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同化真、善、忍，做好人中的好人

一九九六年六月，我们夫妻二人一同走進大法修炼中。不多日，我患有的肩周炎、坐骨神经痛、肠胃炎等多种疾病，在不知不觉中好了。妻子的顽疾也得到了迅速的控制和改善。对师父的感激啊，真是无法形容。我决心坚定修炼大法，一修到底。

我们早晨到炼功点炼功，晚上参加学法小组学法，一心一意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修炼以前的那种喝酒、抽烟、请客送礼之风在我身上得到了扼制。第一个感受到我变化的就是我的司机，他回家跟他妻子说了我的变化。他妻子说：“这肯定是好功法，我们也炼吧？”结果他们一家三口人也一起修炼大法了。

师父不仅为我净化身体，还为我开智开慧，使我精力充沛。一些工作中棘手的疑难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比如，本单位一个处级单位因为人事矛盾处在瘫痪状态。领导叫我到那里工作，改变面貌，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条件。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有什么要求，感谢领导的信任。”第二天就上任了。

我首先向他们弘扬大法并且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事，在我身上他们看到了风清气正，也看到了法轮功绝对是高德大法。后来，有人也走進大法修炼了；就是没有修炼也知道要做个好人。单位风气很快有了好转，工作也有了起色，这个单位年终走上了本系统先進单位行列。

机关工作往往要面对企业，为他们办实事、解难题。一次，一个企业资金不足，单位老总要我上门服务。我依照法规，找有关部门协助，从宏观上协调，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一次为企业挽回了数十万元的损失。年终， 该单位老总给我送来了奖金，我当场谢绝。总经理说：“这是单位给你的奖金，是你劳动付出，一定得收下。”我说：“我是政府工作人员，我有我的工资，那是我的工作，不应该再拿你的奖金，我是修炼真、善、忍的，不属于我的钱物一分都不能拿。这是大法师父要求他的弟子要做到的。”总经理在我面前竖起了大拇指：“修炼人就是不一样，政府工作人员都象你这样，国家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了。”我说：“在你的企业里，多洪扬洪扬法轮大法，保证你这个总经理就好干了。” 总经理说：“我会洪扬的，等我退休了，我也修炼。”在为企业服务中，我不忘洪扬法轮大法。

两年后，又有一个单位工作不出成果，拖整体的后腿。领导又与我商量：叫我去那里改变面貌，并要我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保证让你满意。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没有什么要求，感谢领导的信任。”那个领导说：“修炼人就是不一样。在我们单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修炼人该多好啊！”我说：“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工作中我按照真、善、忍标准做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他人考虑。单位不良风气很快得到了遏制，面貌也改变了，工作成果很快就出来了。工作成果出来了，可领导并不开心。原因后来我才知道：领导为给我提升职务遇到了困难。首先是本单位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又牵涉到领导机关，方方面面摆不平，使他当初的允诺兑不了现，不好和我交待。我知道后，主动找那位领导谈心。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对名、利看淡了。我绝对不会为职务问题产生纠葛而影响工作，请领导放心。”领导握着我的手说：“你太能理解人了，感谢你！”我说：“要感谢，就感谢我的师父，是师父叫我放下名、利、情的。”此话在单位一传开，不少人都说我傻，关键的一个台阶怎么能谦让？多少人都在抢。看病都可以拿红本本，不要排队……我只淡然一笑。

我退休以后，许多企业向我发出邀请：有的要我当顾问，有的叫我去当副老总，也有的想利用我的社会资源为其创造效益等等，我都一一谢绝了。后来，我因为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公安、六一零（江泽民一伙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的非法组织）非法拘留。企业老总们出面宴请公安领导和相关人员，向他们推介我的人品、人格，说：“这样的大好人领导机关难找。”恳切希望司法机关不要伤害这样的好人。有人还专门驱车到郊外，为我送生活费用（我出来之后全部退还了）。

二、讲真相救度跟踪、盯梢的人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之后，“六一零”操纵指挥所属司法机关的执法人员对管辖区内的修炼人严密监控，剥夺人的自由。我是他们认为的所谓“重点人”。

一天下午，我驱车来到另一机关单位办理工作事务。我随身带了数十份大法真相资料，办完事务之后就挨个车子逐一散发。这件事有人反映到“六一零”，“六一零”作为大案、要案来查。最后，从该单位来客登记表中逐一排查核对，看谁炼过法轮功。结果，怀疑是我。因为我的影响力，他们没有拿到真凭实据也不好对我动手。就安排人对我非法跟踪、盯梢；窃听我的住宅电话和手机；非法检查、扣押我的邮寄信件、包裹。

有六个人全天候轮班对我跟踪盯梢，只要我一出门就有两个便衣若即若离左右跟着。说实在的，这些便衣盯我是盯不上的，我在部队从事保卫工作时，“跟踪盯梢”这一课程就是我教的。这些雇佣来的根本不懂这一行，我稍微用一个动作就把他们给甩了。有一次，两个人为没有盯上我而互相推责任，埋怨、争吵，急得满头大汗。我从侧面走出，突然站在两人中间，祥和的问道：“你们在争吵什么呢？”那两人十分尴尬，一时不知所措。我索性直截了当说出：“你们这样跟踪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一人回答：“我们只知道你是炼法轮功的。”我又问：“你们知不知道这样跟踪、盯梢是违法的？”两人摇摇头。我说：“我炼法轮功不违法，你们这样跟踪、盯梢是违法的。”两人很茫然。接着我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修炼法轮功合理合法，也讲了他们的行为为什么构成违法，奉劝他们做好人、做明白的人、做正直的人；违法的事不要干，更不要助纣为虐，做人要讲品行、道德、良知，干什么工作不拿钱？说的他们直点头，当场做了“三退”。第二天我就见不到那两个人了。

之后，换了两个人，我就跟这两个人讲；换了四个人，我就给这四个人讲。将近两年的时间，我讲退了三十多人，解体了对我的跟踪、盯梢。为此，“六一零”、公安的人很恼火。

三、利用常人的法律 拒签所谓“四书”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我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六一零”领一帮便衣警察绑架了我，又非法抄了我的家。在派出所，公安分局两名“办案”人员居高临下、气势汹汹的说：“你的问题很严重，只要好好配合，老实交代，可以从轻处理。”我沉默不语。

他们见我不说话，就问：“你的C同修说他的资料是你给的？”我说：“你们说的C同修是男的，还是女的？多大年纪了？”这样一来一回还是零口供。一个警察敲着桌子对我嚎叫：“我看你就是不老实、耍滑头！”我屏声静气的说：“公安要求：警察在审理案件中不能动气；不能发火；不能意气用事；不能搞逼供。”我这里说出规定，他们就无所措手足，只好无奈的给我解释：“我们也没有办法，是上面‘六一零’交代下来的。”

在我这里，“六一零”连一根稻草也没拿到，只好将我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一个月。

在走出看守所的前一天，办案警察找我谈话，要我写不炼法轮功的所谓“保证书”，说什么写了，马上放你回家。我对他们说：信仰不违法，炼功的形体动作没有阶级属性，你们不准炼法轮功，违反了《宪法》“信仰自由”的规定，是你们违法。接下来，警察拿出了一个小本本，说：“算了，我们不为难你，你也不要为难我们，在这上面签个名字就行了。”我一看，是什么“四书”。我用手一推：“你们形而上学猖獗！”

我回家后，“六一零”、公安并没有放开我。先是通过政府，给我儿子施加压力，并将我儿子作为人质扣留在派出所，逼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来签个字，炼功的事就算了结了。不然，我也走不了，回不了家。”我到派出所，“六一零” 的人早已坐到了会议室。

一个头头阴阳怪气的说：“我们约你到派出所来谈话，很难请呀！”我说：“在派出所谈，为什么不到我家或者我的单位谈？”他说：“我们为你考虑，到你单位或家对你影响都不好。”我说：“怕对我影响不好？光天化日之下，七、八个人冲到我家抄家、绑架，那样不怕影响不好啦？”对方哑口无言。我一字一顿的说：“把我弄到派出所来谈话，从法律上说叫‘传唤’，公安‘传唤’当事人，必须具备四个条件。请问：我违反了哪一条？请你们出示“传唤证书”！”那些人理屈词穷，一句话也没说，夹着包就走了。

时隔不久，我单位副书记打电话给我，说“六一零”要与我见面谈话，我同意了。但我跟他提出要求：时间只限于一个半小时。副书记也爽快答应我了。

见面那天，我按约定的时间，提前半个小时到了单位，给副书记讲真相： 揭露六一零的恶行，讲他们迫害我的情况，讲我修炼受益的事等等。副书记当即对我表态：“以后他们（指公安、“六一零”）再找你，你就叫他们找单位，你是有单位管理的人，不是社会无业游民，不通过单位，对你是一种歧视，对我们单位也是不尊重的。这话我来跟他们说。”

按约定时间，六一零的人没有到。副书记就打电话问，对方回答：出发了。又过了半小时，副书记又一次打电话催问。回答说：车队被堵在路上了。待他们来到时，预约的时间快到了。等他们落座时，我妻子给副书记打来电话，说家里有急事，要我马上回家。副书记对六一零的人说：“时间是你们定的，我们的人早就到了，一直在等你们。刚才他家里来电话，要他马上回家。”我起身要走，被一个人拉住了。副书记说：“让他走。他是我们单位通知来的，单位对他要负责任，说话要守信用。今后你们找他谈话，要通过我们单位，不要直接就弄到派出所去。”而我深知：这是师父在呵护我！

后来， 副书记拿着“四书”先后到我家里来两次，要我在上面签字，把这件事情了结掉。我说：“你都是知道的，法轮大法叫人修真、善、忍，大法弟子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做更好的人没有错。这是江泽民和它的政治流氓集团搞的迫害，为什么要签字？！我不签。” 副书记说：“你不签，我们代你签行不行？”我说：“反正我不签，你们签那是你们的事， 谁签字，谁负责，我建议你们也不要签。”后来，这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四、让上门的警察听真相、明真相

公安、“六一零”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就要上门骚扰。二零一五年七月初，我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之后，警察上门问我：“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我说：“你们问这个，我分开说：第一你们是违法的，我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控告江泽民，作为你们基层人员没有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委托书，你们是没有这个权利问的；再说，控告人是应该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我说你们是违法的；第二你们真要问我，我给你们说也无妨。”那个领头的自知理亏，就低调的说：“既然无妨，那就跟我们说吧？”我说：“既然你们叫我说，那我就要把话说完。”他们点头。

我说我在行使一个合法公民的正当权利。“有诉必理，有案必立。”是习、李新政推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因此，我控告江泽民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一点儿非议。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这是全国乃自全人类的一大冤案，还不控告他？！随后，我讲了我修炼法轮功受益的情况，九九年七二零之后所遭受到的迫害情况，大法洪传世界的情况等等真相。尽管中间遭到了干扰，但我不急不躁、耐心祥和、有理有据的话语，不得不使他们心服。他们问：“你怎么知道这么多？”我说在我这个年龄上，经历了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所谓政治运动。其实都是整人、杀人运动，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土改，也叫打地主、分田地，那时我十岁出头了，记得很清楚，白天人还好好的，半夜就拉出去杀了，杀了多少人？无法统计；紧接着就是“三反”、“五反”，后来就是“镇反”、“肃反”，一九五七年就是“反右”运动。白天搞运动，夜里就杀人，有的明杀，有的暗杀，那时我已经开始工作，记得更清楚；后来又搞了一次“甄别平反”，人都死了，平反有什么用？！之后就是“四清”运动，紧接着就是“文革”十年浩劫，在座的你们年轻人连“文革”都没有赶上。一九八九年“六四”你们听说了，坦克大炮开進京城，血洗天安门。最残酷的就是江泽民搞的迫害法轮功。

一个最年轻的警察幽默的说：“老领导在给我们洗脑呀。”另一个警察说：“换听一种说法也好，有个比较。”我说：“对，兼听则明。我问你们，这样的杀人党不退出来干啥？”他们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等我还要催问时，那个领头的说：“不说了、不说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该走了。”临出门时，他们拿出一张事先打印好了的纸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我是为你们着想，签了对你们不好。因为这本身是迫害，我不签字，你们非要逼迫我签字，这就成了你们迫害我；你们迫害一个好人，你们不就犯罪了吗？叫你们犯罪，我于心不忍。虽然，退出中共党、团、队没有做成。我想他们也是明白真相了。以后，“诉江”的事再也没有找过我。

二零一六年“G20峰会”在中国召开，五、六月间，社区警察（已经做了“三退”）上门要采集我和老伴（同修）的血样。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建全民资料库用。我说有文件规定吗？他说是上面电话通知。我说上面是哪一级政府，是“六一零”？他不说话了。我就给他讲当年德国柏林墙哨兵亨里奇受审判的事件：讲“文革”结束后，跟“516”作恶的警察被拉到云南大山遭到枪杀的事件。这都是听上面的话招来的祸害。卸磨杀驴、找替罪羊等都是中共惯用的伎俩，执行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果是什么，我给你讲了多少次，你应该明白了。你可不要重蹈他们的覆辙哟？为自己着想，为家里的亲人着想。他说：“我明白了，但我决定不了这事；我给你在上面斡旋，我做不了，你不要怪我。”我说：“你给我斡旋，我感谢你；但也是为你自己好。人心出一念，天地尽皆知。苍天会保佑你的。”他听了我的话，很高兴的走了。

今年年初以来，公安、“六一零”搞“敲门行动”，事先那个社区民警都会给我捎个信。我就根据来人的不同情况，有针对性的讲真相，当好主角。大部份都做了“三退”。

修炼到了最后阶段。我深知，距离大法对我的要求相差还很远。我要坚定的走师父给我安排的路，把自己溶入法中，淘净渣滓，把自己熔炼成真金、足金、24K金。兑现誓约，完成使命，跟师父回家。

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