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下午，河北省雄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正副大队长的郭军学、张保中带领十几个警察突然闯入善良妇女杜贺先租住的院落，不由分说的把杜贺先和她妹妹杜爱仙的胳膊和双手反铐到身后，架上一辆警车，直接把姐妹俩劫持到距雄县县城二十多里外的昝岗镇派出所非法拘禁和审讯，把杜贺先按在地上拍照并强制按手印。杜贺先被郭军学等人劫持到位于保定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

四十多岁的杜贺先女士被绑架后，一直绝食抗议迫害，现在已经三十多天，身体已经非常虚弱。在此期间，家属多次到国保队找郭军学要人，而郭军学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而且说自己做不了主。

杜贺先（杜贺仙），婆家是雄县雄州镇古庄头村，娘家是西侯留村，在江泽民发动的这场对修炼“真善忍”法轮大法的群众的迫害运动中，像杜贺先这样被迫害的好人，可以说是千千万万。事实上，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好人，不仅是合法的，而且应该受到表彰；法轮功学员根本就不应被抓、被关押。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教人以真善忍为准则修心向善，福益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在短短的十几年已传播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各个民族，各种肤色的人。

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败坏了社会道德，同时也使中国的法制越发黑暗，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灾难，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法愈合的伤痛，今日中国“假、恶、斗”遍地，道德沦丧，贪污腐败，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试想一想：不让做好人、做好人遭受迫害的社会，可不可怕？你愿意你的孩子生活在那样的阴霾社会吗？

以下就是杜贺先女士曾经自述她一家的遭遇：

我们家因修炼了法轮大法受益，一个曾面临家破人亡的家庭，重拾幸福。可是由于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起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使我们本应幸福的家庭，又陷入了长期被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的苦难人生。

一、法轮大法救一个面临家破人亡的家庭

我的生母在我十七岁时自杀身亡，我在家里是长女，只好辍学。母亲自杀的阴影一直笼罩着我们全家，我和妹妹弟弟都在思想中深受其影响，一有过不去的事就想到自杀，妹妹更是严重。后来继母到了我们家，虽然继母人很开通，对我们也不错，但因与父亲不合经常吵架。那时真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还经常闹离婚甚至闹自杀。他们俩人更是病魔缠身，天天不是这个药，就是那个药。妹妹也曾因这个家庭压力，轻生喝了三次安眠药，真是家无宁日苦不堪言。

我二十一岁时与丈夫认识，当时就想快点结婚吧，快些离开这个家。二十二岁时我结了婚，婚后的几年里，丈夫因为年轻好玩，经常夜不归宿，为此我们夫妻经常闹矛盾。因为夫妻不和，心中非常苦恼，自杀的念头时常泛起，可是面对幼小的孩子也只好作罢。

一九九六年，当家人向我介绍法轮功时，告诉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当时就想，只要修了真、善、忍不打架，家庭和睦就好啊，为此我修炼了法轮功。自修炼以后，我学会了忍让，当丈夫发脾气的时候，我不和他争吵，等他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再和他讲道理。丈夫和我说话总带“妈的”、“妈的”的口头语，为此我时常气不过，多次为此吵架争执，他也不改。修炼后，我不再和他计较，心里平衡了。不知什么时候我发现丈夫的毛病也改了。

更可喜的是，由于父亲、继母、妹妹、弟弟都修炼了法轮功，我的娘家也安定了。我们都学会了为别人着想，继母和父亲不吵架了，二老的身体也无病一身轻了。妹妹也明白了，此后不再做自杀的傻事了。

弟弟修炼了一段时间后，跟我们说起了他以前的一段往事。他曾患过象牛皮癣一样的病，从手上不断扩延到手腕，几次跟父亲、继母和我说过，但是家里整天吵架，没有人理会，他非常伤心。后来两个大腿间都长满了癣，那时他十五、六岁正上初中，正是要好的年龄，由此他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后来他和家里人一起修炼了法轮功，不知不觉中牛皮癣消失了，这使他非常高兴，才和我们提起这件事。

当时听了弟弟的叙述我感到非常后怕，猛然想起弟弟在夏天无论多热都穿着长裤，那时我还取笑他：这不是傻呀，大热天还穿着长裤。而他总是一句话不说，不做任何解释，原来是这么回事呀。后怕之余我又无比的庆幸，幸亏修炼了法轮大法啊，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是法轮大法救了我们这个几乎面临家破人亡的家。我们一家人沐浴在法轮大法的恩泽中，幸福的生活着。

二、坚持修大法做好人　一家人遭受严重迫害

可是自从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利用中共的权力，利用政治、经济、军事、政法、宣传、外交等国家的权力，利用法律之外的“六一零”非法组织，疯狂迫害法轮功，导致近一亿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我们家也未能幸免，我和继母、妹妹都遭受了严酷的迫害，对我家人、我娘家人都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下面就我自身遭受的迫害做一简要叙述。

一九九九年十月十五日，作为受益于法轮功的我和继母、妹妹，为了给法轮功说一句公道话，我们一起去了北京上访，我们想这是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谁知到了天安门，只因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就被北京便衣绑架，当时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丰台体育馆。后来我们被劫持回雄县当地看守所，遭非法拘禁。当时的政保科长是赵××（现已退休），非法审讯我的是公安雇用的无业游民沈刚毅，他当众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拿走了我身上所有的钱。他们还抄了我的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就这样我被非法拘禁一年零一个月。当时我的儿子只有六岁，被非法拘押前从未离开过我，孩子突然失去母爱，对他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由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制造的全国恐怖气氛，加上世人受电视宣传毒害后对法轮功的歧视，给丈夫造成无形的压力，他只得带着孩子在我娘家居住，由孩子的姥爷照看。

当时由于继母和妹妹也都被非法关押，我娘家剩下的全是男人。他们经常苦笑道：一家大小七个光棍。（当时三姨也被抓，三姨夫也在我们家，外地的二姨夫也出差在我家，加上父亲、弟弟、小弟、丈夫、儿子七个男人）。父亲同时承受着妻离子散的痛苦，父亲无法安心出差，丈夫更是为了我能早些出来，花钱托关系，县委、公安局两边跑，这种苦难的日子他们过了一年多。我出来时家属还被雄县公安局政保科勒索了二千元钱，当时收款的人是政保科的赵大平。

出来后，日子过的并不安稳，每到中共开两会、“四二五”、“五一三”、“十月一”等敏感日，雄县“六一零”、公安局、十里铺派出所、城关镇政府、村委会人员就到我家骚扰。

二零零零年的一天，我在家中被突如其来的政保科警察绑架，还被非法抄走大法书籍，那次我绝食绝水抗议，三天后被释放。丈夫怕我再被绑架，给了当时的政保科长杨晓同五百元钱。同年五月十三日夜里，政保科人员又到我家绑架我，这次由于我事先走脱，他们未能得逞。

二零零一年四二五前夕，我在娘家住着又突遭绑架，他们抢走我的大法书，把我非法关在政保科一夜，次日把我送往当地的葛各庄洗脑班。当时的政保科长是杨晓同，洗脑班的主任就是当时在雄县检察院任职的邢凤军。

那个洗脑班的所谓“管教”人员几乎个个流氓成性，他们殴打法轮功学员，逼迫学员骂师父骂大法；敲诈勒索学员家属；扒光女学员的衣服殴打谩骂；用钳子夹妇女乳头；用电棍电击；用胶皮棍子抽打学员致使臀部腰部一片黑紫色；连续抽打嘴巴致使脸部青肿牙龈出血；多次拳打脚踢把学员打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泼醒过来；用香烟烧脚面；脚不沾地吊在大门上数小时；把笤帚棍放在地上强迫学员跪在上面，再用脚使劲踩背使两膝盖疼痛难忍。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们其中的三人多次对未婚的女学员实施性骚扰，口出污言秽语，甚至口出狂言：我即使强奸了你，你也告不了。这就是江泽民邪恶集团所利用来维持迫害的人。他们的道德标准在哪里？！真不知道他们要把法轮功学员转化成什么样，难道转化成象他们一样吗？在洗脑班里他们不让我穿鞋，把我用手铐铐在房廊的大柱子上。为了抗议迫害，我绝食绝水五天，他们仍不放人，后来我拼命逃出魔窟。（至今那些人也想不到我能翻过那么高的墙）从此开始了长达八个月有家难回、流离失所的日子。

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三日在流离失所期间，我到北京为法轮功申冤，在北京天安门门洞，被北京警察强行绑架，后被绑架到大概是北京房山一派出所。因为人生地不熟不知道准确地址，那里的警察对我刑讯逼供，夜里他们三四个警察围着我，其中一个裸露着上身，坐在椅子上，把双腿担在我的肩上，戏弄我。他们用电棍电击我，主要电击我的脖子和前胸。就这样我被整整折磨了一夜，脖子上的皮都电击焦了，里面的肉都露出来了。次日他们才把我送到房山看守所，三天后，那里的看守人员看我伤情严重，通知派出所把我接出来，他们把我带到等公共汽车的路上，让我自己坐车回家。看守人员归还了扣押我的一百多元钱，当时我也没看就装进兜里，坐车时才发现里面有一张五十的假币。

二零零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我正在娘家居住，中午时分雄县公安局政保科长苏士亮、警察赵大平等闯进我家，不由分说要绑架我，我以死抗争才使他们退去，但是我的大法书被他们抢走，而且偷走存款两千余元。

二零零六年十月十日，我和同修王小书一起，与被保定劳教所关押的一同修的家属，到保定劳教所去看望被关押的同修。劳教所不让我和王小书进去，我们只得在外等候，却被早已布置好的保定南市区公安局警察绑架，当时的主谋是政保科长王振友。他们三次强制搜我的身，抢走我身上带的一千多元钱，未出具任何手续。次日我们被关到保定看守所，在那里我绝食绝水抗议迫害，在看守人员的示意下，犯人捏着我的鼻子给我灌食，晚上值班时轮班看着我不让我睡觉。那次我被非法关押了十九天，后被劳教。十月二十八日被送至保定劳教所，因不符合收监标准才被放回。那次家人为这事被他们勒索了两万多元。

三、阳光必将刺透阴霾

一个有良知的律师在辩护词里写道：“法轮功从传播以来，尤其是从被非法打压后，真实的坚守着真善忍的理念，展现着超越守法之上的道德标准，十七年来虽然面对侮辱嘲笑冤狱酷刑，他们坚持怀抱善意，承受着漫长而巨大的苦难，按照真，他们揭示讲述着真相，按照善，他们惨遭迫害而无怨无恨，希望唤醒世人的良知，拥有美好的未来，按照忍，他们忍受着苦难，割舍个人的所求所得，坚守着和平，理性，他们忍的坚强不屈，无所畏惧。他们相信正义真理必胜，十七年来从来没有以暴易暴、以怨抱怨，全国没有发生过一起法轮功学员因遭受迫害与不公而采用暴力或非法手段鸣冤雪耻的事件，这是一种怎样的舍身救世精神，这是一种怎样的大慈大悲情怀？所展现出的境界甚至已被看作中华复兴，道德回升的希望。定罪这样的好人，打压真善忍信仰，就是无视自己的良知，在摧毁人类的普世价值，毁我道德，毁我美好，毁我希望！”

杜贺先女士说：“在这么多次的迫害中，当我和家属质问那些执行迫害的人：我们也没犯法为什么非法抓人？他们回答最多的就是：上边让我们干，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上边”是谁？

“这一次次的迫害，作为修炼人我都能忍受，痛心的是家人在这场迫害运动中，他们整天为了亲人的安危担惊受怕，经济上遭受着巨大损失，精神上遭受着痛苦折磨，为了我的安全，直到现在都不敢在朋友、亲戚间公开我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所以我一定要控告江泽民这个罪魁祸首，把其绳之以法，彻底结束这场迫害。

“我要告江泽民不只是因为我个人所遭受的迫害，告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个恶徒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陷入了巨大的危难，让可贵的中国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道德危机。对“真、善、忍”的打压所引发的道德崩溃，直接使整个社会在混乱与动荡中沦陷。中国人每日被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假货假药、废水雾霾包围，而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人类道德的沦丧。而这场迫害运动十八年来打压着修心向善的好人，同时不可避免的、极大的助长着、放纵着人的私欲、野蛮、残暴、无人性。”

二零一五年五月以来，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控告江泽民的大潮，目前已有二十多万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除第一轮对级别高的战犯审判外，在以后举行的十二轮审判中，主要起诉的是为德国纳粹帮凶的企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医生等等，一些被强迫执行纳粹命令的人员也被判了绞刑。当年希特勒罪恶政策的执行者、帮凶无一能幸免，而且漏网者被终生通缉。历史启示人们：执行命令决不会成为犯法逃脱惩罚的借口，哪怕是上级命令，你也决不要触犯法律！

联想到现在，有些执法、犯法人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时想的或说的一句托词：“执行上级命令”或“为了工作”等，显得多么苍白无力和没有法律依据。如还不悬崖勒马，当正义回归、报应来时，等待他们的也将是可悲、可耻的下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正如阳光必将刺透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