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这突发状况，我平和而又坚定地回答：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为什么起诉江泽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其余具体问题，我拒绝回答，也决不承认你们的笔录。

以理服人

首先从法律上讲，《宪法》明文规定，中国公民有信仰自由，有依法举报国家工作人员违法犯罪的权利。再说，公安部公布的十四种邪教中也没有法轮功，因此，我修炼法轮功和起诉江泽民都是合法的。

其次，从名词概念上讲，“邪教”之所以“邪”无非是骗钱、骗色、害命，而法轮功的宗旨是“真善忍”，让人修心向善，何邪之有？从我个人具体表现上说，自我修炼法轮功后，做的哪一件事是邪的，请举例说明。

他们无言以对。一警察说：“不管怎么说，反正你不能……”我说，信的内容想必你们已经看过了，信中所写的我在北京看守所，本市拘留所，派出所，洗脑班所受的迫害都是真实的，而这一切迫害都源起于江泽民，因此，我就该起诉他。再说了，江泽民是中国第一大贪，正是他以贪腐治国的政策把中国推向了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的巅峰。他道德败坏，他还是大卖国贼，他把相当于几十个台湾的国土都拱手送给了别国。是他虐杀法轮功的指令，使几十万无辜的好人被关进牢狱，使数以多少万计的善良人被活摘器官，失去生命。他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十恶不赦，这个帐迟早要清算，你们可不要助纣为虐啊！

让事实作证

我对警察说，你们平时听到的都是对法轮功不实的、抹黑的宣传，既然我们今天有缘见面，就请听听我修炼的情况吧。

我以前多病缠身，久医无果，修炼后不久，最折磨我的青光眼、肺气肿、心绞痛、胆囊炎都神奇地不治而愈，如今我二十年来未吃过一片药，未打过一次针，节省了多少医药费，并且每天都精力充沛，这有什么不好吗？

我一直任毕业班语文课和班主任工作，修炼法轮功后，学生和家长非但没把我轰下讲台，而是想方设法把孩子转到我班。当时校长规定，谁转学到我班必须缴高价学费。即使如此，家长不惜花高价也要把孩子送我教的班。九十年代的社会风气，已是物欲横流，人人向钱看了，这风也波及到了学校。老师们延长些教学时间，每人每月都要收五十元补课费。而我除周日外，每天无偿为学生补课，并严令不准给老师送礼，硬送的悉数退还。

我爱岗敬业，一直是学校的教学骨干。一次，市教育局组织全市小学生作文竞赛，我班学生吴××荣获全市第一名，同年，市图书馆举办的“读好书”作文竞赛，我班王××获得第一名，另有多名同学获奖。由于教学成绩突出，市教育局和两个区教育局都请我去为他们办的作文班讲课。我本人也由连年的区级先进被评为市优秀教师。

我临退休时，所教学生的家长自发地几次三番地找校长，要求延后我的退休时间，把他们的孩子送毕业。甚至恳求校长，我们情愿把X老师的工资扛起来，不要你们教育局出钱。校长很为难，一再向众家长解释，你们的心情他理解，但上级有退休政策，是学校无权改变的。

修炼使我淡泊了金钱。九十年代末，我老伴单位破产，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就靠我每月130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困窘。一次我到某工商银行取钱，工作人员由于疏忽，竟多给了一千元，我毫不犹豫地退还，受到银行领导和当时众多取款人的交口称赞。事过两年后，我老伴初次领到退休金，因工资本尚未办好，是让签名领取的，可后来发下工资卡时，我发现，已领过的1097元工资又打到了卡上。我立即到社保局退还。社保局的工作人员很是惊讶，她激动地所：“到我们这儿都是来要钱的，来讹钱的，退钱的你是头一份儿。”我告诉她，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是我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人的。

说到这儿，我说请问你们，让人身体健康，努力工作，道德升华，难道成了法轮功的罪状了吗？告诉你们这些，决非想表现我个人如何，只是想让你们了解法轮功学员是如何尽力按师父的要求去做一个好人的。

听了我的讲述，他们沉默了，我拒绝看笔录，拒绝签字，他们也没说什么，就走了。

“对法轮功，是太过了”

三天后，我主动到派出所，找到来我家的警察，向他出示了《最高检察院关于保护公民举报权利的规定》，善意地指出，你们的做法才是违法的。他说：“我们是工具，身不由己……”

我真诚地说：我也是从你这年龄过来的，当初也有过你这样的盲从，因为，我二十岁时，不幸赶上文化大革命，可十几年过后，当我明白了我的青春年华、我的忠诚和热情，全是无谓的牺牲，是被愚弄时，你能体会我心中的悔恨，那百感交集的滋味吗？不错，你们是专政工具，可你们首先是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兼听则明，我多么希望你的人生少些弯路啊！

我的善意打动了他，他说：“对法轮功，是太过了。”我还给他讲了“柏林墙”的故事，告诉他，领导的决策，有对有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动准则。临了，我说欢迎你到我家做客。就这样，一场危机被化解。我相信，明白真相的警察再不会积极执行迫害法轮功的命令了。