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章监狱严管队开始对我使用的是温水煮青蛙，层层加压的“转化”迫害。严管队分强化矫治和关禁闭两部份，强化矫治的监室是十几个囚笼组成了一个马蹄形的刑罚、训练场。囚笼式的监室三面仿瓷灰墙，前面是铁门铁栏，上面是透明玻璃钢盖顶，警察踩在头顶上监视。每个囚室里都关押着严管犯，有戴“工”字形手铐脚镣的；有吊挂在铁门栏杆上的；有弓腰定刑站桩的；有面壁的；给人一个相当恐怖的气氛。

我被关进靠近公共厕所的九号囚笼，正值酷暑高温天气，南昌地区气温当时高达摄氏40度以上。我穿着短衣短裤整天整夜汗流浃背，在又脏又闷热又潮湿的囚笼里，白天都是蚊子飞舞，晚上我更是被蚊子咬得满身是疱，根本无法入睡，几天几夜熬煎下来，真是疲惫不堪忍耐。

我看到仿瓷墙上到处是斑斑血迹，还有用指甲刻出来的两个大大的“灭”字，我想这一定是前期的法轮功学员留下来的。心里油然而生一份悲怆和敬意，是的，这两个灭字是“天灭中共”、“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的“灭”，我一定加紧发正念，清除邪恶迫害。

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务犯刘红军把我的衣被全抛弃了，说是监狱囚衣囚被全配套发放，并且要我整天整天的坐在小塑料凳子上背监规，又逼着我写思想汇报。我就写修炼法轮功无罪，我没有任何犯罪的动机，也没有受害者对象，等等真实文字。分管法轮功的警察罗南生找我谈话，我也是这样说，并跟他讲了不少法轮功真相。

监区大队长张骏和教导员吴京生分别找我谈话，开始给我加压迫害。每天要我在高温太阳底下跑步、走队列、单脚着地定型站桩半小时、一个小时的面壁思过、让我挨饿，每餐只给我小半碗稀粥吃，迫使我不得不绝食反迫害，这样他们就可以对我进行暴力灌食、打点滴等一系列的加重迫害。

一天上午十点钟左右，天阴沉沉的而闷得慌，看来要变天啦。面对高压迫害，我发着正念，鼓足勇气高喊；“法轮大法好”、“炼法轮功无罪”，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当空一个响雷在头顶上炸开，据说这突然袭击的雷电使高压输电变压器被炸坏了，整个监狱全部停电，阴黑得有些怕人的天开始下雨。两个恶警咆哮着从值班室冲出来，两个威猛的事务犯把我拖进厕所拳打脚踢，当即我的头顶就被墙角撞出一个窟窿，鲜血直流，这个窟窿到两个月以后才长愈合。有人大喊大叫拿胶带来，把嘴粘起来，立马我被锁到了老虎凳上，看着天下着雨，我的心也在流泪，我想老天爷都在流泪吧。

酷刑演示：老虎凳

三个事务犯包夹我，我不能跟任何人讲话，真是度日如年，帮我拿饭、打水的包夹是个湖南籍的杀人犯，叫肖未良，由于反迫害而袭警，被关到严管队来的。为了减轻痛苦，我只有找机会跟他讲真相，减轻迫害。渐渐地他明白了真相，说他曾经跟一个名叫杜长春的法轮功学员关押在一起，听讲过真相，认识到法轮功学员都是好人，他就偷偷地对我越来越好，开始给我松松的锁着脚镣，以免肿胀，又偷偷摸摸藏个馒头，怕我饿着，进而发展到晚上值班时，为我扇风，赶蚊子，天凉了还把衣服给我穿。

豫章监狱教育科的专教办主任向某，是贵溪人，将近五十岁的男警，伙同副科长孙晓明，男，吉安人，江西省农业大学毕业，四十多岁，他们是专门“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干。他俩专程监外调查，窜到都昌县政法委、都昌调查队我的原单位，还有我的家庭，找到相关领导和我家人，研究怎么“转化”迫害我。

监狱教育科的女警詹冬青，五十多岁，都昌县人，号称是豫章监狱犯人的“知心姐姐”，以监狱警官和都昌老乡的双重身份给我做思想工作，要我“转化”。我跟她讲法轮功真相，她自始至终都不愿意听，还从关心我这个老乡的伪善态，反转为威胁我说不“转化”要吃尽苦头，首先就是不让睡觉、关禁闭。

豫章监狱副监狱长徐国梁，五十岁左右，前后找我谈话两三次，甚至为了“转化”包括我在内的法轮功学员，还特意准备了一堂课，专门亲自讲解了两个多小时的《楞严经》。

我被带到监区医院验血，打吊针，教导员吴京生是九江市永修县人，说是要把我关进小号，亲自带我到医院体验，强行让我输液粉红色的药水，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强制让我吃药丸，其实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病史。

严管队几乎每天都会有发生撞墙、撞门、吞钉、吞螺丝、消极怠工、绝食上吊、自杀自残、打架斗殴、暴力流血，甚至是袭警的犯人关进来，也就有上大挂、上大刑、关小号等等呼天抢地的事情发生，如果有两天不出事，说明这还是不正常状态。在恐怖的气氛中，在每天的所谓训练、学习、体罚的空隙时间，我们还被强迫着做奴工活。

这期间，我就尽量避开到处都是的摄像头、监听器，找准机会跟严管犯讲真相，劝“三退”。记忆犹新的有江西省财政厅副处级罗贤榛，因冤案判刑，十多年来蓄发立志报冤，被强制剪发关进严管，他明白真相后说，自古以来监狱就关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而法轮功学员就是最好的人；江西省公安厅国家安全局的副科级廖晨辉，他原是网警专门在网上抓捕法轮功学员而遭报应，以贪污腐化被判十年，我们俩一个是法轮功学员，一个是抓捕法轮功学员的网警，同关在一起意味深长；赣南的赖金龙，因管生产线的线长犯人构陷迫害，继而又被警察殴打伤及内脏，诉讼不了，又自杀未遂，被关进严管队，我劝他退了少先队，后来据说他因为一直不放弃控告狱警，被迫害致死。

这期间，我也了解到严管队关押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在小号里，或者关在所谓的“总统套房”里，最有影响力的是陈向阳，被关在禁闭室几年遭受残酷迫害，几近发疯。每每来了一个同修，事务犯就会议论“又关进来一个邪教反革命”，我也亲耳听到禁闭室受折磨的嚎叫声音，隐隐约约听到过“法轮大法好”的呼喊。与此同时，我也亲历了那些滥施暴力的恶人也相应遭到报应的例子，如其中有一个叫吴永发的事务犯，听命以折磨别人为己快，遭报应双目充血而瞎。

每天历经着面壁罚站、背监规、唱狱园歌曲、跑步、走队列、定型站桩、做奴役、长时间正襟危坐小塑料凳、看洗脑电视录像的迫害，循环往覆、没完没了。一直以来，我又被剥夺了家属会见、打亲情电话的权力，一直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也不能购物。长期不能学法炼功，在与世隔绝的牢中之牢慢慢地磨砺着我的意志，我背不了《转法轮》，只能背《论语》和少量的经文，有一次，坐在小凳看监规时默写《论语》时，被监控的警察发现，罚我面壁思过。快到年终考评了，监狱为追寻“转化”率，把我关进禁闭室，继而关进所谓的法制教育“转化”班进行强制洗脑“转化”。

十月三十一日我被关进那又狭小、又阴暗、又肮脏、又潮湿的小号，里面只能容纳一张睡铺、一只便桶。头上面有摄像头由警察监控，事务犯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流看管，每隔三分钟在监视窗打卡监视，命令在押人面壁、静坐，不能吵闹乱动，更不能躺下。每晚十点半发放被子，早上六点收被子，睡着了也得每一个小时被事务犯叫醒，喊报告：“到！”

囚室内时不时的有蜈蚣、百脚虫、蟑螂、臭虫、虼蚤等爬来爬去，甚至还有老鼠爬到被窝头来，很吓人的。最恐怖的还是每当高贝分的马达噪声持续响起，我的心里就发慌发闷，头脑发胀发狂，中枢神经紧绷，整个人都要意志崩溃。在这持续的痛苦中我产生了绝望心理，这时有个声音在脑子里叫我撞墙去死，我想到师父说过自杀是犯罪，我说我不能，它说：“你死在牢房更能证实大法，死在外面反而没有意义。”每一天每一秒煎熬着度日，我都感觉到自己真的要死去，每当此时我在绝望中呼喊时，招来了姓常的恶警对我咆哮：“你不要在这装疯卖傻！”也招来过姓汤的恶警谩骂：“不要管他，让他去死吧！”与此同时，也招致事务犯对我的吼叫喝斥，也有事务犯默默地关照着我，有一个瑞金市的事务犯叫张海军，每晚的下半夜值班时，会偷偷地在我的监视窗口安慰我说：每个法轮功都会经历这样的磨难，你还是静下心来，总有熬过去的那么一天！

二十多天的禁闭室熬过去了，我又被投进为我专门开的洗脑班，在这个班上每天二十四小时我被强制坐在塑料小凳子上观看洗脑录像带，连篇累牍、重重复复地播放攻击大法与师父的片子，还有各方面的虚假与谎言。安排有八名包夹员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督阵监督我看录像、写“转化”材料，不让我打盹。

教育科科长孙晓明和专教办的向主任工作特别卖劲，甚至于下半夜还跑来施压要我写材料 ，还有二监区的大队长童某、六监区的大队长张骏参与监督，轮番施压。副监狱长徐国梁也来了，他们告诉我：“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还得“转化”，真“转化”也是“转化”，假“转化”也得“转化”，强制“转化”就是必须“转化”！不“转化”就一直办班下去，再关禁闭，直至迫害到死。

我已经九天九夜没让睡觉，臀部都被塑料凳磨破烂了，身心和精神饱受严厉的伤害。包夹我的熊彬、洪辉杰威逼我说：你一“转化”了就可拿到一个单项奖，减刑二十天，我们也可拿到帮教考核分，减刑五天。否则的话，谁都不好过。

由于长期脱离了大法，我没有了正念，各种各样的执着心都出来了，还有常人的各种情和不好的观念，加上主意识不强，心一不正，就彻底栽倒 了。随后我被发配到十六大队进行劳动改造。

这就是豫章监狱的所谓春风化雨般的政治思想“转化”教育培训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