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巩恩荣在控告状中陈述他及家人遭迫害的经历：

我年轻时在矿山工作，由于潮湿，身体患上风湿病，胃痛，关节痛的走路困难，到处求医，吃了很多药，针灸也没有好。一九九七年我喜得大法，通过学法炼功，不长时间，我身心受益，一切病症都没有了，走路轻松。我按大法要求做好人，生活的很充实、高兴。我知道大法太好了，就把自己的受益告诉人们，希望人们也受益。

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二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以来，村书记周凤义来到我家找我谈话，要求我不要出去讲大法真相，不要进京上访，我知道大法太好了，人们都是受中共谎言宣传不知道真相，我就向当地人讲大法真相和我学法受益的情况。

一、绑架勒索、非法判刑

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两点半，盖州市国保大队出动两台警车、双台子派出所出动一台警车共十多个警察（其中有双台子镇思拉堡村村长信成和、双台镇派出所片警徐洪光、盖州市国保大队长等）非法闯入我家，不出示任何证件，把我家翻的乱七八糟，他们非法抢走了我家的两台电脑，一台是刚刚买的花了六千多元；一台打印机、一台稳压器，一台录放机等，价值约一万多元。被非法抄走的物品没给我家属出示任何清单、收条，并将我非法带上警车，同时，也把我的儿子巩荣华绑架到双台子派出所。

我的女儿（巩月媛）也被一起带走。我女儿那天刚刚下夜班，在家睡觉就被恶警绑架到双台子派出所。当天晚上，我和女儿一同被非法关进了鲅鱼圈看守所。

我儿子被恶警抽打耳光、逼迫承认是他制作真相资料的，儿子不配合，于是，恶警便向我的家属勒索了五千元钱，才把我儿子放回。

在看守所期间，我遭到所在监室号长的殴打。期间，被盖州市国保大队、盖州市检察院非法提审过多次，质问我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说：是。警察又问我是不是做大法真相资料的？我不配合。在看守所期间，我的身体出现肾结石，疼痛难忍，警察带我去了鲅鱼圈区医院做了检查。

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八个月后，我被盖州市法院非法判刑四年半，我女儿（巩月媛）被非法判刑三年半。

二、在监狱遭受折磨

二零零八年六月份期间，我被鲅鱼圈区看守所送到大连市南关岭监狱。起初，监狱在给我的身体检查时确诊为肺结核、胸腔内高密度积水，因此大连南关岭监狱拒收，把我送回鲅鱼圈区看守所，看守所明知道我的病情，还将我强行送进了大连市南关岭监狱。大连市南关岭监狱接收了我。我在大连市南关岭监狱被迫害达二个多月。

二零零八年十月，我被非法送到辽宁省本溪市溪湖监狱迫害。到了监狱后，先被分到了教育科强行洗脑一个月。邪恶逼迫我写转化书，我不配合，恶警见我不动摇，一个月后，我被转到监狱直属监区进行升级迫害。在那里，监区大队长田勇说：“你如果不转化就得坐尖板凳”（长约一尺，宽约十公分左右，三棱角式，棱角朝上），我每天二十四小时被罚坐在上面，经常受犯人殴打扇耳光，每天被罚到早上四点多才让上床休息两小时。

中共酷刑示意图：罚坐

残酷的体罚导致我的尾椎、后腰、臀部疼的直哆嗦，无法承受，肋骨疼的不敢喘气，下身浮肿，不能翻身，两小时的时间根本就得不到休息，然而，两小时一过，我就被犯人大声叫到水房一盆又一盆的浇凉水。

中共酷刑示意图：浇冰水

三、残酷折磨、野蛮的暴力殴打导致严重头晕、失去记忆

我被罚坐板凳共九天。被罚的第一天晚上，十多个犯人拿着水瓶子往我的脑袋上猛烈打击，身体被犯人群殴打的趴在地上，紧接着犯人用针到处乱扎我的前后身，并往我身上先浇凉水，后浇开水，我的双脚被烫破皮，犯人用烟头烧我的脚面、脚趾，我的头部上方右侧被打成一个坑，用手一摸很明显；耳朵被打的出血，至今还听不见声音，左侧第三根肋骨被打伤，疼的不敢动。即使这样，我还被逼迫坐“特殊”的“尖板凳”，不准睡觉，不停的被浇凉水殴打。

被罚坐“尖板凳”的第二天早上，我被犯人带到水房，被强制脱光衣服，两个犯人把我按倒在地，三个犯人从我头上往下浇凉水，每次浇二十多盆，用盆浇完后，犯人又开始用水管子往我身上浇。

酷刑演示：浇凉水

我被罚坐尖板凳第八天中午时，犯人用鞋底猛打我的脸部，造成我的左耳被打聋，至今还没恢复正常。犯人还用胶皮管抽打我的身体，我的身体被打的黑紫色，犯人边打边说：“打死就给你填一个正常死亡表”。记的当时有殴打我的犯人有：刘立国、朱忠斌、刘立军、周博、刘宇、李月等，这些都是犯人在狱警的指使下干的。

酷刑演示：鞋底打脸

残酷、野蛮的暴力殴打导致我严重头晕，控制不了身体平衡，走路总要摔跟头失去记忆，目光呆滞，什么也不知道，恶警说我是个傻子。

四、命危

过不长时间，我还出现吐血症状，见我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我被带去本溪市医院检查，钱由我家自己拿，警察说你头部有病，后来监医说我是多发性脑梗（脑血管堵塞）、腿部神经炎、腿上的血管都瘪了，三个人给我量血压都没有血压。因左侧肋骨被打断内伤，疼痛严重，医院检查内腔长东西了，医生说：是长瘤子了。

从医院检查回监狱后，身体情况越来越严重，吐血，吃东西就吐，不能走路，由犯人背着来回上厕所，一个多月没有吃东西，吃不进去，吃了就吐，长时间处于昏迷之中。警察叫犯人每两个人坐在床边监视我，他们在等着看我什么时候咽气。最严重时，当我很长时间苏醒过来一次时，我听到犯人说又醒过来了，那时腿，脚都发凉，一直凉到上半身。

我当时心跳失常，呼气困难，时刻都有离开人世的可能。我对自己说；“决不能死在这里，如果死在这，家里人也不会知道我是被迫害的，监狱会给填个正常死亡表来欺骗家人”，我挣扎着坐起来，因门就在我床边，我用全身力气将门撞开，倒在门外走廊里。走廊里监控器多，那时犯人正在上班去干活经过走廊，很多犯人看到我倒在走廊上。监视我的人把我抬回房间扔到床上，我这举动才引起警察的重视，看到我这样随时都有可能离开人世，情况严重不得不报到监狱领导那去，监狱领导看了监控，教育科领导也来了，他们看我这样了，下午他们将我送到本溪第四医院。老医生看到我头部被打的一个坑，问什么打的，打这么严重。我在第四医院住了一个月后，警察又带我到监狱管理局总医院住院治疗。

五、十万多元医疗费

二零零九年夏天，我被转移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总医院住院两年半。期间，我的住院费加上诊断费以及家人住院陪护费大约共花了十万多元，都是我家属自己拿的。这都是对我家庭经济上最严重的迫害。监管医院的住院费每月最低在一千七百元到一千八百元，最高达四千元到五千元甚至更高。

期间，由于我遭受的非法关押迫害，我妻子承受不住迫害的压力导致精神失常（花医药费三、四万元，连精神病院都去过），同时出现心脏病，甲亢病症，送去医院花去几万元，再加小女儿巩巩月媛在沈阳女子监狱遭受三年半的迫害。

这几年我们家经济被迫害损失达二十多万元。我在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总医院被非法关押迫害一直到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即：我被非法刑期已满的日子，监狱才将我放回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