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六年十二月，我十岁，小学三年级。一天傍晚放学后，我随母亲去大法炼功点给亲戚送东西，正巧赶上炼功点在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出于礼貌，我和母亲不好意思打扰，便在亲戚的示意下坐下来静静等候。我听到师父讲“铺开讲，法很大。到了极高点上去讲，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法就象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忍，显现到各个层次就极复杂了。”[1]我坐在那儿越听越想听，闭上眼睛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景象：湛蓝的天空，两尊打坐的佛像，三扇敞开的天门（准确的说是门框，没有门），我感觉很美好，也觉的很神奇，并把感受分享给了母亲，于是，接下来的几天我都跟随母亲一起到炼功点观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就这样我和母亲幸运的得法了。

我十三岁，小学六年级，突如其来的造假新闻铺天盖地。临近毕业的前几天，小学班主任把我叫到她的家掩门长谈，让我放弃修炼法轮功。她的理由简单而霸道：“我相信你说的（大法好），但这是政治问题，政府不许炼了，你还小，不懂，以后就不要炼了。”是啊，那时的我还小，不懂“政治”是什么，不懂政府为什么不让人信“真、善、忍”，不懂为什么我们都必须听政府的，甚至连“政府”是什么都还搞不清楚，我只知道“真、善、忍”好，按“真、善、忍”做没有错。我就要一直信下去。

二零一一年七月，我二十五岁，硕士毕业了。我是一名师范生，那几年毕业生想進中小学做老师很难，想進高校任教更难，除了对自身“硬件”的要求外，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有钱、有人、入党”。这三样于我都不沾边儿。幸好，我自身的“硬件”还不错，因为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事，大学期间我拿到了所有为本专业学生设置的“奖励”：综合排名专业第一，省市级优秀，各种奖学金，因为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人，得到了身边很多人的认可与支持：投票选举全票通过，硕士学位提前一年拿到，最后我的导师极力推荐我留校任教。就这样，我在没找人、没花钱、没入党的情况下，顺利留校工作了。毕业当天就上岗，成了老师们的同事，同学们的老师。

记得我去校人事处签就业协议那天，刚踏进人事处的门，包里的手机突然自动播放出音乐，是乐曲“得度”。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是大法“真善忍”给了我这一切。

二零一二年八月，我因家庭原因换工作到了一所专科大学。第二年根据单位领导安排开始教授职业培训课。刚开课时，身边同事善意的提醒我说：“听说你教××课了？你知道这门课有多难吗？我上学的时候都学不懂（同事是国内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别说这些高考才考二百多分的孩子了，你胆子真大啊！”教研室主任对我说：“咱们这门课比较难，通过率在百分之五十左右，你刚过来，达不到也没关系，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就可以了。”我没有想“通过率”，只知道自己是修炼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做一个好人，对工作负责、对学生负责。

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与学生真诚相处、坦诚相待，站在他们的立场和角度考虑问题，课下时间，我利用网络在线给他们答疑，无论多晚只要他在学，有问题，我听到留言提示都会给他们一一解答。我没有因为他们入学成绩低，就否定他们，我会尽力把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他们。由于是物理学相关专业，课堂上，我就结合专业知识给他们讲真相，给他们讲相对论告诉他们神的存在；讲物质不灭时告诉他们不能随意发誓承诺；讲电磁波引出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通过板书汉字跟他们讲传统文化……学生们都非常愿意与我交流，很喜欢听我的课，有时我正讲着，下面就会有同学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此起彼伏。

我带的班级接连创造“奇迹”，连续多次通过率100%，最高成绩达到97分。主管单位领导对于这些成绩倍感惊讶，打电话到学校询问这么大的“反转”是怎么回事。一些同事私下询问学生我是怎么教他们的，学生们就打趣的回复说：“因为我们老师授业、解惑，还传‘道’！” 一个生命，当他认知到“真、善、忍”并以此指导自己的行为时，他必定有所成。作为学生，我上学的时候如是，我的学生亦如是。

二零一七年，我三十一岁，是我得法的第二十一个年头，此时的我已经从一个十岁的孩童成为了一个四岁孩子的母亲，从一个年少懵懂的小学生变成了桃李天下的大学讲师，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大法小弟子成长为一个坦荡前行的正法时期大法徒。二十年，对我来说，时间改变了很多东西，然而，贯穿始终的是心底那份对“真、善、忍”的坚持与守护！回顾成长之路，想起师父《洪吟》中的<圆明>：

感恩师尊慈悲苦度！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