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种环境中，接触了很多明白大法真相的人。他们中有成人和孩子，有汉族和彝族，有普通的百姓，也有企业高管。在中共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和严酷的打压中，他们保持了自己的正直和善良，对大法弟子没有歧视，而是支持大法，保护并帮助大法弟子。

下面讲几个小故事。

学生送我出校门

我因为坚持修炼，经常遭到当地公安部门和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骚扰。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我正在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几个县国保人员闯到学校找的我，要我配合他们到校长办公室所谓“核实”一些事。我不配合继续上课。他们指派一名做后勤的老师来说服我。我说：“我又没干坏事，有什么可核实的，叫他们不要干扰我的正常教学。”

这位老师悄悄告诉我：“清玉老师，你可要注意点，他们正在商量今天要带你走。”说完就离开了。这一切都被班上的学生们看的一清二楚，有的在窃窃私语，我看课是上不下去了，就趁此机会给学生们讲真相 （全班学生早明真相，全都退队了），揭露中共的邪恶以及对好人的迫害，孩子们听了义愤填膺，都替我着急，大家给我出主意：“清老师，您不能被他们带走，我们保护您！”看到孩子们如此纯真善良，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只说了一句：“谢谢你们！”

为了免遭绑架迫害，我决定暂时离开。

当上午最后一节课铃声一响，几十个学生便不约而同的把我围在中间，拥着我静静走出教学楼，一直护送到校门外，见我没危险了，他们才转身跑回学校。

事后听说，放学后，国保人员和学校有关领导把我班的学生留在操场上不让回家，向学生逼问我的去向。孩子们没有被警察和校领导吓倒，个个守口如瓶，都说“不知道”。

两个月后，当我再次回到学校的时候，孩子们看到我就象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男女生们都跑过来围住我，叫着，喊着，笑着，眼里噙着泪花，女孩子们牵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那感人的场面令我至今难忘。

企业高管：祝你们早日法正乾坤

二零零六年二月，我因给学生讲真相被人诬告，被国保绑架到县看守所。三月，我被转押到市看守所。监室里有三十几个在押人员，其中一个大姐叫米珍（化名），是一名企业高管。她很善良，学历高，人也很随和，从不欺负人，与在押人员关系很融洽，有好吃的总要分一些给那些经济困难的人。

我到监室的当天下午，她就悄悄对我说：“我这里有你们师父的经文，还有块手表和一床棉被，是你们的同修走时叫我替你们保存的，留给后進来的大法弟子。现在我全都交给你。”我听说有经文和手表（发正念用），真是太高兴了，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

看守所里规定在押人员每天做奴工——生产打火机。米珍手脚很麻利，总是超额完成任务，看守所还总给些食物、啤酒之类的让她们吃。她和身边的人都是明白真相的，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分些给大法弟子和其他人，我们买了吃的也回请她。只要有时间，我们就给她讲真相，她压根儿就不相信共产邪党会干什么好事。

有一次，监室里的在押人员活干的多，狱警叫厨房做了几份菜和一些啤酒送進来。吃饭时，所有的人围坐在一起，我端着半碗水，首先说：“祝愿大家身体健康，早日平安回家！并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你们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米珍端着酒碗回敬道：“我也衷心祝你们法轮功早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大家听了，全都发出愉快的笑声，接着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记得我快要离开看守所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在我的本子上留言：清玉阿姨，祝你早成正果。

服刑人员竖起大拇指说……

二零零七年一月十五日，我被劫持到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里面服刑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淳朴、善良、文化低且刑期较长，但她们的汉语说的很流利，容易沟通。她们的劳动任务重，天天加班加点，每天回到监室个个显得疲惫不堪，还要轮流做监室卫生，心理压力很大。

由于我不配合邪恶的转化，警察不准我出监室。我想：自己是个修炼人，师尊教我们在哪里都要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我趁机可以帮助她们做些内务，让她们轻松点，多挣工分早点回家。我就天天帮她们打扫卫生，不分民族，一视同仁，待她们收工回来后，我已经把全监室的饭菜分好。饭吃完了，我又帮着洗菜盆、水台和扫地。到了星期天，我又帮她们写家信并与之交流，劝她们安心服刑，以后不要再做违法乱纪的事，并用大法的法理开导她们。她们个个心悦诚服。接触久了，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背地里都说共产邪党坏，你们这么好不应该关在这里。警察给我安排的两个包夹人员心地都很善良，从来不去打我的小报告，还帮我说话，处处帮助法轮功学员传递东西，有时炼功还帮我们望风呢！

二零零八年汶川大地震后，我碰到一个老年服刑人员，通过交谈她得知我是一名法轮功学员时，马上露出惊喜的表情，她竖着右手大拇指笑着说：“法轮功，这个（最棒）！”

狱警帮我维权

二零零八年，我从二楼搬到三楼。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是该监室的狱警B值班，我要求见她，她说：“好嘛。”办公室里只有她在，她叫我坐在沙发上。我开门见山的提出了自己的要求。通过交谈，我感到她很善良，也很有修养，不象一般的警察对待法轮功学员那样粗暴和敌视。我就从自己如何得法讲起，一直讲到现在中共的迫害，她一直默默的听着，没有阻止我。过了半个多小时后，她抬头看了一下墙上的钟，对我说：“你别说了，她们（指去吃饭的警察）快回来了。”我知道她在保护我，虽然我暂时没争取到自己的权利，但这位明是非的狱警B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多次接触，我才知道她曾经分管过（迫害）法轮功，难怪她对法轮功这么了解，也从不参与迫害，她心里明白真相，而且她在服刑人员中有较好的口碑，犯人们都很敬畏她。后来我和她关系很溶洽。

监狱规定每个服刑人员包括已“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月可打一次电话，每周可买一次食品。但是对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既限制自由，也不允许购买食品，更不要说打电话了。

新年快到了，服刑人员都去超市购买过年的食品，大法弟子们有时饿了连充饥的方便面也没有，警察一旦发现就给搜走。

有一天晚上，包夹我的人员问我：“B警察问你打不打电话？”我一听，高兴的说：“当然打啊！”四年多了，我第一次与家乡的亲人通了电话。

过了几天，B对我说：“这些人（指狱警）也太没人性了，过年过节都不准人（指没“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买点吃的。清玉，我要帮你维权。”第二天轮到分队买东西时，她就叫包夹人员给我买了些食品回来。

新年过后，我即将结束冤狱回家。之前就知道很多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期满后就被当地派出所直接送到洗脑班继续关押迫害。

有一次收工后，我和B从车间出来走在后面，她真诚的对我说：“你出去以后就再也别到这里来了，你是知道里面的（邪恶）。”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是肯定不会再来了。”

记得出狱那天，本来是另一个狱警送我出大门，我见她来了，就叫她送我出去。她答应了，走时还帮我提包。到了大门口，她对来接我的所有人员说：“你们准备怎样安排清玉？”接我的人连声说：“直接回家，直接回家。”她又接着说：“清玉除了没‘转化’外，比哪个服刑人员都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