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五年，夏月轩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控告元凶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要求追究其刑事罪责。 以下是夏月轩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四次进京遭绑架：被非法劳教、两关洗脑班

一九九九年九月，我和一大法弟子甚红艳乘飞机来到北京。十月八日我到北京信访办，经过层层阻扰进到北京信访办，但北京信访办与驻京办（武汉办事处）互相勾结，串通一气，将我戴上手铐准备挟持回武汉，在驻京办他们将我的衣服脱光进行所谓的检查，将我的手铐在床上，到武汉后他们又将我非法关押在武汉民意卫生院楼上（甚红艳早已在里面），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对我监视居住，为了抵制非法关押，我绝食六天后他们将我放回家，在家他们对我监视居住。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中旬，我第二次进京上访，中途被街道社区两人（女，姓名不详）拦住，不让我走，她们通知唐家墩派出所、居委会，之后警察、户籍、治保、居委会等一大帮人逼问我是不是去北京，我回答他们到北京上访肯定要去，结果来的人全部起身将我强行绑架到派出所，当晚开车将我送到额头湾拘留所，将我非法行政拘留，在妇教所做奴工（做电池），遭过里面犯人的打骂，十五天后我被放回。

二零零零年二月中旬，我又到北京上访。北京警察将我送往天安门分局，由武汉驻京办将我押送回武汉唐家墩派出所，户籍胡酿对我大打出手，抓住我的头发往地上拖，当时就抓掉一指头发，我把抓掉的头发藏在棉袄里，作为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罪证。户籍胡酿还当着我的面用烟头烫大法师父的法像，这次，他们对我非法行政拘留，将我关在宝丰监狱。在里面我被双手吊铐一天一夜，脚不沾地，出监之前我口吐鲜血。

被非法关押近四十天后，我又被送到汉口火车站社会福利院非法关押、洗脑。江汉区二道棚洗脑班成立后，所有被非法关押在社会福利院的法轮功学员全部被转到二道棚洗脑班。他们把我作为重点单独关一房间，因为是私房，条件极差，遇到下雨天根本就无法住，夏天热的难受，蚊虫叮咬，还把仅有的通风的房门关上，武汉的夏天象火炉一样，我和其他大法弟子一样在这种严酷而恶劣的环境中煎熬着，而且还不让家人来接见。在里面强迫军训，强迫洗脑。不参加军训就要被罚。法轮功弟子付小云在里面就被迫害过。整天在外面被太阳烤，一晒就是一天，她以绝食的方式抵制洗脑班的残忍迫害，付小云已被迫害致死。我也几次绝食，身体骨瘦如柴，我拒绝参加军训，被抽调来搞军训的指导员毒打，他把我提起来往地上摔，我都六十多岁的人了，如不是修大法我也不会有今天健康的身体，就这样我的身体疼痛了好多天，这是人身的伤害和人格的侮辱，在洗脑班我被非法关押达八个月之久。

二零零零年十月中旬，我从二道棚洗脑班走脱。之后又来到北京，上到天安门城楼，在城楼上我打坐、照相，被警察连拉带推往下拽，将我推进金水桥边停着的一辆警车里，我被摁倒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人还没爬起来警察的大皮鞋就往我的背上踩，那几脚踩的我气都喘不过来。经过天安门时正有游客从里面出来，我突然起身坐到前排单个座位上，把警车旁边的玻璃窗拉开，大声喊出“法轮大法好”，警察冲上来对着我就是狠狠的一巴掌，“啪”的一声巨响，我差点被打晕过去。之后，我又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月，被非法关押在二支沟七处一所，八月十七日从这里又被送到二道棚洗脑班非法关押。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被非法劳教一年。在何湾女子劳教所，我被严管，受尽折磨。身边两个包夹犯人寸步不离监管，长期坐在小板凳上拆纱头，纱头又脏又乱，拆的纱头灰尘又大、又臭，指甲都拆破、变形，每天超强度劳动十几个小时，双臂疼的不能入睡，爬起来坐着都不让，由于长期坐在小板凳上，背都坐驼了，完不成任务就受罚。劳教所经常给犯人灌输污蔑法轮功的文章、造假音像，看后还要强迫写感想。我因为不写感想，全监室人都不让睡觉，挑起犯人对我进行攻击。在里面吃不好，由于紧张的作息时间，每餐的饭菜我没吃完就要洗碗、点名进车间劳动，我在里面没有任何自由，没有接见日，生活上的日用品都不让买，我身体瘦的很厉害，被折磨的咳血、吐血。在监室，有同修因炼功遭犯人毒打，我因为出来制止而受罚，挨打，罚站，我就走出监室在走廊炼功，被值班犯人报警，警察一大个子犯人将我手臂提起，反扣着往上拉，并按住不动，头对着墙不能动。我不喝感冒汤药而被里面的女警调戏，这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劳教所用各种手段强制法轮功学员“转化”，那一年被非法关押在何湾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很多由于承受不住酷刑折磨而违心“转化”了，劳教所派很多“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来作为的“转化”，包括男队的学员，我不接受他们“转化”的理由，并从大法法理上引导他们走回大法中来，这也是大法开启我的智慧。在劳教所，我真感到度日如年，一年期满由所里派车将我接出。

被迫流离失所

从何湾劳教所出来后，“六一零”人员和派出所警察企图绑架我并非法通缉我，为了不给社区、街道、单位带来麻烦，我在外流离失所。我丈夫老胡也跟着担心害怕，搬到他姐姐家去住了。在千里迢迢的外地，我过了半年与世隔绝的日子，直到二零零三年非典解除交通通车后我才又换了一个地方。

由于迫害，我身心疲惫，手都抬不起来，连梳头、穿衣都困难，那年天气又热，身体咳血、吐血，象泼水一样往外冲，吃东西完全吞不进，直往外吐，身边一个人也没有，身体瘦的皮包骨头。睡的就像炸油条那样的木板和架子，上面放一个尼龙丝编的草席，根本就不能入睡，身体挨上硬席子就疼，功也炼不了。我哭着求师父救我，我不能死，请师父帮我能找到人帮我，经过七、八两个月的魔难，到我能走路的时候，我终于找到了大法弟子。她到我那一看，说这比牢房还象牢房，连个窗户都没有，让我赶快离开，并把我接到她家中，她的街坊说她怎么把一个快要死的人弄到家里，她说不要紧的，过几天就会好的。我在她家经过调理，加上学法、炼功，我又奇迹般的好起来。

第五次被绑架：再关洗脑班

一个月后，我接到我丈夫老胡患癌症的电话，要我马上回家，是我妹妹打来的，她在电话里哭。在同修的护送下，我于二零零三年十月七日回到武汉，在外流离失所整整一年。

回来后，我在姑妈家照料丈夫一百天后，丈夫于二零零四年一月十六日离世了。

丈夫死后的五七那天，也就是二零零四年二月份，一伙人迫不及待的又冲到我家，将我和来我家看望我的同修（因她得知我丈夫去世特来看望）一起绑架，以江汉区唐家墩派出所所长为首的来了十几人。四个彪形大汉将我从七楼抬下，我一路呼喊、挣脱，要周围人知道他们的违法、无耻行为，来看我的同修刘润芝也被绑架到二道棚洗脑班迫害，她也一路喊着“法轮大法好”。当时她身体很虚弱，洗脑班不敢留她，就把她放了。这次对她的绑架，使她的精神受到了打击，病情加重，不久在医院去世。又一个无辜的生命被夺走了。这是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弟子的又一罪证。

他们将我绑架到洗脑班后，二十四小时派人监控，寸步不离，不让我睡觉，罚站，那时正是二月份倒春寒的天气，他们故意把窗子打开，让寒风吹我、冻我，而他们却穿着棉大衣轮流值班。二道棚洗脑班象地狱一样阴森、可怕，恶徒们在窗口的地面上画个圈要我站在里面不许动，不许闭眼睛，只要眼睛一闭他们就猛推一下，一站就是几天几夜，脚肿的不能弯曲。他们在桌子上、地上、墙上、板凳上，都写上污蔑的恶毒语言，还强迫要我念，要我踩，我不踩，他们就拖着我踩，写在桌子上的我就抹掉，恶徒发现后就又重复写，象文革一样的整我；在每个污蔑大法的标语牌前，把我的头按下去，又提起来，又按下去，再提起来，就这样来回折腾，恶徒们却哈哈大笑，侮辱我的人格，用各种欺骗手段企图强迫我“转化”，我不屈服，最后他们就用强硬的手段，几个人将我按住，抓住我的手写，以便达到他们“转化”我的目的。

第六次被绑架：四关洗脑班

二零零四年十一中旬，我再次上北京近距离发正念。在上天安门城楼的检查中一人突然问我：“法轮功好不好？”我回答他：“法轮功好。”他们一帮警察就在天安门对我强行搜查，连衣服都脱了进行搜查，在我衣袋里，他们搜出真相护身符、卡片，他们就以此为由将我又送到天安门公安分局。由于我拒报姓名、地址、签字、按手印，以无名氏被北京公安分局将我分流到崇文派出所，由于我仍不报姓名、地址，当天晚上崇文派出所将我送到北京崇文看守所（监狱），我不能接受对我的这种绑架行为，并以理抵制他们，这是剥夺我的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及人生权利，说个“法轮功好”就被关押迫害，我不知道这是哪家的理？还是江泽民个人专利？后来在一次提审过程中，一年纪大的警察要我告诉他我的姓名和地址，我就告诉了他。过来两天，我们当地的户籍熊某，社区主任肖某，江汉区洗脑班的郑荣（六一零成员）将我押回武汉二道棚洗脑班非法关押。

我这次是第五次到北京，而且我曾从洗脑班、派出所都正念走出过，洗脑班对我更是严加防范。由于江泽民的株连政策，街道、派出所、社区都因为法轮功学员上访受到牵连，也影响到市及下面各层的年终奖，评先进也都无资格了，有的评上去了也被拿下来了，社区有的人被罚一千元到两千元，所以这次他们对我加岗加哨，派二、三人为一班日夜轮流监视，寸步不离，我以绝食的方式反抗他们对我的迫害，他们这种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随便关押公民的行为是侵犯公民人权的犯罪行为，更不能容忍的是国保大队、公安警察竟带人撬门撬锁，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我家再次洗劫，搜走大法书籍、资料、师父法像、师父讲法教功光盘，抄走了一台三合一扫描复印机，朋友送给我的一对玉镯也没有了。

那天晚上，洗脑班头目屈申直逼我写“转化”材料，就可以留在洗脑班，否则，国保、公安他们已经做好我的材料将我判刑送走。在他们的高压、威逼下，我迫不得已写了所谓“转化”材料，做了真修弟子绝对不该做的事，心中感到愧对师尊和大法（已发表严正声明，在洗脑班所说所写全部作废）。

后来，他们将我留在洗脑班，每天强迫看污蔑大法的文章，每天交两篇认识、体会，甚至要我写揭批文章，每篇认识体会都要通过他们的检查，不合格还得重写，写不完就不让睡觉。那时我整天被他们逼着写啊，写啊，眼睛都快被逼着写瞎了，看字都看不了，看人都发糊、成双，一件棉袄袖口都被磨破了。这种精神上对我的折磨，使我心中感到痛苦万分，泪流不止，每天度日如年。

第七次被绑架：再遭判非法劳教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我和同修在外讲真相，遭人恶告。警察在我包里搜出了真相资料和小册子，他们把这作为迫害我的证据，对我非法刑事拘留，将我关押在二支沟七处一所，并对我做出非法劳教一年的判决。

这次是宝丰路派出所和硚口分局办的案，我在二支沟七处一所被非法刑事拘留一个多月后，硚口宝丰路的两个警察将我叫出，宣读他们对我作出非法劳教一年的判决书。他们草草地念完后，问我上不上诉，接着他们说：“你上诉也是这回事，不上诉也是这回事”，还得意的说：“你不签字又怎么样？还不是判你劳教”，当时两警察就要带我走，我说：“我没有罪，告诉人‘真、善、忍’没有罪，凭什么判我一年劳教？你们得说清楚，你们得送我回去。”警察看我不走，就用手铐铐住我，从大厅一直拖到大门外，我的整个身体在地上被他们拖着，一直到七处一所的大门口警戒线，还要我喊“报告”，我没喊，而在他们拖我的那一刻，我站起来朝着看守所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我要让全监牢的人都听到，也要让他们知道邪恶又在迫害法轮功弟子。他们将我拖着往外拉，把我推进马路边上停着的一辆警车内，直接开往何湾女子劳教所，何湾劳教所因为我血压高将我放了出来。

第八次被绑架：劳教所拒收后又被关洗脑班

回家才几天，一天我买菜刚到宿舍门口，几个人看到我不由分说就将我往车里推，说街道书记要找我谈话。我知道这是骗局，我不上车，他们把我买的菜往边上一丢，没有履行任何手续强行将我送到二道棚洗脑班。

为了抵制迫害，维护法轮功修炼者的合法权益，我只有绝食、绝水了。几天后，洗脑班、六一零的郑荣带一批人将我按在一种专门给犯人灌食的床上给我灌食，不知道他们灌的什么东西，我抵制他们对我的强制灌食，流汁满身都是，我不断的喷吐灌的东西，我感到很憋气，气也吐不过来。他们死死的将我的鼻子捏住，脖子掐住，按住我的头和脚，我使出全身的力气反抗、挣扎，口中被他们灌的东西不由自主的往外喷，喷在了他们的身上，他们才松开了手。过一会，郑荣仍不放过我，又将我推倒在床上，叫人把我的被子拿来放在下面，用她肥胖的身体骑在我身上，卡住我脖子对我灌食，并恶狠狠的掐我的脸、喉、对我下毒手，我告诉她迫害大法弟子是要遭报应的她才住手。我满身都是他们灌的东西，脸上、耳朵上、头发上都是，被子上也沾满了污物。

后来，洗脑班警察胡某据说还因为迫害我而提升了队长，他开车将我强行再次送往何湾女子劳教所，把我丢在那里连交接手续都没办就开车跑了，这正说明他们迫害大法弟子做贼心虚。当时劳教所的人说这人不是我们退回去的吗，怎么又送回来了？经检查我的血压达到了200，这样劳教所再次作出决定放我回家。

我本应该回家的，然而社区书记肖某和治保张有国开车把我又拉到洗脑班。下车时，张有国把车门堵住防止我逃跑，几个人强行将我拖下车，再次将我非法关押在二道棚洗脑班强行“转化”。我的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也给我和我的家庭带来了本不应该承受的苦难，善恶有报是天理。最后愿有缘之人都能为自己的未来做出明智的选择，为自己生命负责，也为后辈儿孙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