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控告人江泽民当任时，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在其“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截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指令下，数千万法轮功学员与家属深受其害。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控告人依法到北京上访，在信访办被门岗阻拦，只好到天安门请愿，被警察绑架到北京东城看守所。二零零零年五月被北京劳动教养委员会非法批劳教一年，在中转站（大兴监狱）被绳索捆绑全身，推在地上拳打脚踢。二零零零年六月在四川女子劳教所（资中楠木寺）被迫害一年，受尽折磨。

二零零八年五月中旬，安岳县国安大队长蒋明全，安岳县“六一零”主任陈冬梅伙同安岳县永顺镇派出所所长等人将在永顺镇鸡场打工的控告人绑架至资阳市二娥湖洗脑班迫害五个多月，又被取保候审一年。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蒋明全将到医院探望重病住院母亲的控告人和一岁多的小孙子劫持到县公安局非法拘留一天，晚上将控告人送到资阳市二娥湖洗脑班非法关押八个多月。

根据刑法规定：江泽民指使六一零办公室、公安爪牙犯下了剥夺公民信仰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罪、剥夺公民财产罪、刑讯逼供罪、报复陷害罪、故意伤害罪、绑架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诽谤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抢劫罪，虐待被监管人罪、侵犯通信自由罪及私自开折、隐匿、毁弃邮件罪（包括手机、电话、电子邮件）。

根据《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刘国萍老师申请最高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经济赔偿责任和精神损失责任。

下面是刘国萍老师在控告状中陈述的部分事实与理由：

我一个普通的法轮功修炼者，在这种灭绝政策下也深受其害。我（刘国萍）是从一九九九年二月开始修炼法轮功的，炼功后懂得了人生命的真正意义，能按照“真、善、忍”的法理不断归正自己，心性在不断提高，十几年的病痛完全消失，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可是在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对法轮功发起疯狂迫害，为了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在二零零零年三月八日到北京依法上访，可信访办门岗不准进，我只好到天安门去请愿，被警察绑架到东城看守所。在看守所非法关押期间，曾有一位二十多岁四川籍的同修告诉我：警察通知她体检后，她将被送往大西北集中营。那几天她都在默默流泪，后来就不见了，音讯全无，怀疑被送往活摘人体器官基地。还有一位北京的大法弟子在绝食抗议迫害时，被强行灌食，（因都不是专业人员）管子插入气管，窒息而死。

在劳教所遭迫害

一个月后，我被北京市劳动教养委员会非法批劳教一年，在中转站（大兴监狱）警察指使吸毒犯和经济犯把我全身用绳子捆绑，我的腿被捆得麻木失去知觉；又把我推倒在地上拳打脚踢，直到她们打累了才停下来。我还看见几个人在走廊痛打一名大法弟子，只因她喊了一句“大法弟子要炼功”。一位大法弟子脸色苍白被拖向牢房，已昏迷不醒。警察指着她告诉我：“这就是绝食的下场”。还有一位大法弟子全身被绳子捆绑，皮肤变成了乌紫色，丢在通风口，任寒风吹（当时正值寒潮来临）。对这些善良的人采取这些手段，让我感到愤怒。

在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采用的手段更令人发指，我亲眼看见许多二十～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从腰部以下被打得鲜血淋淋，皮肤乌紫色，当我们用衣服给伤者裹伤时，衣服很快就被血渗透了。用一卷卷的卫生纸垫在伤口上（因面积太宽，衣服不够用）也很快渗透了；又被手铐吊在树上、窗户上几天几夜（其中有攀枝花的温跃超）。安岳县的陈孝玲腿被按在梯坎棱上，人站在她腿上跳；安岳县的王红霞被罚下蹲一千多次，后来连走路都困难，还让她坐变相老虎凳（人坐在地上，腿绷直放到椅子上）；成都好几个大法弟子还坐水牢（把小屋放满水，把人关在里面）。大部分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都被绳子捆紧盘着腿二十四小时，让你痛苦万分。不准大小便，万一拉在裤子里了，就塞进你的嘴里。

有位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被她们在沙石路上倒拖，衣服拖烂，皮肤鲜血直流，烂肉中还夹杂着泥沙；我隔壁房间有位叫李华凤的二十多岁的大法弟子，被她们剥光衣服双手捆上，嘴里塞上臭袜子，拖到镜子前，打呀、掐呀、百般凌辱、折磨了一个晚上，第二天看上去都不行了，还让两个人扶着拖出去干活。

演示图：电棍电击

我也被护卫队长（男）用电棍击，皮肤都焦了，被打耳光，皮鞋踢，蹲小间，面壁站，太阳下暴晒（成都大法弟子黄世芳当场被晒昏），暴雨中去跑步等等，管教科的李科长（男）对我们说：“多的是办法对付你们，不怕你们不转化”。什么站军姿，坐小凳，被恶毒的咒骂，更是家常便饭，骂得最凶的就是中队长张小芳。

我们被毒打后还要被强制劳动，有时连续工作二十七个小时不让休息。除了身体上的折磨外，他们还对我们进行精神上的摧残。每天端坐在小凳子上，用大喇叭放攻击大法师父和攻击法轮功的内容，凡闭眼或腰弯了，棍棒就打在身上；还随时捏造事实。恶意栽赃，进行人身攻击；半夜常常被人拖到小间去强制转化，不转化的被铁棍和电棍打昏，经常看见李队长（男）抱着十几根损坏的电棍去换。

家里人得知我的情况后，母亲和妹妹整日以泪洗面，丈夫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孩子的成绩（初中）一直下滑，成了班上倒数第二名，孩子在日记中写道：“我今生第一次痛哭就是因为妈妈”。孩子没有心情读书，连高中都没上。家里九十多岁的姨婆（我赡养的孤寡老人）瘫痪在床，一病不起，差点丢掉性命。教育局停发了我的工资，（丈夫单位破产，他下岗）这样断掉了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来源，一家人真是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被迫流离失所

从劳教所回来后，我到教育局要回了工资，但是被扣了一级工资。安岳县六一零办公室把我的情况制成新闻，断章取义拿到全县播放，走到哪里，都有人指着我说：“法轮功来了”。

在家里经常被跟踪（被我发现四次），手机被监听，派出所、公安局、学校经常上门骚扰。

在二零零七年五月，我回家时发现警察封门，连小区门口都站满了警察。我连夜离家出走，后来听说门外被不明身份的人蹲坑很长时间。我只好在外流离失所八个月。在这期间，我亲眼见到成都一位大法弟子祝霞因被恶警刘伟强奸致疯，街道办长期监控她家，使她得不到治疗，导致她病情越来越严重，衣服脏得已经看不清颜色，头发全部打结像个斗笠戴在头上，嘴里整天喊着要杀了刘伟报仇。全家为了给她治病，丈夫放弃工作，带着她母亲、儿子一家人逃了出来，孩子只有七岁，没法上学，每天翻字典自己认字。一家人漂泊在外，受了无数的罪，六一零到处抓他们，还把她母亲的退休工资停发了。

在洗脑班遭迫害

在二零零八年我回到家乡，为了避开六一零对我的迫害，我到本县永顺镇鸡场找了一份活干。在五月份，国安蒋明全和六一零主任陈冬梅伙同永顺镇派出所所长一起把我从鸡场绑架到资阳市二娥湖洗脑班。在洗脑班里，五天五夜不准我睡觉。安岳县大法弟子刘似水被他们用手铐悬空吊在窗架上，还抓住他的身体不停的旋转，他们还用烟头烧他的身体，深夜我还听见他惨叫声。简阳一位五十多岁的大法弟子被他们关在小间里，七天七夜不准睡觉。这一次，在洗脑班关了五个多月，每天洗脑，强制你转化，真是痛苦万分，头发都差不多全白了。

在二零一一年，母亲肝硬化，糖尿病、心脏病重症住院，儿子因病在重庆住院动手术，我拖个一岁多的孙儿两头跑，照顾这个看望那个，累得连声音都沙哑了。在五月十五日深夜，蒋明全，陈冬梅和一群警察闯入我家，翻箱倒柜的抄家。家里只有我和孙儿，孙儿从梦中惊醒，吓得直往我怀里钻。孙儿从此落下后遗症，看见陌生人就躲，见我跟陌生人谈话就强拉我走，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抹平孩子心灵上的阴影。他们抄家抄走了两台电脑，两个手机（其中一个是我儿子的）、书籍、师父的法像，一些电器设备等等，还有人民币（没数）。当晚他们没抓我，但是留在室外监视。

第二天，我带着孙儿去医院看望病重的母亲时，在医院门口国安蒋明全把我劫持到公安局，非法拘留一天，连饭都没得吃，给了几块蛋糕给我孙儿。晚上，他们把我送到资阳市二娥湖洗脑班。刚一到洗脑班，警察就从我身上把挎包抢走了，里面有九百多元钱的现金，儿子的身份证等，他们至今没把包还给我。

这一次在洗脑班非法关押了我八个多月，趁我关押期间，国安蒋明全等人还到我媳妇娘家乡下空房去抄家，抄走手提电脑一个，打印机两台，封塑机、切割机、订书机、书籍、耗材等。

在二娥湖洗脑班期间，资阳市政法委书记王安鹏把用手机监控大法弟子王红霞的情况告诉我。他们监听了什么，王红霞在电话里讲了什么等等。六一零（资阳市）主任宋黎当着我和一位同修的面讲述了怎样用手机定位监控他手机，了解他行踪和抓捕他的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