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马佩芳诉述他所遭受的迫害：

我叫马佩芳，饶阳县故城村人，今年七十岁。从一九九九年年底到二零零四年，我家就没安生过，警察年年到我家抄家、骚扰，一年好几次：每到敏感日、十月一日、一月一日，过大年也不放过，公安局和城关派出所警察在我家蹲坑监视是常有的事。不分白天黑夜，也可能深更半夜，他们就象土匪一样，吆五喝六的强行进家乱翻，天花板、棉被、炕被、衣柜里衣物……被翻腾后扔得满屋都是。

有一回，半夜又到我家，正要翻墙进院，我儿子忍无可忍，抄起棍子自卫，“你们谁敢再进来，我就敢拿棍子敲死你们！”其中一人赶紧说：“别别！我们也是没办法，上边非要来！”

二零零零年八月底，因为有人给了我一张法轮功真相传单，公安局国保警察国某某、宋某某就关押了我八天，非法罚款一千元。

饶阳县看守所带血的“玉带豆”

二零零四年我五十七岁，九月底的一天下午，我播种完麦子，晚上刚到家还没吃晚饭，公安局伙同城关派出所十几个人，大约四辆警车，到我家，我的亲人们极力保护我，阻止他们抓捕我，亲人们被推搡开。

我被非法关进了饶阳看守所，在那里被强迫做奴工，拉（用刀子割）蚕豆。给食品厂家用刀子拉蚕豆（据说以出口日本为主）。用一种特制的刀，这种刀的刀板宽约二寸，长约一尺二，厚约一寸，一面固定着两个刀片，把发泡煮好的蚕豆在两个刀片间一蹭，就在中间割出一条带状的刀痕，再用大拇指指甲把两头的硬皮勀掉，只留中间，象一条带子缠在蚕豆的中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玉带豆。可它却是无数人的噩梦。

被非法关押的前三天，拉蚕豆随意，不给具体数、不定量。第四天，我没能完成“任务”，晚上被犯人暴打一顿，把我脱光了，用玉带豆刀板打我，差一斤打一下。不让打，几个犯人就摁着我打。我是个要强的人，努力地干活，手被刀片割破无数次。

七、八天后，我的两个大拇指指甲盖都变黑、化脓了。十几天后，用手一拿，两个指甲盖都脱落下来，不停地流脓、流血水，钻心的疼。我恳求看守所所长孔某某别让我干了，孔所长一口回绝：“这不是慈善机构，不是养老院，黑指甲的多了！”

没办法，咬牙坚持着。晚上休息时，我把指甲盖拿下来，装兜里。早上一起床，赶紧把指甲含在嘴里，让卷曲变形变硬的指甲变软。在干活前，把指甲掰平掰好，用胶布把脱落的指甲死死地缠紧，固定在两个大拇指上，依然用这两个“指甲”去勀蚕豆皮。

因为缠得太紧，两个大拇指总是黑紫黑紫的。俗话说：十指连心。那个钻心的疼，每勀一下都伴随脓水、鲜血，把每个白色的玉带豆都染成红色，每天都是满满的一大盆红色的玉带豆！旁边的犯人说，“看咱们的豆是白的，马老头的豆是花的”。

我因为手指疼得厉害，天天完不成任务，天天挨打。后来有人看我年岁大了动了恻隐之心，改用鞋底子打我。有一次，我差十七、十八斤没完成任务，我不同意，要打就打死了。犯人们就要我“架飞机”。 “架飞机”就是把牙刷柄在水泥地上磨尖了，尖头顶在头顶，毛刷头顶在墙上，猫着腰撅着屁股，两只胳膊，往背后翘着，时间长了手就坚持不住，一耷拉下来，犯人们就从背后一抬我的胳膊，那个牙刷柄的尖一下就扎进头皮里……

酷刑演示：架飞机

我还被“钓鱼”折磨过。犯人把卫生纸卷成长长的细纸卷（就象煤油灯的灯芯），一头插在尿桶里，一头叼在嘴里，什么时候尿到了嘴里什么时候才结束，才允许睡觉。他们认为听话的，纸卷就卷得短；不听话的纸卷就卷得长，蹲在地上蹲了半宿。

在进看守所之前，我的小腿受外伤，在看守所，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高强度的奴工劳动、紧张疲惫的身心，我的腿迅速变黑变肿，晚上休息后，我天天就用手自己捏腿，结果从伤口往外冒黑血，用了一卷卫生纸才挤完了黑血。犯人们说：看，马老头放血呢！

一天晚上，在我被安排值班两小时期间，我心脏难受得厉害，坚持不住，坐在炕沿上想要休息一会，刚坐下，就被看守所警察刘某某从监控里发现，他把我吊铐在后窗户上，我说，我认识你爹。他说，认识谁也没用。我的双手被手铐铐在后窗户的铁棍上，两只手举在头前，铐了一宿，别的犯人起床了才把我放下来。当时胳膊都肿了。

孔所长、号长、犯人都说：对你们法轮功不讲法律、不讲政策。上边怎么说，我们怎么做。

在衡水公安局桃城分局遭受的折磨

十月十五号左右，早晨国保头子高某某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把我送到衡水公安局桃城分局，把我移交给了一高一矮两个警察，我说：我没有犯罪‘我不是犯人，按真善忍做我没错。他说，你知道这是哪吗？二话不说就开打。

那个矮个警察（饶阳人），用一硬皮文件夹不停地反正抽打我的左右脸，打到大约二十多下我失去知觉。醒来时，矮个警察正用拇指和中指弹我的头，测试我有没有知觉。他说，他X的，两个多钟头了，你还没知觉吗？！

我的右手右脚被分别铐在墙上，因手铐没锁死，他一推我，手铐就紧一扣，就咬我的手腕一口，胳膊手都变得又红又紫。疼得我跟他们极了，说你们打死我吧，打不死我就自己撞墙撞死。他们还诱惑我，让我出卖别的大法弟子，说：“你说出俩人你就没事了，说出三人立即放你回去。”我不会说的。

就这样我的胳膊几年后还是红的。他们还打我，扇耳光，用脚踢我，用脚碾我的脚趾头，躲也躲不开。

下午，七八辆警车跑到我家的果木园翻了个底朝天（找打印机），没找到。晚上，回到衡水，换个方式继续折磨我。他用一根不锈钢管，打我的小腿明骨，因此处没有肉，钢管打上去钻心的疼，他问我，我说不知道，就敲我一下。我是一个硬汉子，没求饶，没落泪，可这种折磨让我难以承受下去，生命的承受到了极限，生不如死。如果开着窗户，那时我会毫不犹豫地从楼上跳下去……

整整一天一夜，他们看从我这里没拿到他们要的情报，又拿来一种刑具：一个木板，上边固定了十个套子，能套住十个手指，再固定紧，从指甲钉进十个大头针，再用点燃的蜡烛烧烤大头针露在肉外面的部份。我说：你们打死我得了！我不配合，他们只好作罢。那两个警察离开了。

高某某就去叫我，“天快亮了，咱们走吧。”我说：“你把我送进来就不管了，他们要打死我了，你也逃不了干系！”回到饶阳，又把我关进饶阳看守所，天亮了，犯人们开始干活了。

我要求号长睡一会，一天一夜没睡，号长不干，我说：我很困，拉破手了谁负责？！有犯人问：老头，挨打了吧！他们说：白眼珠子都成红的了！他们都是“过来人”，深知中共警察的心狠手辣！

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因为我心跳达每分钟一百七十八次，又因为我得过肝炎，高阳劳教所拒收。他们索要九千元，实际，各方勒索、敲诈，加之儿子怕我受罪主动送礼共计一万五千七百元。

就这样八十七天后，我回到家里。一照镜子，发现我的右眼下方依然有被用文件夹打脸后，毛细血管破裂后留下的红血丝。直到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一小片红血丝没能褪去。

北京奥运前被绑架勒索

有一年的敏感日，有消息传来，他们又要来骚扰，我被迫晚上不敢在家睡觉，住在地里的窝棚里，一连好几个月，直到冬天下了雪，实在是太冷，冻得不能忍受了，才找个安全的人家睡觉。

二零零八年七月二十五号左右，北京奥运前，我六十一岁，饶阳警察再一次无故闯入我家，警察多达二十多人，气势汹汹。就因为我家安装了一个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的“大锅”，我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劳教一年，又是明着勒索九千元，实则达一万五千～一万六千元。拿钱放人，不拿钱就送劳教。共计三万多元。

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如果每亩地年收入一千元，那是三十亩地的纯年收入。这三万多元，这都是我们老俩口省吃俭用和老伴四处借来的钱，好几年才还清。

二零零八年回家时家里给的吃饭钱大约二百元钱叫我在单上写清；写完后就往外推我。我说还没给我钱呢，所长们说不给，就这样把我推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