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刘玉琴讲述的部份事实。

修炼法轮大法 多种严重疾病消失

一九九八年四月，我因身患多种疾病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前我患有心脏病、乙肝、脑神经衰弱、失眠、偏头痛、胃炎等等，精神萎靡不振，经常出入各地大小医院，非常痛苦和悲观，当时我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精神导致我感觉好像浑身都是病，全身不舒服。经常请假在家养病，不能上班。

炼法轮功几个月后，身体改观很大，所有的疾病不翼而飞，为了证实修炼法轮功的奇效，我在长庆石油医院再次做乙肝三系统检查，报告单结果全部阴性。当时我不相信检查结果，认为肯定是重名重姓，我亲自又跑到医院查看当天的登记记录，那天登记就只有一个刘玉琴，我一下激动的哭了。我真正相信了修炼法轮功的神奇，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好状态。

绑架 在看守所里遭受折磨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刚开始时，我的家庭遭受到甘肃省庆城县公安局警察的多次骚扰，不定时的找单位、上门，要求我写“不炼法轮功的保证”、签这字签那字，强行搜走炼功音乐带和书籍，这十几年来，我不断遭到庆城县公安局警察的骚扰，再也没有过过平安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下午四点左右，我正在单位办公室上班时，被甘肃省庆阳市及庆城县国保大队警察及城关派出所所长一行哄骗绑架，随之抄家。

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晚上六点左右，把我绑架到庆城县公安局三楼办公室，用手铐铐在长条椅子上，公安人员轮换通宵逼供。

第二天四月十六日中午，庆城县公安局以肖明魁为首，还有周军峰、赵华、徐会梅等数名警察将我连推带搡，铐上背手铐在推进低矮的警车，由于我个子高，他们用力太大，把我头重重砸在车门框上，当时我眼前直冒金花，随后他们扭住我的胳膊，猛的用力，将我塞进小车内，身体弯曲夹在坐垫脚下，使我窒息喘不出来气，疼痛难忍。我放声痛哭，警察赵华不但不管，反而拳打脚踢，用脏话破口大骂“×××，看你能死了吗。”这时陪同警察徐会梅怕出人命，打开了我的背铐，把我拉起来，将两只手拉到前面，再戴上手铐，这样我能呼吸了。随之，快速把我送往甘肃省环县看守所关押。

在环县看守所期间，我反抗迫害，绝食九天，遭到民警及嫌犯们的百般折磨与辱骂。同年七月，我被警察用长麻绳五花大绑迁送到庆城县看守所关押。

在庆城县看守所关押的日子里（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至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七日），警察张馥丽为首的一伙恶人百般折磨我。教唆嫌犯邢桃红（杀人犯）、牢头梁海霞（盗窃犯）、王亚娟（吸毒犯）、赵若男（贩毒犯）、徐粉花（贩卖炸药），经常被她们折磨、辱骂、殴打那是家常便饭。

有一天，犯人梁海霞、邢桃红等人用她们的长指甲抓烂我的脸，再用刷地毛刷粘上地尘灰，刷在我脸部的疤痕处以毁容，目的要让我以后满脸疤痕见不了人。

再有一天，值班警察是金君锋（已遭恶报车祸死亡）和李锋，牢头梁海霞要求我到号室后面的通风院里走圈，当时我在前面走，她们五人在我后面轮换踢腿、打绊脚，使我倒地后，再拳打脚踢，拉起来再打倒，反复殴打，致使我鼻口冒血。她们轮流不停的扇耳光、打嘴巴，导致口鼻血飞溅到通风院子的白色墙壁上。她们轮流用鞋底打、笤帚把打，目的让我低头妥协求饶。以后我清醒了之后，当面质问值班警察，墙壁上的血迹哪来的时，警察不吭声，打过我的几个犯人嘲讽却说，墙壁上不是我的血迹，是苍蝇的血。

警察张馥丽还在号室的监控上，指挥王亚娟（吸毒犯）、赵若男（贩毒犯）、徐粉花（贩卖炸药）等人打我，手抓住我头发用力往墙壁上撞，脚踢拳打，导致我失去知觉。警察张馥丽还暗示牢头梁海霞等人，让等我晚上睡着了，要求将我致残，不要致死了。

有一天早晨，王亚娟（吸毒犯）和赵若男（贩毒犯）等人把我从通铺（大床）上的最后面抬起来，重重的扔到前面的水泥地下，摔伤腰部，至今长期腰痛，不能拿重物，不能干体力活，现在自己洗头都很困难。

还有一次白天吃饭时，牢头梁海霞找茬不让我吃饭，一脚踢烂我手中端的塑料饭碗，碗底一个大洞，把饭洒在了地上，我赶紧收拾洒在地上的饭，顺手倒进了便池里。犯人梁海霞立即编谎给警察张馥丽，说我不吃饭，把饭倒进便池了。警察张馥丽指示牢头，让我把倒掉的饭吃了。这时犯人梁海霞、王亚娟等五人蜂拥而上，几人把我按住将便池中的脏饭及垃圾一块捞上来，强行塞进我嘴里，强迫我要咽下去。

她们经常反复殴打折磨，致使我精神失常，神志不清，恍恍惚惚数月，大概到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左右，我才逐渐有了意识，慢慢清醒过来后，听同室的好心人偷偷给我讲述了此过程。

非法判刑三年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遭迫害

国保大队以我保存法轮功物品为理由，定罪、量刑，非法判刑三年，从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至二零一二年四月十五日。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凌晨二点启程，从庆城县看守所，给我戴上脚镣，与犯人（吸毒犯）链在一起，送往甘肃省女子监狱迫害。

一路长途颠簸，到兰州体检入狱时，已经下午六点多了。紧接着，监狱值班警察连喊带骂，不许抬头，不许看人，面壁而站。警察训完话，叫来提前安排好的包夹犯人佟华接管我，当晚就要求我写这写那，我不写，她们就不让睡觉，不准上厕所，罚站通宵，百般折磨。

到了第二天早上，经过一夜折磨的我头晕目眩，包夹犯人佟华累了白天睡大觉休息，轮换其他犯人接着折磨，要求白天必须按监区规定的作息流程去干活、搞卫生、“学习”、写“思想汇报”，不准坐、不准打瞌睡。要我站着看诋毁法轮功的电视，站着写“思想汇报”，不准写真实情况，只许写诋毁法轮功的、诽谤师尊的内容，桌上书本都变成了随意打人的工具。白天允许吃饭，但不准上厕所，连续折磨了三天三夜不准睡觉，值班警察视而不见，暗中鼓励包夹犯人。

当我被折磨得身体极度虚弱的状况下，才允许我晚上睡觉，允许上厕所。监狱警察指使教唆包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毒辣，随心所欲，想骂就骂，想打就打，千方百计找茬折磨你。

一日三餐，包夹犯人打饭遇到不好吃的饭，她们就少吃或不吃（吃小灶）。定量送来的饭全部加给法轮功学员吃。你吃不完也要吃完，胃受不了就吐了。稍微好一点的饭菜，给法轮功学员就少吃或者不吃。有一次下午吃面条（汤和面混合），包夹犯人们不喜欢吃，就给法轮功学员加饭。当时给我加的饭太多，能多出正常饭量的二倍，我实在吃不完，包夹犯人冯雪梅（我的第二任包夹人）强迫我要吃完，我吃的只剩下一些残羹，实在咽不下去了，就随手倒进了下水道里，被包夹犯人冯雪梅看见，小题大做，加盐添醋汇报给值班警察罗雅琼，以浪费粮食为由，体罚、扣分、当月不允许给家人打电话、罚站数小时，百般刁难折磨。

还有一天早晨，在监区搞卫生时，让我擦窗户玻璃，我开了一下窗户，号室长严风找茬说我开窗户把室内花冻了，一顿拳打脚踢之后，惩罚我清洁刷洗了一周厕所。（惩罚的任务都是自己挤时间去干，不许占用统一规定的干活时间），每天把便池要清洗的一尘不染，否则就不让犯人接管。

还有一次在集体搞卫生时，犯人把刷厕所的长把毛刷掉进冲水便池的深拐角处了，号室长严风、包夹犯人冯雪梅强迫我爬进便池深处去取毛刷。由于我个头高从便池进不去，她们就把我头部及全身压进便池中让我取，把身体打折往便池里塞，糊的浑身都是屎，折腾了半天还是没取上。最后她们只好让一个小个子的包夹犯人下去，才取出来。

在甘肃省女子监狱，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这个科室里，主要是警察在背后指使包夹犯人为所欲为。在此监道里，经常听到法轮功学员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几年如一日，绝不允许法轮功学员抬头看人，不允许和犯人说话，不允许单独一人行走，谁不按照包夹犯人的要求去做，她们就可以随便组织几个身强力壮的包夹犯人，把法轮功学员拉到阴暗地方处治，直到妥协为止。副科长孙立伟（专管电警棍）、警察丁海燕纵容包夹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阴险毒辣，邪恶至极。

在那三年被囚禁的日子里，我的身心遭受了极度摧残，身体骨瘦如柴，精神恍惚，走路不由自主的东倒西歪，头重脚轻、心悸气短、头晕目眩，牢狱苦熬过程真正是度日如年。经非人之苦，百般折磨，我心脏病复发，心律过缓，每分钟只有四十二次。狱医通知主管狱警，如果这样反复发作就有生命危险。狱警害怕担责任，要求家属来签字，以推卸监狱的责任。

我于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日终于走出了甘肃省女子监狱的大门，脱离苦海。回到家中，亲人们几乎都不认识我了，小儿子看到眼前的妈妈，扑到我怀里放声痛哭，问我：妈你咋瘦成这样了呀？（我由原来的一百四十斤变成一百一十四斤）。是的，我是被折磨的皮包骨头、满头白发，我是瘦的没人样子了，我是变成有气无力的废人了。儿子心目中的妈妈不是这样的！他的妈妈原本是堂堂正正、兢兢业业、精精神神、很有气质的一名教师，已经是二十八年教龄，被评为中级职称的一位教师呀，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遭受到非人的折磨与摧残。是江泽民一言堂的打压政策，我被非法关押判刑，强迫我当了三年“罪犯”，这是何等的荒唐呀，迫害我的元凶就是江泽民。

在我被迫害的这段日子里，家庭遭受了极大的损失，特别对我两个儿子打击最大，十四岁的小儿子年幼失去母爱与呵护，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同时受到周围人的歧视与白眼，见了亲戚就哭着说他想妈妈，随后受社会小混混的影响学会抽烟并成瘾，和同学打群架，孩子幼小的心灵受到摧残。

大儿子因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后，新闻媒体的大肆造谣诬蔑、加之警察的多次上门骚扰而担惊受怕，得了精神抑郁症，我陪护着儿子在家休养治疗。但是，警察周军锋、赵华一伙，看到我的家庭状况不同情是小，反而还讽刺挖苦我家庭贫寒，在江泽民集团教唆下的公安警察，即使这样的家庭状况，还继续迫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