分局私自制作的自称是我前夫签字的假证据（我前夫否认这个证据，证明不是他签字的那张抄家清单，我一眼就看出是假的，因为它不是我前夫的笔迹）。

裕华区法院以这个假证据为依据，以违反《刑法》第三百条为由，诬判我一年零六个月。我不服，向中级法院提出上诉。法轮功教人向善做个好人，江泽民利用共产邪党破坏中国《宪法》、《刑法》、《刑诉法》等法律的实施，剥夺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绑架、关押无辜善良民众，才是真正的犯下了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

二零一三年八月，我走出冤狱后，一直在向所在单位申请恢复工作，于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正常上班。

二零一四年三月五日，北京“两会”期间，我在家照顾瘫痪多年的原来的婆婆（我离婚多年，但公公、婆婆一直和我生活在一起），东环派出所民警李润来领着其他四人到我家骚扰。瘫痪在床的婆婆，以为他们又来抄家抓人，吓得第二天高烧不止、病情恶化， 一个月后，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八日，撒手人寰——饱受精神摧残的老人死不瞑目。

孙涛女士遭受迫害的更多详情，请见：《孙涛驳斥非法庭审　公诉人理屈中途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