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李箫在《刑事控告书》中叙述遭迫害的事实：

一九九九年九月底，我因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北京警察劫持到荒郊一个地方，两天不给喝水吃饭，两天后，重庆南岸区弹子石街道大佛段派出所警察王军把我劫持到南岸区看守所非法拘留一个月，期间看守所所长谭某和警察唆使其他在押人员把我打得遍体鳞伤，我还遭受背铐、鸡啄米铐等折磨。

酷刑演示：背铐

两年劳教迫害死里逃生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我再一次到北京信访办上访，当我填完上访表格后，再次被劫持到重庆驻京办，十二月二十九日，我再次被大佛段派出所警察王军非法刑拘在南岸区看守所，一个月后把我绑架到重庆女子劳教所迫害两年。

酷刑演示：吊铐

在女子劳教所里，一大队队长宋平因为我坚持“真善忍”信仰，将我吊铐在上下铺的铁栏杆上长达数月，还多次被关黑屋小间里面，里面的吸毒劳教人员也在劳教警察的安排下经常殴打辱骂我。然后常常不让洗漱，每天只给一点点饭，导致我那段时间身体状况非常糟糕，例假都没有了。

中共酷刑示意图：背铐（“苏秦背剑”）

后来我被转到二大队，二大队的大队长余庆华知道江泽民“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的政策，她在女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出名的心狠手辣，她当时为了逼我放弃信仰，让十一个吸毒劳教人员和我住一个监舍，安排他们轮流监视、迫害我，毒打和各种酷刑折磨就是家常便饭。余庆华用各种酷刑迫害我们，比如先铐上“苏秦背剑”，再把我放倒在地上，胸口处放一个矮小的木凳子，身体所有的重量都压在胸口木凳子上面；他们后来觉得“苏秦背剑”折磨力度还不够，就会在铐上“苏秦背剑”后，把手铐掉在上下铺铁栏杆上长达数小时，剧烈的疼痛曾一度使我窒息，并把自己的嘴唇都咬破了都丝毫没有感觉。也就是那个时候长时间的各种变态酷刑折磨使我落下了经常不能正常呼吸，心动过速的病根，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左右手腕两侧都是麻木的。

在劳教所里面还强迫我一直蹲着，蹲着时间太长，最后我双脚神经完全失去知觉，终于有一天我不听使唤的双脚在走路的时候双膝直接磕在水泥地上，什么都不知道了。接下来又是长年累月的吊铐在上铺的铁栏杆上，双脚长期肿胀，每天最多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哪怕是夏季都不准我们洗漱。

我绝食要求余庆华停止对我们的虐待和酷刑折磨，结果余庆华看到我绝食非常开心，原来是她可以用鼻饲进一步折磨我了，鼻饲的橡胶管长达数天插在喉鼻腔不取出来非常痛，每次取出来，橘色的鼻饲橡胶管上面都是满满的血丝混着脓液，余庆华、房姓狱医和狱警们都异常兴奋。

酷刑演示：野蛮灌食（绘画）

有一天，他们突然把长期关禁闭的我拉到劳教所操场做肝肾、视力等体检，居然破天荒还开车把我们法轮功学员拉到少管所拍X光检查心肺，但绝不是关心我们的健康，我们都感到很蹊跷。直到二零零六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的罪行被曝光，我才知道当时我真的是命悬一线，要是有配型成功的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劳教所的酷刑迫害例子太多太多，谩骂和各种侮辱更是从来都不绝于耳的，回头看看，劳教所的邪恶程度远超于纳粹集中营，我能活着出来真是万幸，因为我身边就有没能活着出来的同修。

被洗脑班迫害致命危

二零零五年九月七日下午，重庆南岸区大佛段派出所警察张蜀军等人将我绑架到重庆南山洗脑班迫害，短短三天时间，我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他们趁很晚的时候外面没有什么人，通知急救车悄悄把我拉到重庆第五人民医院抢救。那个时候我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了，醒来后发现我身上、手上、脚上连接着很多检测设备，我同时还吸着氧气管，这种情况下我多次要求看守我的警察、协警和治疗我的医生把病历给我，他们都拒绝了。病历也不给我，我家里大衣柜抽屉里的“解教通知书”也不翼而飞，做的那一切一切都是多么阴暗多么见不得人，多么怕曝光！

丈夫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零九年十月，我丈夫被绑架并被判刑三年，南岸区警察抄家抢走我们的钱和电脑手机等物品，在重庆永川监狱我丈夫被迫害严重，无法正常行走。

我先后找永川监狱、重庆司法局、重庆监狱管理局，要求他们停止迫害我丈夫，都没有用。永川监狱还有恃无恐，不仅不停止虐待折磨我丈夫，还跑到南岸区找到“六一零”主任，要求他们把我绑架到劳教所去，导致我被迫离家。

家人备受伤害

这些年来，我因为坚持自己的信仰，重庆国安国保、南岸区大佛段派出所和居委会长期骚扰、跟踪、监视我，对我和我家人的恐吓从来没有消停过，本来身体不好的妈妈被吓得长期处于恐惧之中，短短两、三年时间里新添了多种重大疾病，多次打120急救。

由于我被非法劳教，我父亲单位被株连没能评得一些奖项，单位的人把怨气都怪在我和我父母身上，再加上江泽民一伙通过各大媒体诽谤、造谣、诬蔑法轮功，使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无端仇视我们，社区还安排低保人员或者拿钱喊休息人员闲杂人员监视、跟踪我，过年过节还跟踪到亲戚家里去。使年迈的外公外婆非常害怕恐惧。让我们一家人身心备受严重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