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从修炼一开始，直到今天，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都贯穿在我们生活的每个环节中，面对中共动用历史上最邪恶的整人手段迫害我们修心向善的修炼人，我们也问过自己，未来的路在哪里？正是因为凭着长期修出来的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让我们闯过了重重难关，路虽崎岖，狭窄、充满荆棘，因为我们坚信师父，走过来了，越走越宽。

一、大忙人有了轻松的工作

我是一名临床医生，基层医院面向农村，工作量多，风险大，每天上班就象上战场，由于民众维权意识越来越强，为了避免医疗纠纷，我们工作起来如履薄冰，经常需要加班加点，常常缺少睡眠，疲惫不堪，没有精力管家，顾不上孩子，我们习以为常。

一九九六年新年过后，经同事介绍，我在百忙中拜读了《转法轮》，真、善、忍的法理让我折服，人生有了航标，我决心跟随师父，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个修炼人。几天后，我的妇科病、过敏性哮喘、关节病等多种疾病不翼而飞。我更加努力地修自己，经常早起参加晨炼，虽少睡觉了，却满身轻松，有使不完的劲儿，生活变的乐观、开朗，宽容大度，脸上充满了开心的笑容，工作效率大大的提高。

那时，每天4：30-6：30到公园炼功，然后飞速赶回家做饭，送孩子上学，再去上班。碰上值中午班，又有县城炼功洪法活动，我会利用交接班吃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骑自行车快速到洪法现场，向路人介绍大法，有时辅导新学员炼功，十一点十五分，到街上买点饭，匆匆去接中午班。我也挤时间参加晚上学法小组，那个环境能熔炼人，提高快。

我常常叹息时间的宝贵，向往有个轻松的工作。可是，医院培养一位具有专业能力，能独当一面的临床大夫，需要五至十年的时间，还花钱送我们到大医院進修，我的几个老同事在临床一线值夜班直到五十二周岁，想退出一线工作，简直是奢想。我又不能走后门，搞不正之风，现在不给当官的送礼、送钱，想办点儿事儿，很难。

我从不说谎开始，总是笑盈盈地为病人服务，站在病人的角度想，我在医生这个阶层如何体现出修炼人的心性。面对视钱如命的农民病人，我要遵守医院的收费制度，我让病人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只要能治病，我用最便宜的药，因为便宜药没有提成，我曾被领导和同事排挤，我无数次的拒收病人给我送礼、送钱，也曾多次拿出自己的工资为交不起手术费的病人交费。

记得一九九七年，一位五十多岁失去丈夫的母亲，有两位上高中的儿子，我看完病让其做个小手术，她因交不上五十二元钱而落泪，我摸摸口袋，钱够了，帮她交上后，为其做了小手术。第二天，财务科长告诉我说：“昨天有个老太太到院长办公室说你了。”我心中一怔，是不是我做得不好被告了。当知道病人是感动得找院长表扬我时，我淡淡一笑。

二零零零年夏天，一位外地病人将两千多元钱装在西服口袋里，挂在输液架子上，晚上被盗。第二天，我查房到该病人处，病人和家属苦诉这事儿，说连吃饭钱都没了。我随手摸到口袋里仅有的一百元送给她，让她买点饭及生活用品。过了几天，该病人找到院长，说明此事，要还钱，却不知我姓啥，院长一口咬定，一定是某某大夫。当辗转找到我后，我说：“没什么。”也曾有一次护理部主任找到我，说：“有人还你钱。”我记不得了。她说：“病人住院钱不够都交住院处了，急需现钱到门诊取药，你给的二十元钱。”这样的事我常做，也就不知是否是我的钱了。

我是修炼人，要求自己做个好医生，除了高尚的品德外，更应该有高超的医术，我认真学习技术，加上严谨的工作态度，真正替病人着想，我的工作得到了院领导的认可，曾被私下里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我更得到医院同事的好评，他们有亲戚、朋友病人愿意找我看。

记得我科里有名护士长，在亲戚病人出院时，医生因病人尿常规显示蛋白3+，给开了七付中药，她觉的病人的症状与化验结果不符，找到我，我亲自给病人清洗外阴后，再留中段尿，结果尿常规正常，她非常气愤又感激地扔掉了怀里抱着的这七付中药，因为中药没法退药。

一九九八年，我的上级大夫的朋友是老干部局局长，他的儿媳要做手术，上级大夫知道我進修回来做某手术有新技术，便让我主刀，这位局长夫人术前给我送礼，当手术顺利完成，病人出院前，我给病人送补品时，局长夫人说，某某大夫，你真精神病！是啊！这出乎他们意料，我告诉他们：“我修炼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后，大法突遭江氏集团打压，这如当头一棒，沐浴大法，沉浸在修炼的幸福中的我，曾三次進京上访，被六次非法关押。我是当地法轮功辅导站主要负责人之一，是政府公安的迫害对象。我开始讲大法真相，我与同修配合，写了很多真相信，到市政府找市长，人大主任，统战部长，老干部局、公安局、卫生局、教育局，信访局等局长，同修还打听到市委书记的住处，将真相信亲自递交给市委书记夫人，我们诚恳的态度和真诚的陈述让夫人感动，她一再表示，一定将信交给市委书记。只要我们能找到的就亲自讲，找不到的就将信交给秘书。

九九年前，当地曾举办一次四千多人的修炼心得交流大会，两次大型炼功洪法活动，我们都请公安局、宣传部等部门领导参加，给他们洪扬大法，使当地修炼环境开创得很好，大法弟子们曾被公安局，喻为“一群素质最好的人”，向上级公安局汇报。当地高官大法弟子给县人大主任洪扬过大法，该人大主任接到我们亲自赠送的大法书籍，曾找到医院办公室主任联系大法弟子为他教功，遗憾的是，这场迫害让他销声匿迹。

二零零零年底，我被提拔当了科副主任，不用值夜班，往往只需要制定病人的治疗方案，轻松了许多。但晚上常常需要到医院抢救病人，依然影响炼功、发正念。我正视师父给我安排的工作环境，顺其自然，利用工作之便，救度了许多社会各阶层的人，其中不乏政府干部、公、检、法干部及各个利益阶层。

我悟到：我今天有如此好的工作，师父就是让我救这部份人的。我的业务技术在当地小有名气，我提醒自己不要证实自己，是大法的超常。连政府、公安的迫害者也带着家属找我治病，这不是救度他们的好机会吗？我牢记使命，尽量不错过机会。

二零零七年春天，我被安排到一个非常轻松的岗位上上班，这一年，我除了自己做三件事外，还参与了当地的协调工作。二零零八年，我被意外的调离了临床工作，做医院的管理工作。那里的工作非常轻松、自由，奖金还多，是常人需要花钱走后门才能得到的工作。从此，我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做好三件事，在这个岗位上，我面向全院职工，救度的面更广了。这是做梦也没敢想的美差，这也是正法的需要。谢谢师父！

二、救人的路越走越宽

诉江后大约一个多月，当地派出所、居委会、单位开始上门骚扰，我们事先与诉江的大法弟子交流了正念应对上门的人。我被单位上司找到，让我填写“滥诉，诬告”表格，我的科主任被政工科指使。听我经常讲大法真相的主任很为难地找我，我首先问她：“我的工作干得怎样？”她说：“我对你的工作非常满意，我们工作配合的很好。”我说：“作为科主任，你管好工作就行了。我要起诉谁，这是我作为中国公民的权利，信仰也是我的自由，相反，谁要干涉我是犯罪的。我学法轮功做好人，十六年来，我遭受了多少屈辱，你是非常清楚的，我们是好同事，好朋友，你很善良，不要被利用，让江泽民将我们变成对立面。”她说：“是上面让做的。”我说：“你可以告诉他们你只管我的工作，别的不管，否则，我今天告江泽民，明天，我将迫害者一同上告。新政府要求执法者终身追责，你愿意跟随江魔头堵死后路吗？我从不诬告谁，更不滥诉，我要利用中国的现行法律堂堂正正的将坏人告上法庭，伸张正义，我要一告到底。”科主任立即到政工科说不管这事儿了。随即，一位副局级干部找我，她的婆婆就修大法，全家人早就做了三退，明白真相，我的一席义正辞严的话，让她赶紧推开办公室的门，说：“好好，我知道了。”

以前，虽然向很多同事讲过真相，劝三退，但有人不听，还看不起我，常常有一种压抑感。诉江后，我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讲起真相坦坦荡荡，那种压抑感消失遁形，从未有过的轻松，如破壳而出，我还引导家人、同事、朋友及世人化名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至今，医院里已有二百五、六十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七十多名大小官儿都听我讲过真相，多数选择了三退保平安。连医院周围做买卖的多数人也选择了平安的未来。现在他们有的花真相币，有的将真相台历放在办公室，有的参与发大法真相资料，多数人将看完的真相资料传出去，常念九字吉言，他们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福报。

例一。现四十多岁的同事甲，膀胱三角处患肿瘤，此处肿瘤99%以上是恶性，她却离奇地确诊为良性，摘除后，一切恢复。现在，已怀孕七个多月，要生第二胎了。

例二。曾因上小学的女儿反复抽风，无药可治后找到我的一位护士长，全家诚念九字吉言，将大法真相挂历及护身符放在家里最醒目的位置上，从此以后，女儿痊愈，未再复发，后来，没有复习便上场参加职称考试的她，反复诚念，却意外过关。

例三。半月前，遇到一对医生夫妻散步，我与其讲真相，她说：“我认识你和某大夫学法轮功，从你俩身上，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十年前，某大夫告诉我大法真相，劝我三退后，奇迹发生了，我多年头脑昏沉难受，做CT、脑电图也看不出来病，三退后，我的脑袋前面好象一下子开了两扇大门，再也不难受了，她丈夫也表示非常明白大法好。”

前几天，听说县城另一医院政工科又在调查大法弟子住处，我问办公室的两位主任同事，如果有人问你们怎么办？她俩脱口而出：“不知道。”那位老主任说：“人家天天来上班，我们不知道谁住哪儿！”我问：“等问我的电话号码呢？”老主任说：“将已停机的那个告诉他们。”昨天这位老主任出去买东西时还问我换了一百元真相零钱。

随着大法真相深入人心，大陆民众逐渐觉醒，放下人心，紧跟师父走正路，路很窄，却越走越宽。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