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廖邦贵老人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第一次遭南津路派出所绑架

二零一七年五月十二日晚六点左右，我在开善路金满楼大酒店对面的公交车站台上，给一群男女学生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被旁边一个不明真相的人打电话诬告，随后南津路派出所来了两名警察强行给我戴上铐子拽进车内，把我绑架到了派出所，期间又用暴力把我拖去按在刑讯室的椅子上，我一直给警察们讲真相，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江泽民集团穷凶极恶无人性的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弟子，使世人受谎言蒙蔽，又给他们讲保护大法弟子会得福报，否则会恶报临头。

有两个警察不听我善言相劝，一味的对我行恶。有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个很厚的本子，我一看上面是一些签名和手印，他叫我也在上面签名、按手印，我不签，他就抄起本子向我头上猛打，当时感到有点闷痛，心里立即发正念，我也不觉得痛了，警察也没再打我了。

打我的这个警察是去年我到该派出所索要被抢的师父法像和经书时向我脸上喷不明药液的那个警察（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详细报道），他仍然不思悔改，再次向我行恶。

不一会儿，另一个警察走过来在我脚上使劲踩了一脚，当他想再踩我时，我突然厉声大喊，他立即象受了惊吓一样跑开了。

没过多久，一个女警察又把那个签名的本子拿过来，说：“你签过名盖个手印，以后只要不在我们管理的地方讲（真相），我们都不管。”我对她说：“我们讲真相，也是为了使你们知道大法的美好，分清善恶，生命才能得救。祝愿你们全家早日明白真相，都得救。”只听她又问：“你以前说的你叫什么名字呢？”我说：“我叫大法弟子！”每次到这里她都要这样问我，这已经是第三次了。也许她觉得这个特别的称谓无比神圣、美好与喜悦。

快到深夜十一点了，我正在那里默默的发正念，听到一个女警说把他放了，很快就有两个警察走过来，一个给我开铐子，另一个警察说：“你讲累了，想睡觉了。”我什么话也没说就回家了。

第二次遭北固派出所绑架

七月十八日，我在遂宁火车站对面的汽车站候车室给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讲真相，我边讲边观察，觉得他很理解很接受，我就想让他多了解真相，于是就把随身带的上网卡、真相小册子一并送给他，他也没推辞。接着我又给一个女孩讲真相时，谁料那个男孩领着几个特警来到我面前，我就给特警讲真相，不久就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强行推上小车，把我绑架到了北固派出所。

在值班室我被两名警察架着，其中一人搜去了我身上的真相资料，我就给他们讲真相，说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并指出他们这种搜身行为是在犯罪，现政府的政策都不允许随便搜身（这不但侵犯人权，也是对人的侮辱），警察办案施行的是终身追责制，你们也不怕以后追查你们的责任？”

一个五十多岁的警察说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我说：“李洪志师父的大法受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支持和民众的喜爱，且受法律保护，师父的《转法轮》早已翻译成三十九种语言在世界流行。你去写一本书，看看有没有人看？！”这句话把他噎得受不了，他恼羞成怒，用穿着皮鞋的脚在我小腿骨头处狠狠的跺了一脚，裂开了一寸多长的口子，但也没出血。

接下来我就一直给在场的所有警察讲真相，他们不准我讲，还给我强行戴上手铐，把我推到刑讯室的铁椅子上后，就到外面去调整监控器，我又继续给警察们讲真相，过了一会儿，我就开始发正念，听见有人说：“国保让他走。”这时就有两个人来给我解开手铐，归还了我的手表和钥匙，但把我的公交卡弄失效了，没有还我搜去的真相资料。

第三次遭富源路派出所绑架

八月九日，我在公交车上给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讲法轮大法的美好，讲自己因修大法以前很多的不治之症都痊愈了，他表现出不理解。我听出他话不善，态度也很恶劣，对我不怀好意，就不再理他了。

公交车到了开善路金满楼酒店前的站台上，我就下车去没回家，就在站台上给一名少妇劝三退，这少妇刚明白真相正在三退时，那个青年带着三个富源路派出所的警察径直朝我走过来，他们把我连拉带推的弄上了车，我就给警察们讲真相，其中一个警察说到了那里再讲，我仍然不停的讲，到了派出所他们把我拉到刑讯室的铁椅子上坐着，我继续讲，他们不准讲。我说：“你们就是请我来给你们真相的。”只见警察拿来一大圈封口胶，我就背恩师的法，又继续讲我的，他们没有穿制服，可能是二派，只听有个人说：“领导说的不能打人。”有两个人不愿听我讲就走出去了，另一个人在椅子上趴了一会儿，喊了一个人来换他就走了。

后来的这个人面带微笑不说话，我就给他讲共产党在历次运动中做的坏事；又讲了贵州“藏字石”蕴藏天机，天要灭中共，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又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吉言，会让你逢凶化吉的。他一直听着也没表态，后来他们吃了午饭，叫我在门卫室处，问我家住哪里？又问我最近在哪些地方耍？我想自己不能说假话，就说：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救人。随后，他们又叫我签名按手印，我说：“我不签名也不按手印。”他们就叫我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