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告江泽民疯狂发起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抄家、抓捕、拘留、判刑、劳教、酷刑、活摘器官等迫害，导致近一亿人遭受不同程度的迫害，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经济上的崩溃、道德的急速下滑、司法的混乱和黑暗。

目前二十多万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将迫害元凶江泽民告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

下面是王彩云女士在控告书中叙述的部份事实：

我是王彩云，原系抚顺市龙凤矿工人，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开始学炼法轮功，当时我身体患有多种疾病：腰疼、头晕、头痛、耳鸣、脑供血不足、心脏也不好；特别是头晕最要命，那时每天晚上睡觉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躺下，稍微不注意，就天旋地转，辗转几家大医院也没有治好，我被这些病折磨的生不如死，苦不堪言。由于疾病缠身，心力憔悴，心情烦躁，就经常拿丈夫出气，和他发脾气、吵架。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我有幸开始学炼法轮功后，在生活中不断的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真诚和善的和周围的人相处，在利益上、矛盾中宽容忍让的时候，在不知不觉中全身的所有的疾病奇迹般的消失了。生活一下子充满了快乐，精神饱满，精力充沛，再也不和丈夫吵架、发脾气了，全家都处在欢乐幸福之中。

这样的幸福祥和的生活持续了不到一年，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被控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这突如其来的疯狂打压，一下子将我们全家的幸福祥和的生活打碎了。这种能让人身体健康、道德高尚，让人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的功法怎么政府就不让炼了呢？每天电视、报纸和全部的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抹黑法轮功，刻意编造的谎言充斥全国。我想是不是政府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于是我和儿子周波决定到国家信访局所在地北京上访。

二次上访被非法拘留

二零零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和周波坐火车到了北京，刚一进信访局院的大门，就有人迎过来问我母子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向国家和政府说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来的，话音刚落，就又过来一个女人对我们破口大骂，并强迫我们到墙根蹲着，一会叫来车将我们送到抚顺驻京办事处，将我母子扣起来了，搜走了我身上仅有的一百多元钱和身份证。二十七日从抚顺东洲派出所到京的张建军和另一警察，将我们母子坐火车劫持回抚顺。

在回抚顺的火车上，张建军一路上不让我们母子上厕所，把我们双手用手铐铐在卧铺的栏杆上，一动不能动。回到抚顺市东洲派出所的当天晚上，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将我们母子拘留十五天。张建军一路上的吃、住和来回的火车票钱，打车钱都让我拿，因家里没有，就连扣了我三个月的工资共二千多元。

回家后，我觉的我们母子没有错，于是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京，十二月十三日我因在北京发放说明法轮功真实情况的资料，被一个不明真相的老头举报而被绑架，这老头抢走了我身上带的一百多元钱。我被劫持到北京丰台看守所。在看守所警察给我照相，我不配合，警察就叫来两个男犯人一边一个，一只手强行将我胳膊往后背，另一只手往后拽我的头发，那我还是不配合，警察看照不成，就恶狠狠的用手铐将我双手反背紧紧铐住，又给我戴上脚镣，将我关到牢房里。二十四小时的反铐使我双臂疼痛难忍，晚上睡觉躺不下，脚脖子也被脚镣磨出血了。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我又被劫持到抚顺驻京办事处，而后又是东洲派出所警察将我接回抚顺，被送往抚顺看守所，由于看守所满员，我被送入抚顺女子自强学校（现在的抚顺戒毒所），在这我被非法关押二十多天。

二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一年一月，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关入抚顺武家堡教养院。在武家堡遭受到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迫害，每天都被警察唆使来的或是政府派来的做我的转化的人员谩骂、羞辱，强迫听看污蔑法轮功的东西。没完没了的各种精神折磨之后，看我还不转化就开始对我施以酷刑折磨——罚站、罚蹲、“放飞机”、不让睡觉等。

儿子周波一起去北京，一段时间也失去了音信，我被非法劳教三年，在家的丈夫承受不住这样的惊吓与打击，一下子病倒了，住进医院，还做了手术，期间也没有人护理。家里的亲戚朋友都跟着我们全家落泪。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去看望八十多岁的父亲，被龙凤派出所绑架，同时绑架了我的没有修炼法轮功的妹妹。二十二日被劫持到南沟拘留所，十一月二十九日龙凤派出所的警察到看守所骗我说接我回家，让我上车，我不上，他们三人连拖带拽的强行把我抬到车里，将我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三大队（专门迫害法轮功的）三分队非法劳教二年。

第一次遭抻刑迫害

刚到马三家教养院的第二天中午吃完饭回来站队时，警察张作慧一把拽住我，将我推进行刑的“小黑屋”（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的放杂物仓库），进屋就开始扇我的脸，然后用手铐把我两只手用力分别向左右抻开铐在两张床的上铺床头上，一只手高一只手低，身体被扭曲的抻成十字形——“抻刑”，将我抻紧后张作惠又用电棍电我，我对她说我怎么的了，你这样对待我，她说不准顶嘴，恶狠狠的踹了我一脚将门锁上走了。下午别人都出奴役走了，她才将我放下来，这时我被抻了一个多小时，双手已经被手铐勒青，双臂不能活动。这样我还被逼迫罚坐小板凳（没有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整天坐小板凳）。她们一开始就让我知道了这“小黑屋”是干什么用的。

第二次遭抻刑迫害

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天我正在被罚坐小板凳，叫我到东岗（被楼梯分割的两个区域，东边叫东岗，是严管区；西边叫西岗），三大队大队长张君逼迫我写“三书”，我不写。张君、张作慧等恶警把我按到桌子上，狠命的拽我的头发，打我嘴巴子，她俩打累了，又一起拿电棍电我。连打带电，我感到天旋地转，头重脚轻，站立不住，本能的要扶桌子来支撑身体，她俩不让扶，看我浑身直哆嗦，觉的时候到了，将我的头按在桌子上，用事先准备好的三书，强行拽着我的手在三书上签字按手印，然后，叫人把我送回西岗。回到西岗后，我找了一支笔和纸，写了严正声明，声明她们强行按我的手签名和按手印不算数，我坚决不承认。写完后，找人给交上去。她们看到后，象发了疯似的又把我叫到东岗，我刚一进门她们就是一顿连踢带打，将我的腿踢伤，拼命的薅我的头发，打我嘴巴子，打的我连走路都困难，上下楼还得让别人扶着。

大概过了两个月后，张环叫我到东岗去，说是让我下车间干活，但必须得背三十条，我告诉她们说我不会，记不住。张作慧拿起电棍就开始电我的嘴，当时自己就闻到一股糊吧味，然后把我关进让人恐怖的“小黑屋”，象上次那样将我抻在床上，锁上门走了。下午一点多，我又被抻了一个多小时，别人都出奴役走了，张环才开门将我放下来，然后，将我带到车间干活。

第三次遭抻刑和冻刑迫害

二零零九年十月份，当时马三家要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攻坚”，要完成“上级”给定的转化指标，专门调来二十个专门攻坚打人的男警察，如果有不转化的，就调到东岗迫害。这种迫害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了，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我正在干活，一个小警察喊我的名字，叫我去东岗。刚到东岗，几个警察就叫我写“三书”，我不写，张磊等三人叮当上来就是一顿打，然后将我的棉衣、棉鞋强行扒下来，逼迫我站在窗户边，打开窗户冻我。他们在一旁哈哈大笑着取乐。过一会又开始打我，把我按在地上，强迫我坐在冰冷的地上，这时院长来了，说怎么坐在地上，踹了我两脚走了。然后，她们继续冻我，十二月的东北天气非常寒冷，我穿着单衣，光着脚，冻得我直哆嗦。等到她们下班了没有人看着我，我赶快穿上棉衣和棉鞋，到了晚上十点多才让我回西岗睡觉。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包夹就催促我去东岗，昨天迫害我的警察上班来了，张磊一眼就看到我穿上了棉衣，就又强行扒下来继续冻我。张磊用纸壳做了一个牌子写上骂我师父的话，挂在我脖子上。中午他吃饭去了，我把牌子摘下来，下午张磊一看我把牌子摘下来了，一脚把我踹倒在地，嘴里还骂着很下流的话，把牌子又挂到我脖子上。又拿来一个MP3塞到我耳朵里，让我听骂师父骂大法的话，我的心都碎了。晚上十点多了，西岗的人都睡了才让我回去。

第三天一早包夹又催促我去东岗，到东岗快到警察上班的时间了，包夹就赶快让我把棉衣和棉鞋脱掉，否则包夹会受到警察的惩罚或加期，张作慧一进屋就说那边屋里一会杀猪，一会也杀你，这时就听那个屋里传来了同修撕心裂肺的惨叫声，那声音让人听了真可怕。张磊说听到没有？一会进来两个警察，拿来了手铐，他们把我两手一只手铐在这边床上，另一只手铐在那张床上，三个警察在床的另一头拼命的往外拉床抻我，疼的我拼命的大叫浑身大汗淋漓，她们拉累了停下手，问我写不写三书，我已没有力气回答，就摇着头。他们看我不写，就又开始抻，疼的我也是撕心裂肺的叫。她们又拉累了停下手来，放下我。张环对我说，穿上衣服去干活去吧。于是我穿上棉衣和棉鞋去楼下车间干活，刚出门就碰上张君，她问我转化没有，我说没有。她立刻让我回到屋内，刚才抻我的三个警察马上将我棉衣和棉鞋扒下，用手铐吊坠在二层床的上边，吊好后她们觉的吊的不紧，就将我抱起来吊高后再将我放下来，同时用穿的皮鞋在我光着的脚上踩跺，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才将我放下，让我去车间干活去。

东岗我被迫害三天，我的体重从一百三十斤，瘦到一百斤，我的手被勒的肿起老高，大拇指麻木的不好使，过了一年才好。

第三次被非法拘留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日，我和儿子周波出去发资料，又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龙凤派出所的警察劫持到派出所。当时我不配合他们，不和他们走，他们好几个人硬是把我抬到派出所，当晚我被劫持到抚顺南沟看守所，三十七天后我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