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黑龙江佳木斯市尹海珠女士自述她的遭遇：

我从小就记事早，跟母亲说起儿时的事时，母亲说是三岁多的事。我爱幻想：那时好像都是不切实际的事。我十七岁就参加了工作，而且还是人人都羡慕的在银行工作。二十三岁那年结了婚，自认为很幸福了。但我还是有一些疑惑解不开，比如：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人再幸福到老也得分开。我很喜欢笑，一笑起来就停不下来。这时脑子就会想起“乐极生悲”。如果意外得到的，不是自己的，总觉得不应该拿。

一、修大法　找到真正的幸福

有一天，亲人给我介绍法轮功，我看了大法书《转法轮》后感觉什么疑问都解开了。这是能使人修炼的一本天书，我很激动，便下决心要修下去。那是一九九八年五月份，那年我二十五岁。

之前我的身体很弱，只要有个“风吹草动”、流行感冒什么的都落不下我。十九岁时化验血，被验出有乙肝，再加上本来就体弱，我父母就特别关照我，家里的活从来不让我干。那时，修大法后的我精力充沛，原来身体总没有力气的感觉没有了，这真是一个好功法！

我找到了炼功点和学法小组。从那以后，除了单位有事以外，从没间断过。因大法书中处处都教人怎样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所以我在做工作时认认真真，把做好本职工作视为己任。炼功的当年，我就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二、坚持正信遭迫害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中共对法轮功铺天盖地的打压开始了，从来没经历过运动的我，当时就是想不通，为什么能这样，但我仍然坚持修炼。单位找到我，让我写不炼的所谓“保证书”，我不同意。父亲很害怕，他觉得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告诉我说：他自己经历过很多次运动，如“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告诉我不要傻。我听完也没往心里去。

“七·二零”以后，我每天都吃不下饭，往日的笑容也没了，每天妈妈都多次打电话问我：吃没吃饭，还把做好的饭送到我家让我吃，七月二十八日，我在家实在呆不下去了，我决定去北京上访。我是在大法中受益的，我要说句公道话。这一去，我也感觉到意味着什么，工作可能就没有了；到北京了也不一定能活着回来（我家邻居，和我同龄，说他家亲戚亲眼目睹了“六·四”大学生被共产党用坦克和机枪突突的事件），我就想：也许不能活着回来了。

到了北京才知道很多法轮功学员还没进到信访办，就被地方派去的警察给截走，送到地方驻京办事处。在那里等地方单位或当地派出所来人，押回当地。我也不例外。

当时是单位和所在分局一同来的，四个人把我押回了当地。下车已是半夜，他们把我带到了分局做所谓的笔录。然后问我：还炼不炼。我说：“炼”！单位的领导就给我父母打了电话让我听。接通后，父亲那边有点哽咽，说了两遍：“好好的”就说不下去了。母亲接了过来，因母亲也修炼，所以还算坚强，她问我需要什么。我说，什么都不需要。因我不知道下一步要对我干什么。他们随后给我开了拘留十五天的票子，把我送进了看守所。当时我很害怕，因我不知道那里边是什么样，在被送往看守所的路上，在这半夜时分，透过车窗看到两边的大树都是恐怖、阴森的。到了那里，分局的人把我交给了看守所的人。往里进的时候，听到一道道铁门和哗啦啦的铁链子的声音，我的心都到嗓子眼了，跟在后面一步一步的走着…… 突然一道铁门开了，他让我进去。我被安排睡在了便池旁边，伴着难闻的气味，觉得很累，就睡着了。

被关押到十五天时，家人、分局的人、还有政法委的人，一起来到看守所，让我写个“保证书”便能放我出去，我没写。这时家人、朋友都上来劝我，丈夫没说一句话，走的时候哭了。我心里很难过，但我知道我们并没有错，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两个半月后，家人被分局勒索了五千元钱，我被放回家。这时，我已经被开除了公职。

二零零零年，我在百货大楼给人打工，那时我刚怀孕，来了几个市局的，要我跟他们走一趟，并说这回看你怎么办，我说我怀了小孩，那时才两个多月，还看不出来。到了市局，他们审了我一天也没给我吃饭。晚间把我送进了看守所，明知我怀孕。

姐姐不放心我，有人告诉她，他们这么做是在犯法。我姐姐就给看守所打了电话，说我妹妹现在怀着孕，你们收她是犯法。看守所怕担责任就告诉姐姐，你妹妹要真怀孕就放她。第三天，看守所的人把我叫了出去，去了医院检查，回来后，下午就把我放回家了。姐姐跟我说：看守所的人让她告市局，他们这样做是犯法的。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还要勒索姐姐的钱，姐姐说没有。就不了了之了。

二零零二年，本地公安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地毯式的大搜捕，家人很担心，便让我出去躲一躲。当时孩子还没到十一个月，正好是哺乳期，但我也知道他们不会因为你孩子小就放过你，真是万般无奈！我走出了家门。

在我走的第三天，市局和派出所来了一帮人，闯进了我母亲家。过后听母亲说，孩子当时看到这个场面吓得哭个不停。在找不到我的情况下，就发了通缉令。从此我便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想孩子都不敢白天回家，因为白天回家父亲怕邻居看到告发，父亲便上阳台去看。所以我很少白天回来。想孩子就天黑了回去，陪孩子一会儿就得走。

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哥哥得了肝癌，晚期。我去看了几回，姐姐说，你走吧，等哥哥不行了进医院我再通知你。等姐姐通知我的时候，我匆忙来到医院，但还是没能见到哥哥最后一面，哥哥在昏迷的状态下走了，过后听姐姐说哥哥临终前跟她说：我死后，别让妹妹到火葬场送我，别让公安局看着再把她抓了。就这样，我连哥哥的最后一程都没能送上……

酷刑演示：强行将受害者的双腿一字劈开

二零零二年末，我去同修家，被在那里蹲坑的警察绑架，他们把我劫持到分局。当时有六、七个人。我的双手被反铐着背到后面，双腿被劈开到极限，同时双脚被绑在椅子上，椅子上都坐着警察，还有两个警察坐在另两面，头上被扣着一个东西，他们敲打着这个东西镇我耳朵，再用烟头熏鼻子。他们就在一旁观察着，其中一个说：还能坚持呢！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晕过去了，在晕过去的一刹那我听见了肌肉被撕开的声音，过后看到，腿的内测已青紫。

中共黑狱酷刑演示：铁桶敲头

他们看我晕过去了，就用凉水往头上泼，我慢慢的醒了过来。他们又用笔夹在我十指中间，一只手夹两个，然后两个男警察一人把住一只手用尽力气使劲捏，当时我痛的叫了起来。这时，有个警察拿我的脖套塞到我的嘴里，试图不让我喊出声。当时分局局长在旁边看着。过了一会儿，局长说：“好了”。当他们松开手的时候，我的手耷拉着，已没有知觉了。那个局长说：动一动。过后看到被夹过皮肉的地方都破了。局长又让他们找来两个很硬的东西，说是要往我脚底下扎（这样往穴位上扎，人会受不了）。他们就往穴位狠劲的扎，再用劲划，脚底也被划破了。过后，有一个警察问我恨不恨他。我说不恨，因为你们也是被欺骗的，也是受害者。

三、十年人间炼狱

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在异地想去探望一位从劳教所出来的同修。晚间六点多钟被警察绑架，当晚我被送进了看守所。我心情沉重到了极点，不仅仅是我失去了自由，我想起了年迈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

他们将我提外审，在看守所的健身房，他们昼夜不让我睡觉，每晚都有五、六个警察。他们把我铐在凳子上，看我要犯困的时候，就往我的头上浇冷水，冷水从头上流到衣服里，东北二月的天是最冷的，我被冻得出现了痔疮的症状，像针扎一样的痛。我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白天时我看到窗台上落的鸽子都很羡慕！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凉水

有一个女警察，四十多岁，她对我说：你要不吃饭我就把你的眼睛捅瞎了，说着就用手指往我眼球上捅，我闭着眼睛，当时感觉眼睛很痛。她的表情是那么的邪恶狰狞。

他们又把我的头发用绳子绑上，另一端绑在上面吊着。还有一个男的，用穿着皮鞋的脚踢我的头和腿。我没屈服，因为我修炼的是“真、善、忍”没有错，他们只是被邪党蒙蔽的人。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讲中共怎么封锁网络，不让他们看到法轮功真实的一面；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们师父在书中讲了自杀是“有罪”的，所以自焚不是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所为。是官方造假，蒙蔽你们百姓的。有很大一部份警察听了之后，都不做声。当时绑架我的那个片警很同情我，说了一句：“早知道这样对你，我不抓你好了。”我听了从心里为这个生命的觉醒高兴。半夜里，我跟看我的警察讲真相。后来我跟他说：“来这里，你们明白了真相，我也没白来”。我心里有了一些欣慰。

他们整天整宿的不让我睡觉，于是我绝食抗议。绝食到了第四天，他们就想给我灌食，并把我拉到市医院，给我做了心电图、量血压，还跟大夫说我是杀人犯，好掩盖他们的罪行。我小声把大夫叫了过来，告诉他：我不是杀人犯，我是炼法轮功的，他们迫害我。医生听后，便说：“你回去吧，好好吃饭，有事再来。”当时分局想让医生给我灌食，医生没同意。这样他们又给我拉回了看守所。后来他们录所谓口供时，我没配合，什么都没说。他们给我下了批捕令。在没有任何依据的情况下强行给判了十年。

当我接到这个消息后，我真的无法接受。这十年意味着什么，父母年迈，能等到我回家吗？孩子那么小怎么办？极度痛苦！我写了上诉书，写到：我修炼法轮功对社会、对国家都有百利而无一害；修炼中我怎么按“真、善、忍”做个好人。我让看守所转交给法院。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来了通知，说维持原判。

被投监的前两天，母亲和姐姐来探望我，说父亲听到我判了十年这个消息后病倒了。天真的儿子还不知道我将要离开他，这十年中，听母亲说：有一次到幼儿园去接儿子时，儿子看到其他小朋友见到妈妈来接时，喊妈妈，儿子也跟着喊。我母亲说：“她不是你妈妈。”儿子当时就哭了。

我被送进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当天，看守所没有通知我的家人。到了女子监狱就把我隔离，强制转化。对我用尽了各种手段，从身体和精神上摧残我。天天给我播放污蔑、诽谤大法的录像。逼坐小凳，从早上五点就让起床坐小凳，一直到晚上十一、十二点才让睡觉。坐在小凳上，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其余时间都不能动，那个小凳不是正常的小凳，它非常小，坐上后每时每刻都承受着身体的重量与小凳间因不协调造成的挤压的痛苦，那是让人觉察不到的酷刑。有的法轮功学员就因此被迫害，腿残疾了，不能走路。还有的坐的臀部溃烂，血肉和裤子粘在一起，还天天逼迫在那里坐着。在那里没人敢跟我说话，个别同情我的犯人，也是偷偷的私下里能跟我说上几句。我在九监区就这样被迫害了十一个月。

二零零八年五月份，我被关到了三监区。三监区虽是生产监区，以生产为主。但平时我就在监舍里，监舍大概有七、八平米，共住了十二个人，上下铺，不能去外面。一年四季除了家人来探望才能出去，平时就在监舍里呆着。还有专门看着我的一个人（所谓“包夹”）。有的法轮功学员有两、三个人看着，这些包夹都是犯人。有杀人犯、抢劫犯、诈骗犯等。我在三监区呆了三年多。

二零一二年七月，我又被转到了九监区迫害。当时听说全国各省监狱“六一零”的警察四处监狱走动迫害转化法轮功学员。他们一宿宿的不让我睡觉，又把我绑在床上。当时我的腿肿到了大腿根，根本穿不上鞋，上厕所蹲不下，几乎站着上厕所。十月初放假过后，他们把我送进了监狱小号，当时十月份，小号屋里很阴冷。手脖和脚被铐在地环上，不给打开，二十四小时就这么铐着。地环离地面十多公分，站不起来蹲不下。上厕所也不给打开，一天给吃两顿很稀的稀饭，非常饿。晚上睡觉没有被褥，冻得我就蹲着睡，睡着了就摔倒了，一宿不知摔了多少次。十五天才回到了九监区。

过了几天，姐姐来接见，我怕姐姐看出来什么，就强颜欢笑。姐姐说：“上个月和你儿子来见你，没让见，就回去了。”我没说什么，不想让家人知道难过。十一月份又把我弄到了十一监区。十一监区也是迫害法轮功的又一个监区。那里没有监控，我很恐惧，不知道他们又要对我做什么。十一监区的生产车间就在监舍里。每天我都在灰尘和焦味中度过。当时大队长想让我们法轮功学员干活，并恐吓说不干活就送小号，我们都没有配合。过后他们送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去了小号，也就不了了知了。

四、家庭破碎　慈父离世

二零一三年年末，有一天晚间我做了个梦，梦见父亲在病床上躺着。醒来后我觉得很不好，有一种感觉告诉我，父亲有事。

过了半年多，母亲来接见，母亲快八十的人了。我有七年多没见母亲了，看见母亲七年多为了照顾孩子和父亲老了很多。我不知心有多难受，我哭了。但母亲很坚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下来。

母亲的到来使我猜到了父亲可能去世了。因母亲一步都不能离开父亲，父亲需要人照顾。接见回来时，我心里很痛苦，在心里喊道：父亲呀，您为什么不能等我回来孝敬您对我的养育之恩呢！

这十年来，我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迫害，我的家人也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精神折磨和经济损失，从九九年“七·二零”迫害开始到二零一六年家人就没有团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