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芝于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徐洪芝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化工熏染生怪病 炼法轮功诸疾消

我从十五、六岁起，就在村办化工厂里上班，由于常年遭受有害气体、原材料熏染，红血球低，二十几岁头发全白了，乏力、失眠、健忘、头痛、腰痛、贫血、大脑供血不足、说话无力、行动迟缓，就像一个病恹恹的老太太。而且脑壳塌陷，手脚抽筋，手抽起筋来，十指紧紧地捏在一起，得叫两个人给我掰指头。要是发生在脚尖上，血脉不通。更是奇怪的难受，就象有无数只蚂蚁在咬、无数根钢针在扎，做不了家务，还得要别人照顾。

那时孩子还小，善良的丈夫上班回家后，又要做家务又得带孩子，还得伺候我这个病秧子。他带我求医问药，想尽了办法。我吃了很多药，还打B6、B12，但都无济于事。我的脸发乌肿胀，整个身体发虚，每天都在病痛中度过。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拜读了《转法轮》，看完一遍后觉的这是一本让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书，接着我去了炼功点学会了炼功。炼功后开始清理身体，当时感觉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头昏昏沉沉的，流鼻涕，三天后感冒症状消失，感觉身体轻松，走路都轻飘飘的，原来的病症都没有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得过什么病，真是神奇极了。

频频遭骚扰、关押

万没想到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开始，电视上突然大肆诬蔑法轮功，广播电台、报纸也在说法轮功不好。我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法轮功不象他们说的那样啊。正在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中共村委书记关立新派一个姓石的人到我家，让我到村委去开会。我去了一看，已经有五个法轮功学员在那里，很不情愿地看谎言录像片（这次我们被强逼看了三天），还有副书记王荣诚、村委委员王志远。

我用我的经历告诉他们：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还能祛病健身，我的病就是炼功炼好的。没想到就这么一句实话，村官们就不愿意了，他们不让我说是炼法轮功炼好的，还让我们交出法轮功的书，我知道这本书有多么珍贵，坚决不交。其中有一个人交了书，八、九天后得了脑血栓，从此一病不起。

我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心里很难过，心想：我炼功身心受益，别人炼了不也同样受益吗？电视却如此造谣污蔑，还不让说实话，这不明摆着不让人往好处走吗？我得把真相告诉别人。

这年十一月份，我带上自制的真相传单，向周围的人去讲真相，却被警察绑架到泰山区公安分局青年路派出所。就在当天，村委主任李海燕、委员王志远，红门派出所长刘森、江敏等二十几个人气势汹汹的闯进我的家，我丈夫被这阵势吓得脸色苍白，瘫在地上，说不出话来。他们翻箱倒柜，把我家翻了个底朝天，抢走了所有的大法真相资料。在派出所非法关押了三天后，他们又把我送进市看守所非法拘留八天，勒索家人二千元后才把我放回。同时他们还停了我丈夫的工作，直接断了我家的经济来源。

腊月二十五，村委书记关立新又派了六个人分别到六个法轮功学员家里行骗，说到村委有点事开会。这回我也没多想，寻思着到那里把事实真相给他们说清楚，不要相信电视上那些骗人的鬼话，免得他们做了坏事，以后遭报应。就这样我跟他到了村委，谁知他们不容分说，就把我们拥上面包车上，拉到中铁十四局干休所洗脑班强制洗脑。

洗脑班头子有市公安局长张树友、泰山区政法委书记王树春、泰山区法院的董某某。在那里他们雇佣保安二十四小时看管我们，不能跟任何人说话打招呼，连上厕所也有人专门跟着。除了看骗人的录像片，就是听他们讲马列毛邪说。我们不听他们那一套，还是给他们讲真相，但他们不听。因为要过年，家里老人、孩子都需要我们照顾，还要准备年货，走亲访友等，家里人多次去要人，但他们就是不放人，硬是关了我们二十七天才放回。此后，村委委员王志远想通过迫害法轮功学员捞取政治资本，频频上门骚扰，搅得家里人心惶惶。

二零零一年的一天，红门派出所长刘森带着一个便衣和一个他们豢养的社会渣滓窜到我家。我听见动静，走到院子里问：谁？只见他们已反锁大门，那社会渣滓窜到我家南屋东翻西翻找东西。我大声喝道：光天化日，你想干什么？我要上房顶喊邻居，让他们看看这帮人在干什么，被刘森他们拦住。这时邻居听见动静来敲门，并喊：快开门，你们在干什么？刘森心虚，脸色骤变，急忙说：咱们私了吧。我反问道：我炼法轮功没有错，私了什么？就这样他们灰溜溜地走了。

遭劳教所折磨、逼做奴工……

二零零六年腊月初八，我又被泰山区公安分局岱宗坊派出所警察绑架到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几天后，没经任何手续，就被劫持到济南山东第一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半。

他们把我关在一大队。由于被关押在这里的人很多，图书室、水房、晾衣房、厕所、铁皮屋等场所都是被隔离的法轮功学员，她们只好把我关在值班室。先是警察训话，说我上当了，如果我放弃信仰，就给我好的“待遇”，如果不放弃，很难活着出去。

三个包夹围着我说些不知所云的话，还说什么这是“感化教育”。几天过去了，她们看我不妥协，不放弃，就把我推进图书室，每天二十四小时播放诬蔑大法和师父的录像。然后又把我推进铁皮屋，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罚坐小板凳，两手要放在膝盖上，身体两拐弯处均成九十度角，不能动，否则非打即骂，以致把屁股坐烂和裤子粘在一起。

我要上厕所，大队长孙娟指使包夹不让去，只让站着。我想蹲下，包夹把我拽起来，两人架着不让蹲，并说：站着拉尿！屎尿顺着两腿湿透了裤子，流到皮棉鞋里。警察和包夹反说我：不要脸，拉尿在裤子里！来例假也是这样，不让用卫生纸，血和尿顺着腿流到鞋里，流到地上，一片红。警察命令包夹拿我的羊绒大衣擦地。

我被三个包夹轮流监看、折磨，日夜站着， 腿肿的很粗，脚也像馒头似的，鞋也穿不进去了。三九里，济南天气冷得刺骨。她们收走了我的棉衣，开着铁皮屋的窗子。北风不停的吹，我感觉身上已经结冰。我的脚整天在屎尿里泡着，泡得发白，又冻得麻木，我觉得骨头瘆凉。风吹在身上，全身都象剪刀剪着一样，无法形容的痛苦已超出我所承受的极限，我的大脑好像是不清醒了，手在乱抓，真象疯了一样。心想：我会不会被她们弄的神经错乱？接着又想：不，不能。我炼法轮功没有错，我信仰“真善忍”没有错，上天会看着我的。我要好好活着，我还要出去讲真相，让更多人受益呢。她们想把我的心灵变得污浊肮脏我不答应。我不断的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来抵御着这非人的折磨与痛苦。

就这样二十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为了能上厕所，能坐下，我答应她们做奴工。那时我的腿、脚起了皮，起了紫泡，那皮都一块块的往下揭，紫泡也慢慢地流出了黑红色的血。一百六十多斤的体重降到了不足一百斤，脸上的皮往下垂，骨架清晰，骨头突出。

我丈夫给余某某八、九千元钱，托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亓可银（市局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凶犯之一），才得以见我一面。见面前，警察就对我说：眼睛只能往前看，不能说这里边的情况，不能说法轮功的事。就这样，我和丈夫见了面，他怔怔的看着我，好像不认识的样子，我知道我的变化太大了。我们刚说几句话，警察就让我走。

回到监室，包夹问我：那个胖乎乎黑溜溜的人是谁？我说是我丈夫。她说：你丈夫一直呆呆地看着你，直到你走进楼里。回家后我才知道，那时我丈夫一星期看我一回，他怕我被活摘了器官，可是他们不让见。
我第二次见到丈夫是在二零零七年的十月份。这一次见他和第一次大不一样，只见他的脸比以前大了一圈，发白，肌肉松弛，嘴唇乌青，三层下巴，眼袋重。后来知道，他因恶人多次抄家恐吓，停止工作，又加上把我非法劳教，连怕带急，得了心脏病，做了手术。第二次看我时，他又给余某某送了礼，余某某说：要请客。我丈夫就想和他一块去请客，他却说那些人玩妓女，你别去了。我丈夫只有四百元钱了，想拿出三百给他，谁知他一把抓过去说：多少就这些吧，一点没给留。

到了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铁皮屋，门窗都关得紧紧的，铁皮墙很烫。我在里边糊纸盒，粘胶散发着刺鼻的气味，使人几乎窒息，我满身满脸都是汗。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只有二、三个小时，还不让喝水。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干活，腰腿酸疼。有一个临沂的卖淫女长得高大凶狠，不让我睡觉，不让上厕所，一打盹就拿扫帚打我。我告诉她不准打人。她说：队长孙娟喜欢我这样。不久这个卖淫女就被派去包夹迫害另一个法轮功学员。新来的包夹原是一个是酒店老板，因不正当经营被劳教，在这之前她包夹过多个法轮功学员，经常听受难中的学员讲真相，知道法轮功是让人做好人的，她也不愿看到我们遭受这非人的折磨。她告诉我：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包夹给她嘴里塞进带血的卫生巾，再用胶带封住嘴，把她四肢用胶带捆住，包夹轮流打她，抡起拳头打头，揪住头发往墙上撞，用脚使劲踩、跺大腿根，太残忍了。她曾偷着给法轮功学员一个鸡蛋，被包夹看见并告密，警察给她加期五天，而告密者减刑五天。

包夹我的人换了一轮又一轮，但我坚持对法轮大法的正信，始终不向邪恶妥协，一年半到期后，他们又给我非法加期十一天。

我从劳教所黑窝回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恶人不断来我家骚扰。有时电话骚扰，恐吓我和家人，使我和丈夫精神十分紧张。十五年来，中共恶徒长期不断的监视、骚扰、绑架、抄家、掠物、罚款、拘留、劳教，使我身心受到很大伤害；丈夫因我长期被迫害惊惧焦虑成疾而失去了生命，给我的家庭生活造成很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